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该为年轻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单

2011-07-21 08:26:44 来源: 中国青年报(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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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钢,浙江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浙江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认为 想要提高年轻人的公共意识,国家就应该为年轻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单。

国家应该为年轻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单

黄建钢,浙江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浙江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

中国青年报7月21日报道:社会心理的成长,和人的心理是一样的,不可能永远都是顺境。一个人要是长期不生病,一旦生病可能就是大病。一个社会也需要挫折教育。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探索性的。作为执政党,你要让民众知道,探索过程中不能要求什么都是正确的。要求一切正确是革命党的思路。当然,政府也要有高度的灵敏性,建立起应急和自我保护的机制。一旦出现问题,要能紧急反应,而不是简单地阻止问题的发生。

在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高发的今天,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正成为当前中国各界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

“一切社会危机都可视为心理危机,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打造有力的信仰。”在众多试图寻找社会管理创新路径的学者中,浙江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浙江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黄建钢教授的观点,显得格外新颖而深刻。

《群体心态论》、《经济政治学》、《论公共社会》……近年来,黄建钢教授每一本著作,都在社会上引发较大反响。曾有媒体这样评价——“每每他推出的新观点总有些出人意外,但你细细琢磨之后,那里面不仅透露出敢为人先的勇气,而且是蕴含智慧的学理分析与切中时弊的大胆建言。”

日前,黄建钢教授赴京开会,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他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深入交流。交流中,他向记者详细阐述了他的群体心态理论、公共社会理论的核心思想,并运用这些理论,对当前中国社会进行了一次深入剖析。

“一切社会危机都可视为心理危机”

中国青年报:据我所知,您研究群体心态问题已有20多年了,当年您在北大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群体心态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为什么选择并一直坚持这个研究角度?

黄建钢:我开始研究群体心态,与我当年在北大的工作经历有关。我在北大工作了18年,有15年都在做学生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对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我发现,问卷调查的结果总是与学生们的实际行为存在很大差距。

在我试图解释这个差距的时候,弗洛伊德关于群体心理的理论对我启发很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的问卷结果只是当时大学生主观意识的反映,大学生在填写时,把我们的问卷当成了试卷,只想着怎样回答才是“正确”的。而当我们把调查结果作为大学生想法的客观反映并用来预测其实际行为时,就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这次小试牛刀之后,我便一直坚持用群体心态的视角来观察、研究社会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也日渐发现,群体心态的视角对于理解、解决当前很多社会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

中国青年报:有什么价值?

黄建钢:一切社会危机都由心理引起,都可以视为心理危机。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就提出,很多社会极端事件中都有着群体心理作用的痕迹。群体心理就像汽油,有着一点就燃的性质。在群体中,个体的理性往往会被群体的非理性所裹挟,使每个个体心理都陷入烦躁和急躁的状态,使很多事件发生“化学式”的反应。

中国青年报:具体一点儿,您怎么看当前社会的心理危机?

黄建钢:在我看来,当前社会最大的心理危机,就是信仰危机。具体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没有标准,社会运行当中没有方向,关键时刻没有选择。打个比方,当生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况,你会相信谁来救你?有人会想到耶稣或菩萨,而许多人可能谁都想不到,只能等死,心理就会很烦躁。像日本“3·11”地震后发生在国内的“抢盐风潮”,身边不少人劝我也去,我就说不可能没有盐。但很多人什么都不信,觉得只能靠自己,于是就去抢盐。

心理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的信任危机——“老百姓”正变成“老不信”,“老不信”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程度也逐渐加深。当信任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危险的发生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下社会的分化与冲突,并未阻碍人们公共意识的形成”

中国青年报:您2009年出版的《论公共社会》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我们感觉,公共社会更像是一个理想中的“桃花源”,是这样吗?

黄建钢:公共社会已经存在。新中国的前30年,实际上已经是公共社会,只不过比较低层次。从党的十七大开始,特别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社会原则上又在恢复改革开放之前的很多东西。比如社会保障、民生问题等。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社会在现实社会已经存在。但大家还缺少公共意识,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青年报:当下正是社会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培育出人们的公共意识,可能性有多大?

黄建钢:拿原子弹和氢弹来说,原子弹是“裂变”,氢弹是“聚变”,方向正好相反。氢弹的研制一定是在原子弹之后进行。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裂变”,是社会的矛盾和分化,而分化的同时又会有一个凝聚的反作用力,最终会形成“聚变”。

当下社会的分化与冲突,并未阻碍人们公共意识的形成,甚至会起到促进作用。人们越来越关注某些公共问题,例如民主问题、官员腐败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这就是公共心理的集聚。政府一定要非常重视公共心理基础的建设。如果政府不重视这一块,让它自由地集聚,就很容易出问题。

中国青年报:政府应该怎么做?

黄建钢:政府要做的事包括三方面:第一是物质上的公共基础设施;第二是制度层面的公共法律制度;第三是公共意识,这也是最重要的。

你看西方社会,他们有两大公共意识:首先是宗教意识,他们把单纯的宗教变成了社会的公共的宗教,这很关键,比如美国总统在就职时要手按《圣经》宣誓;第二是国家意识,他们使国家意识的范围从政府走向了社会。

中国青年报:我们国家的公共意识正处于什么水平?

黄建钢:我们的公共意识发展还不很充分。公共意识一般来源于信仰和国家意识。就宗教信仰来说,我们国家主张“无神论”,近来更逐渐演变成为“无信论”。“无神”和“无信”不是一回事,“无信”就是什么都不信了。信仰缺失的本质是价值缺失,价值缺失进而会引起标准的缺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有效的标准,只追求个人利益时,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

就国家意识来说,建国初期我们作为新中国的国家意识比较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个性、个人利益、个人领域的发展得到鼓励,国家意识近年来也出现淡化的趋势。

毛主席说过,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信仰领域也一样,人总是要有所信的,信仰不可能出现空白。与其让人们饥不择食、救命稻草随便抓,还不如打造有力的信仰,这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

中国青年报:眼下大家经常会讲到“信念”。“信念”是不是“信仰”?

黄建钢:信念,是当下的东西。信仰,要仰望未来。人们对待信念是现实与实用的态度,对待信仰是敬畏与崇敬的态度,二者不能同日而语。

“一个社会也需要挫折教育”

中国青年报:我们该如何看待当下发生的社会矛盾、挫折和困难?

黄建钢:一个个人、民族和国家经历的挫折越多,心理承受能力就越强。中国社会在经过60余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后,人们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范围和力量都增大了。

社会心理的成长,和人的心理是一样的,不可能永远都是顺境。一个人要是长期不生病,一旦生病可能就是大病。一个社会也需要挫折教育,像发展中的困难、自然灾害等,都是一种挫折教育。

现在很多事情都是探索性的。作为执政党,你要让民众知道,探索过程中不能要求什么都是正确的。要求一切正确是革命党的思路。当然,政府也要有高度的灵敏性,建立起应急和自我保护的机制。一旦出现问题,要能紧急反应,而不是简单地阻止问题的发生。

中国青年报:但我们身边很多人,一遇到问题就很焦虑,觉得社会都要崩溃了。要提高社会的心理承受能力,关键要做什么?

黄建钢: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比“文革”结束前好得不知道多少倍。但许多人觉得社会危险比那时候大,是为什么呢?因为近些年的发展,给大家灌输了一种“私”的意识,什么都从自己出发去衡量,没有宏观考虑。

心理危机的解决需要心理管理,心理管理的最佳方法,就是让社会不良情绪得到及时宣泄。很多社会冲突,都是由社会不良情绪集聚而生。与其让不良情绪越积越危险,还不如提供日常的宣泄渠道,只有这样,人们的心理才能回归健康,社会才能回归稳定。如何建立这样的渠道,是考验执政者执政能力的关键。

中国青年报:日常状态,我们有哪些情绪宣泄渠道?

黄建钢:众多渠道中,体育的效果非常明显。我们发展体育,就是要把专业体育、贵族体育变成大众体育。大众体育的特点,是公众能亲身参与或围观,实现情绪的疏导、激化和疏通,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我们要打造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众体育赛事,并打造体育品牌,像篮球的NBA、足球的世界杯等。现代社会,你看一个城市是不是良性化运转,就看那里的体育比赛有没有人看。

当然,像电影大片、演唱会等,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还有以前的国庆游行,人们都很振奋,作为一种群体情绪的宣泄,是很有必要的。现在电视业很发达,但大家都宅着看,没有群体的互动。应该鼓励大家都去电影院,甚至免费去看。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这个投入非常值得。如果你不给人们提供类似的机会,他就老有宣泄的需要,冲动压抑越久,力量越大,一旦有了口子,就会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就不可控了。

“国家应该为年轻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单”

中国青年报:您曾把中国青年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的青年以理想主义为基调,后30年的青年以务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基调。您预计,后30年的青年仍将回归理想主义。这似乎和很多人的实际感受不符。

黄建钢:人类的发展是在两个极端间摆动发展。我们前30年是理想的状态,后30年是现实的状态,之后30年又会回到理想的状态。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只是很多人还没意识到。

青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群体,现代社会公共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青年身上。以网络为例,网络是当前最大、最充分、最自由的公共空间,网络的主要参与者就是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在网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和参与程度都非常高,说明了他们这方面的强烈需求。

中国青年报:但现在年轻人只在网上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意识,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对公共事务则显得比较冷漠,很少主动参与。这之间的矛盾又如何解释?

黄建钢:这两种现象其实并不矛盾。现实的冷漠是“意识”的反映,网上的热情则是“潜意识”的反映。当他们独自面对着电脑屏幕,没有周边人的压力时,他们的确有着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正是因为年轻人有这种需求,他们在现实中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并不意味着平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情绪爆发的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只在虚拟状态下满足年轻人的需要,更要在现实生活中为他们提供渠道,疏导情绪。

当然,说年轻人在潜意识层面有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并不等于说他们的公共意识已经发展得非常充分。现实生活中,我们还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提高他们的公共意识。

中国青年报:如何提高年轻人的公共意识?

黄建钢:想要提高年轻人的公共意识,国家就应该为年轻人的公共教育成本埋单。大学教育思路有两种:第一种是精英式的大学教育,主要目的是传授知识、培养技术特长;第二种是大众化的大学教育,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公共意识与公民意识。

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主要是第一种思路,你学了技术,这技术以后是可以挣钱的,所以要收学费。第二种思路不同,目的在于培养出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意味着国家需要,而非个人需要,费用自然应该由国家承担。

举一个例子,在日本的书店里,日本地图都是可以免费拿取的,因为把地图拿回家,也是国家意识教育的一种形式。而我们的地图都需要人们出钱购买,这就只会发挥地图的实用功能。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都应该免费。现在博物馆都免费开放了,就是在发挥这样的作用,这也属于国家意识教育。

事实上,年轻人是最具有公共意识的人群,他们最少关注个人利益、现实利益。我特别主张在大学里推广公共意识,把大学打造成一个小公共社会。

李红颖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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