网易

近日与朋友闲聊中国的大学改革问题，不觉间话题就落在为什么公众对中国高等教育如此不满，甚至民间所谓的“新三座大山”中就有教育收费一项。达成共识的是，社会危机最可能发生在公众期望与实际的回报产生严重错位的时刻。显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学具有崇高的威望，它肩负了无数中国人修齐治平的梦想，还被赋予了捍卫启蒙、正义、良知的使命要求。然而，时下一些精英的公然违约、不加掩饰地与利益集团合谋的后果已无形中消解了大学的使命特征。同时，大学生找工作面临的异常困难的现实，使广大公众在缴纳了昂贵的学费以后，对获得的实际回报感到失落。所有这些都是大学遭到人们诟病的原因。然而这还只是表面现象，在本质上，大学已经发生了再生产模式的蜕变，也许，我们更应该问：谁俘虏了我们今天的大学？

在笔者看来，有三种力量导致了中国大学面临如此尴尬的境地：符号资本、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的强大渗透，导致大学的再生产模式发生了严重的蜕变，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大学在公众心目中出现了空前的认同危机。如果我们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分析一下大学面临的困惑，或许问题就显得清晰明白了。

先说符号资本，这是市场经济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当下我们的生活与行动被符号牵引着。如各种品牌、头衔、威望等，各大学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大力引进院士就是一个典型。对公众来说，还有一个显眼的现象就是，任何文体明星只要愿意都可以上名牌大学，而各大学还对此热情不减，这种现象让公众对大学放弃本应保持的公平性持有严重的不满。其实，这个现象很好地说明了大学再生产模式的改变，通过招收演艺界、体育界的名人，达到了给大学做免费广告的目的，大学也像企业一样需要宣传，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达到了最大的产出；而引进国内外学界名流，不但可以提高学科的知名度，还可以在科技资源的分配中占据有利位置，这也是一种交易。符号资本的泛滥，使大学也像企业一样开始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这个过程的代价就是公平的丧失。

在社会的场域中，大学的职能是文化资本的生产与消费。但是经济资本的侵入，导致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相互勾结，大学通过向经济资本交换文凭、培训、荣誉等，换来经济资本的赞助，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的现象。问题是，这种交换是有原则和限度的，没有真正经历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大学，很容易出现交换的原则和限度在经济资本的诱惑下完全丧失抵抗力的现象。这种情况加剧了高校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越是名牌高校越容易与经济资本发生交换行为。相反，那些非名牌学校为了尽量缩小被快速边缘化的境地，纷纷降低交换门槛，以求换来经济资助。正是这种交换行为的泛滥，导致大学的公信力一路走低，这种情形也塑造了大学畸形的经营理念。为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夜之间替经济资本辩护的精英们如过江之鲫，而为弱势群体言说者日渐稀少了。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公众对大学的传统定位与认同。

权力资本对大学的渗透，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先不说外部权力对大学的挤压，单从内部来说，这种状况就加剧了大学日益行政化的步伐。在大学里教师是弱势群体的无情现实，已经揭示出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深层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大学具有的相对自主性，在权力资本的挤压下，已经消散为一种遥远的记忆。缺乏相对自主性的大学如何能够培育创新的文化土壤？

在笔者看来，正是上面三个原因，导致大学面临巨大的认同危机。也正是这三个原因俘虏了我们今日的大学。要恢复大学原有的荣耀与认同，我们需要一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学，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一种与功利主义保持适当距离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