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访谈录]陈桂兰:笑对人生

2009-10-11 17:39:47 来源: 网易
0
分享到:
T + -
有人到现在还说:“其实当年你不回来也会干的很好。”但我不后悔自己回来。然而事情都有两面性,有所得必有所失。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悦之”。


【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合肥人民广播电台在新的台址为您播音。”“播音员一播出,台里的工作人员欢呼起来。因为我们台里连搬家都没有停止过播音。事实上我就没想过要停。现在想来,自己太要强了。”

【印象】

如果不了解的人看到她,绝对不会把这位精致优雅的老师与她的年龄联系起来,因为她看起来绝对年轻。如果不了解的人听到她说话,也更不会把这位声音委婉动听的老师与她叱诧风云的职场生涯联系起来,其实她很要强。

【建言】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努力、投入地去做。同时要以平和的心态去生活,当你看到阳光灿烂,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热爱生活呢?

【简历】

1944年生于江苏南通。长期从事新闻实践、新闻教育及相关管理工作,现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兼任上海市女记者协会副会长。

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

1970年至1983年在《合肥晚报》工作,期间担任社长。

1983年至1989年在合肥人民广播电台任台长。

1989年至1993年任合肥市广播电视局局长。

1993年底担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

教育与学术交流经历:

1995年赴韩国高丽大学访问交流;

1996年赴台湾新闻传播界与新闻教育界考察;

1999年赴法国斯特拉斯堡新闻学院访问交流;

1999年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研究;

1999年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访问交流;

2001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研究。

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传播、媒介管理与媒介经济

代表成果:迄今出版著作4部,发表论文 8篇。主要有:

著作类:

《报业发展态势》(主编)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新闻职业道德教程》(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薪继火传》(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新闻职业道德案例评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论文类:

《试论我国广播电视业的法制化管理》,《新闻大学》1998年冬季号

《从广告份额的变化探析电视媒体的经营之道》,《新闻大学》1999年夏季号

《试析经济体制改革与报业经营改革的互动》,《新闻界》1999年第2期

《入世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对策》,《 新闻实践》2001年第10 期

《传媒集团化的风险分析》,《新闻记者》2003年第2 期

在资料室里找到陈桂兰老师时,她正坐在一张洒满阳光的桌子旁,静静地看着书。身着一袭格子套裙的她那优雅、闲适的姿态正如同一朵兰花在默默地散发着幽香。

选择新闻是因为喜欢

生:您读书时为什么选择了读新闻呢?

陈师:我读书受祖父的影响很大,小时候因为经常在家里看到祖父读书的情景,就觉得读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由此对读书产生了兴趣。而读新闻是受父亲的影响,因为我父亲特别喜欢看报纸听广播。当时我们家里有一个收音机,父亲特别喜欢听,我也就对新闻很感兴趣。那我们要学习毛选,毛选中就有一篇安娜· 路易斯采访毛泽东的文章,看完后就觉得一个女记者多了不起啊。于是就产生了对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向往、憧憬,而复旦新闻的巨大的吸引力使得我下定决心要考复旦的新闻系。尽管没有很大的把握,但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这个专业,因为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父亲也是很支持我念书,在我们家是男女平等的,父亲一直把我跟男孩子一样来看待、培养。

忙碌在新闻工作的第一线

生:您1968年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后,去了哪里?一直到1993年回新闻学院执教,您从事跟新闻有关的工作吗?

陈师:1968年复旦本科毕业后就去了安徽,当时毕业后都要参加贫下中农再教育,班里毕业时有三十个人。毕业后我们都到各地农村,我在安徽劳动的时候写了一些稿子被报社采用,那时有“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的评选活动。然后就被派到报社办的新闻培训班去给他们做培训,还被分配到师范学校做了老师,后来要求专业对口,1970年很幸运地到了《合肥晚报》报社工作,直到那时才当上了梦寐以求的记者。所以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做事特别投入、努力。在那里一干就是14年,做过记者,编辑。采访的对象很广,比如工厂、铁路交通战线上的工人、拉板车的人等等,这一些经历对我的锻炼比较大。

1984年,我被派到合肥人民广播电台,当台长,在这个台里创办开播了《早新闻》栏目。为了这个栏目每天早上准时播出,我们几个负责的人早早就要起床,因为节目要我和副台长审查以后才能播。后来又学习广州经验引进了主持人的节目,举办了传统相声大赛、普通话大赛。做台长期间广播电台搬家也没有停止过播节目,干劲十足,把工作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以至于到现在那些老同事们还写信说常常回忆起当年满怀激情的往事。

1989年至1993年的这段时间去合肥市广播电视局当局长、合肥市市委委员。

生:听起来您的工作很充实也很繁忙?

陈师:工作的这25年中,我确实很忙碌,以至于我母亲问我一句话让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来过春节?你对家里有意见吗?”想想自己确实在这么多年里很少回去,压根就没想过这件事,因为每当过年的时候,是工作最忙的时候,“新闻”不过年。不过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回上海老家了,就有时会趁出差的时候回一趟家。

母校的邀请使我感动

生:那您为什么在事业春风得意的时候想到回母校任教呢?

陈师:1993年是改革开放正在加大步子的一年,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高校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波的影响,很缺少人才。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面临着人生的第二大选择,合肥市要调我去市委常委,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复旦新闻学院却要我回去,内心的挣扎,思想斗争在所难免。犹豫之余我还是选择了回来,因为母校的邀请另我感动,且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充满着诱惑,它是一个长居久安的地方,它的地理条件人文环境都具有着吸引力。

还有一些个人原因,我当时认为回来对全家都有很大的好处,可以更好地照顾父母,更好地关心孩子。复旦当时给的条件很优厚,可以给我们全家解决户口问题,给我爱人调动工作,还分了一套房子,我就想这样我可以不用去挤父母了。我这个人,给别人或公家争取利益的时候能够极力争取,可一碰到自己的事情就不行了,张不开口太爱面子。所以复旦的条件让我很感动。

其实当时很多人难以理解我为什么要回来,说放着一个市委常委的位置不去,怎么要去学校里当老师?我的一些领导还在劝我说学校的工作很难做,要有思想准备。不过在拖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还是给签了字,因为想想我毕竟把我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合肥市。再不回去就永远回不去了。很有意思的是,直到现在我回去他们还在说:“我们始终认为放你走是错误的!”

生:回到母校,您就马上投入了教学工作?

陈师:我回到母校后有一年的时间在上广播电视概论的课,可能因为我在广播电台工作过的缘故吧。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这个课正好没人上缺老师,所以我要说是“应需”。

新闻业界与学界,各有所长

生:那您觉得上课跟您做业务时一样吗?新闻的业界跟学术界哪个您更钟情哪个呢?

陈师:各有各的好处,新闻业界可以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而且能学习很多的知识,可以接触各行各业的人,这些都能促使你不停地学习。我在工作过程中就结识了不少人,像发电厂、炼钢厂、煤矿的工人,在采访他们时就学到了很多原来不知道的知识,收获颇丰。

觉得学者考虑问题跟业界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很有系统性,还有就是学者的眼光有历史性,全面性,非常开阔,某种程度上讲比做业务更难些,要求更高些。

1993年底我经过民意选举做了常务副院长,接了丁淦林老师的班。

生:那您觉得做院长跟以前做社长、台长的区别是什么?更轻松了?

陈师:我觉得做院长是件很难的事情。那个时候对回来的难处估计不足。工作上的难度还是很大的,虽然都是跟新闻有关的工作,一个是新闻实务,一个是新闻学术,也就是新闻方面两个不同的行当,但是其行业特色是有很大差别的,高度也不一样,所以我说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把我“赶”到了这个舞台上。

而且我对自己家庭也没有照顾好,自己考虑的太少,总觉得有房子了有户口了就什么都有了。却没有考虑到孩子们不适应这里的生活,对孩子的关心不够,因为他们是在另一个环境里长大的,他们进了上海的重点中学,学习跟不上,然而孩子们心中的压抑与痛苦直到后来过去了很久才告诉我,所以现在看到那么多的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很关心,由衷地为这些孩子感到幸福。

所以在我六十岁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孩子们,感谢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坚持挺了过来,还要感谢那么多信任我的老师,感谢他们让我顺利地回来,还要感谢我的学生们对我的尊重,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回首往事,无怨无悔

生:您不要这么说,您对新闻学院的贡献很大。

陈师:尽管我在任的那些年也为新闻学院做了不少事,但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没有解决。而且因为忙着搞行政工作,觉得自己在学术著作上是有欠缺的。

但我觉得自己有一个优点就是做事很投入,从1993年底一直到2001年的1月,在这整整7年院长任期中,有两件事我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就是我对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做了一些事情。比如当时是没有资料室的,尽管今天看来这个资料室已经很破旧了,可是当时连这样一个地方都没有。所有的报纸都堆在一个仓库的地上,我想这怎么能行呢?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创造一定的条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于是就根据我的情况根据学院的需要去找人“批条”,我不是为了自己,只是想为搞学术的人创造一定的条件。那么就要去争取钱,理直气壮、不卑不亢地去找有关部门,我的理由就是复旦新闻学院这么有名的院系现在的状况却穷到这样,新闻学院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优秀的学生,他们现在都是传媒界出色的人才。但是我说老师们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却干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新闻学院是需要再发展的。其实我也就是把事实讲给别人听,我的话感动了很多人。这些人包括了海外的和台湾、香港的人士,他们都为复旦捐赠了书籍,后来有16家院校都为我们赠书。当时新闻学院的建设也得到了时任市委副书记龚学平、中宣部副部长龚心瀚的支持和帮助。《广州日报》给我们捐了100万。院里最后共筹集了近1000万的资金,筹备设立了复旦奖教助学基金。这笔钱就用来就装修了资料室,给老师发了一些补贴,余下的一直到1999年才用完。

另外,在做院长时,我除了争取钱以外,还为学院招了一批人才。当时复旦还是比较缺老师的,因为有的老师走了,就需要别的人来做这里的老师。所以就陆续招了一批老师进来,像黄旦老师、陆晔老师、杨敏老师、吕新雨老师、叶昌前老师、孟建老师、张海鹰老师等等。为复旦留了这么多优秀的老师,我至今回忆起来觉得很愉快。

生:新闻学院的媒介管理课也是在您任院长时上开展起来的吧?

陈师:当媒介管理的课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时,我们学院就开了这门课,这个课最初是姚福生老师上的,后来他退休以后就由我来上了,那么这个课的资料都是由我和姚老师来写的,当时上我课的一个学生——暨南大学的教授支庭荣现在已经是专门研究媒介管理方面名人了。这个课是一门新开的课程,想把它上好是不容易的。

生:您后悔过回来吗?

陈师:有人到现在还说:“其实当年你不回来也会干的很好。”但我不后悔自己回来。然而事情都有两面性,有所得必有所失。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悦之”。我能够在任院长期间,引进和留住这么多优秀的老师,想到就让我油然而生幸福感。另外,能够回到教师岗位上,也让我知足。有的老师曾开玩笑说:“就算复旦什么都不好,学生好就知足了。”为此,我也感到由衷的开心。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跟国际接轨方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在这里工作的另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跟许多国家的学者进行交流。非常难得的是我下来以后访问了一些国家,我们这里的很多老师后来也去英国学习。

坦然面对生活

生:您对今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吗?

陈师:我现在尽量地放松自己,一个人最需要做的就是要战胜自己,一个成功的人应该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我现在想做一些有益于家人、年轻人或者说是社会的事。

心头永久的遗憾

生:那您现在觉得自己还有什么遗憾吗?

陈师:我感到自己还有任务没完成,欠下了几个债。一个就是孩子们的事自己做的太少,毕竟我也是个母亲。不过另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都生活的不错。

另一个债就是随在学术上虽然也写了一些论著,但还是觉得有些东西的高度是自己一辈子都无法达到的,尤其是在我走访了一些国家或静下来做了一些事的时候,我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读的书越多越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师和学生的目光,这也许是最大的一笔债务了。另外也有性格原因吧,我自认有理想主义的倾向,既然认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说不好的话就沉默吧。

(文:李小翠 采访:晁小卉 李小翠)

峰子 本文来源:网易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分享到:
跟贴0
参与0
发贴
为您推荐
  • 推荐
  • 娱乐
  • 体育
  • 财经
  • 时尚
  • 科技
  • 军事
  • 汽车
+ 加载更多新闻
×

工作常用Excel技巧,专治各种头疼

杭州严禁教师参加升学宴

态度原创

热点新闻

阅读下一篇

返回网易首页返回校园首页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