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校长徐立之:大学校长有必要去行政化

2011-01-12 14:45:25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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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著名分子遗传学家徐立之认为,进行科研的同时,大学同样应该坚持考试教学之本位,以培养不同领域的人才为目标。

港大校长徐立之:大学校长有必要去行政化

香港大学校长,著名分子遗传学家徐立之

第一财经日报消息:虽出身科研人员,但身为香港大学校长,著名分子遗传学家徐立之认为,进行科研的同时,大学同样应该坚持考试教学之本位,以培养不同领域的人才为目标。

2002年9月起出任香港大学校长的徐立之,2005年被香港市民评为“最佳大学校长”。

在徐立之看来,大学排名只是迎合家长之需要,每所大学均有其社会与社区价值,而究竟学校排名与地位如何,应该由学生来评定。

作为中国教育界的重要人士,徐立之同样关注内地的大学教育。他谈到校长去行政化问题时说:“学校的校长需不需要一个行政等级上的名号?我觉得不需要。”在西方,教学和行政是分家的——就算本身是政治人物,但一到学校里,则把所有不相关的东西分清。“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成为一个好校长。”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徐立之。

一流大学要讲研究,也要讲教育

第一财经日报:近年来,内地不少大学希望跻身于国际高校排行榜前列,但大部分高校仍面临不少挑战,外界对教育实施改革之声颇大。身在香港地区,你怎么看中国大学教育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徐立之:你说到“世界一流大学”,其实涉及一个定义问题:什么是“一流”?这个定义很广泛。有些一流大学是做研究的,而有一些是培育人才的。说到“世界一流”,大家就会提到大学排名,但这些排名往往是用研究成果去排,没有把教学的部分考虑进去。在美国,就有一些大学只是纯教学的,没有研究,或研究只占很少比重。但是,他们很出名。

我个人认为,大学在每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都很重要,它是培育人才的地方,所以教育是大学要重视的。但大学也有另外的作用,即知识创新及学术研究。

最后,评判一所大学好不好,学生自己的眼光是最重要的——学校做成什么样,学生自己最清楚。我认为,做世界一流大学要讲研究,也要讲教育,两个都很重要。

日报:香港地区集中了多所大学,竞争相当激烈,你对于港大的发展定位是什么样的?

徐立之:我们自己定位是研究型大学。虽然刚开始时,香港地区整体的研究风气还不是很盛,但现在港大研究之风已经很好了。

港大成立之初,我们的先贤说,香港大学是为中国而立的,现在仍然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常跟同学说,将来做事、找工作,不应该只是在香港地区,应该在全国,要放眼世界。港大的学生,要可以在世界各地竞争才是好的学生。

日报:港大现在主要的挑战在哪里?

徐立之:人才。在国际会议里,如果常有我们的老师和教授被邀请做专题报道,那我们的学科可能就是世界承认的学科。我们有不少目前都是这样,但不是每一个老师都如此,我希望每一个老师都可以这样。

当然,成就也不是只是看论文的引用,也要看是否真的对社会有贡献。至于排名,我们从来没有看重。我们看的是老师成就在哪里,是不是得国际大奖,是不是在国际学术会议里面得到尊重和推崇。

第二就是缺资金。我们在香港研究资助局拿的钱还是最多的,但相对于实际需要还很少,我还是需要替老师们去找钱。我在筹款方面得花很多工夫。比起欧美国家的研究经费,我们是较少的,有时候甚至比内地的高校还少。

日报:港大的教育经费主要是政府拨款吗?另外也靠校友捐款?

徐立之:校友捐款帮助很大,但是社会人士捐款更多。我们去年财政中,政府资助部分不到50%,其他都是自己找回来的钱。我们筹款回来的钱都是做研究用的。

日报:身为校长的你也要兼任去拉赞助的业务?

徐立之:对。不过资助我们的学术,帮助我们学生,筹款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每次讲这个事情都是宣传我们学校好的地方。我常常说,学校做得好,有成绩给大众看,资助大学的就真的很不少。今天还有人打电话进来告诉我赞助100万。我还在查这位是谁。

日报:他们一般不留名吗?

徐立之:有名。但也要查一下具体是谁。常常有人会直接把支票寄到办公室来。在“SARS”期间,有一个老婆婆拿了支票来学校捐钱,她连字都不会写。她说你们做得很好,今天她刚好爬到山上去做运动,顺便给我带支票。所以我们认为,学校在研究方面做得好,一定会有人支持。

政教应该分离

日报:港大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哪些事务上受到特区政府影响?在哪些方面拥有自主权?

徐立之:其实在香港,政府跟大学之间隔着一个大学拨款委员会,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所以政府的声音不会直接传到大学来。

大学的拨款通过上述委员会。但委员会里有不同的小组,分别审查学术和研究等领域,这些委员会成员由不同人士组成,有本地也有外地的学者,甚至还有外国专家,他们一起参与管理,看学校的素质。这个委员会每年要做评审,每三年做一次预算。没有政府官员直接干涉我们。

日报:你对校长这个身份是怎么理解的?

徐立之:以前在公务员架构里,香港的大学校长薪酬与相应的公务员等级挂钩,现在脱钩了。老师的薪酬跟公务员无关了。校长是不是需要一个行政上的等级或是公务员的名号?我觉得不需要。

在西方,政教是分家的,学校的校长,就算本来是个政治人物,一到学校,要把以前的东西全部分开。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成为一个好校长。

学校最重要的是学术的自由。老师要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他们只是受同行的评审,任何学术都是被自己的同行评判。

日报:看来你个人比较支持校长去行政化这种做法?

徐立之:对。我想这是一个制度的改变,应该有一个过程。

日报:在香港高校,学生经常会挑战校方管理层,或是参与一些引发社会讨论的活动。你是怎么处理这种事情的?在处理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方面有什么体会?

徐立之:在港大,学校本身是不谈政治的。但是在学生和老师里面,(会)鼓励他们去讨论。我们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度,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可以进行。

他们有什么需要协助,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帮他们解决。比如学生刚到校,离开家庭,压力很大。过往他们学习成绩很好,但一到大学,全部都是好学生,不再考第一了,心理压力会非常大,这时需要的照顾就很多。

我们会替学生收会费,他们会有许多学生会组织,但完全独立,有很多不同的分会,谈论的事情也很不同。他们最主要就是要尊重法律,要尊重别人。

学生来校第一天上课时我们什么也不上,而是交流。请警方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员介绍,香港的环境如何,应该怎么适应环境,需要帮忙时要找谁等。

我们的学生有一些是非洲来的,有一些是美洲来的,有一些欧洲来的,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他们分享怎么度过在香港的生活或是艰难的日子也很有趣。

徐立之

●著名分子遗传学家

●1950年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生物系,于1972年获理学士学位

●1974年,中大硕士毕业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并于1979年取得博士学位

●先后在美国田纳西州Oak Ridge国家实验室及加拿大多伦多病童医院遗传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并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多年,任多伦多病童医院研究所遗传系主任及首席遗传学家

●1989年,领导研究发现了人体第七条染色体内的囊状纤维症基因缺陷,从而奠定了他在世界遗传学界的权威地位

●2002年9月起,出任香港大学校长,2005年被香港市民评为“最佳大学校长”

李红颖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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