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公益人物候选人:燕兆时

2011-11-09 11:20:41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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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高收入工作,投身到公益事业,他支撑起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公益精神。

2011年度教育时评家候选人:熊丙奇

2011年度公益人物候选人:燕兆时

燕兆时  进入2011网易教育大选>>>

人物介绍:

燕兆时,曾是收入不菲的工程师。2010年,他接手了唐家岭的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把学校命名为“北京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学校里有两百多名打工子弟的孩子。干了一年,他自掏腰包,赔了15万元,头发也白了一半,但他一直坚持着。

推荐理由:

或许在有的人看来,放弃高收入工作不能理解;或许在有的人看来,自己赔钱做公益不能理解。燕兆时就是这样一个人,公益教育改变了他的生活。

投身到公益事业的人往往都没有“回头路”,正是他这样的人,才支撑起我们整个民族的公益精神!

人物语录:

1.我们想让孩子们认为,你本来就是小天鹅。

2.真正深入一件事情,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只看表面,才会觉得事情很简单。

3.我们就是一群怀着理想的人,去执着地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小到可能不能再小了。

4.我们不能有计划地制造农民工二代。

5.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事情早已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事情了,这是一个群体,一个一群理想主义者组成的群体。

人物故事

石清华辞职办打工子弟学校:"改变孩子命运很便宜"

北京人燕兆时的人生,在42岁时,意外地转到了另一个路口。

去年7月之前,北航毕业、研究自动控制的他还是一名科研人员,做飞机结构试验的工作,在北京繁华的二环路上班。

原本只是想做一名支教,但毫无准备,他成了北五环外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全职校长,管理着200多个孩子,每个学期补贴4万多元的亏损。

可是,他不能中途放弃。

他决定,一定要亲眼看到这所学校的生死———或者找到一种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或者倒闭。而这,也许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绕不开的宿命。

“如果你跪下他们就租给你,你跪吗?”

8月中旬的北京,快开学了,燕兆时的学校暂时没有因为附近区域可能出现的拆迁而搬家,这让燕兆时悬着的心放下一半。

这个担心已经缠绕了他一个多月。

学校搬到这里才一年,如果再搬家,燕兆时不敢保证,学校是否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而裁减学生,或者消失。

6月底,听说学校周围可能会拆迁时,燕兆时曾到处寻找合适的校址,有人问他:“如果你跪下他们就租给你,你跪吗?”

“当然,这太简单了。”

一年前,学校还在唐家岭,燕兆时也只是一名支教志愿者,不必操心学校的生死,来去自由。

这是北京一所很普通的打工子弟学校。

一年前,学校同样遭遇拆迁问题。去年7月,学校接到通知,7月30日是搬迁的最后期限。租到合适的地方很难,改造又是一笔费用,学校的校长夫妇很难承受,找燕兆时和朋友帮忙。

“这样一所打工学校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连帮他的话都没敢说。”

所以,燕兆时依旧当着志愿者,上着自己的课。

7月下旬的一天,他和朋友去学校时发现,一辆厢式货车拉走了校长的一部分物品。

之前,燕兆时听校长说过“太困难了,不想干了”,没想到这次是真的。

去问校长,没有得到期望的答案。

燕兆时和朋友两个人面面相觑。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不吭声,校长走了,学校就彻底停了;不想让学校停,就得做些实际的事。

上课,毕竟相对简单些,可要负责这个学校,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你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朋友问。

“大不了过俩月就倒闭了。”燕兆时回答。

“过俩月再倒闭,会比现在还坏吗?”

“至少,我们还好好教了两个月啊。”

“既然过俩月再倒闭比现在要好,那你有什么好怕的呢?”

“你不怕我也不怕,大不了过俩月倒闭。但还有可能过俩月不倒呢。”

担起一所学校的重担,就这么简单。燕兆时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段对话,因为它虽然很短,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太多了。

“考虑了又能怎样?就两条路:关或不关,管或不管。没有别的好办法。”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几乎让燕兆时抓狂。

燕兆时和朋友们疯狂地找地方,最终找到了现在这处家具厂仓库。

这是唯一一个能装得下所有学生,而且房东愿意出租的地方。

订合同、搬家、改造、装修……2010年8月20日,学校正式报名;25日开学。

校长暂时留下来,这时候,燕兆时和朋友们还只是帮着他管理教学。

一个学期后,原来的校长还是支撑不住回老家了。燕兆时成了全职校长,延续了19年的科研工作彻底放弃。

“学校几乎没有独生子女,很多孩子上学时,要带着四五岁的弟弟妹妹,因此,还得开一个学前班。”

燕兆时曾和朋友探讨过学校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打工子弟学校,根本没法做。

“连盈利模式都没有,怎么能坚持下去?”“即使他们拿钱了,也是高尚的”

学校一年的运营印证了燕兆时的想法。两个学期,学校亏损近十万元。这些钱,多数由他补上。

给老师涨工资,就得继续赔钱。不过,学校12名全职老师的工资还是涨到了每月1600—2000元。此前工资在千元以内。

在这里,谈钱,是件很敏感、很尴尬的事。

燕兆时却因担心别人误会而更想说清楚,接手这所学校,不是为了钱。

“进账就是学生一学期600—700元的费用,支出能算明白,房租8万元,再加上工资、校车费、文具费、人工费。”燕兆时生怕别人不相信似的,又补充,“真想赚钱我还做原来的工作,这样的学校,能压榨出多少呢?”

这样的学校,在北京五环外的六里屯村。

8月10日下午1点多,安静的小院里,北边是落满灰尘的8间教室,塞进200多个学生后满满当当,其中一间还没有屋门。房顶是一层彩钢板,冬冷夏热。

王海龙一个人值班,刚刚吃完一包煮过的方便面。

这个28岁的山西小伙,一年前来到这里,和其他几个人帮着燕兆时管理学校。

说是管理,实际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一等杂役”。

“给食堂买菜,开校车接送学生。”王海龙的另一个身份是格桑花西部支教公益组织的成员,“去西部支教路费太贵了,在哪儿不都是支教吗?”

“我们5个人一分钱都不拿,纯粹是义务帮忙。”这句话,他说得很平静,“李娟老师是今年初辞职来上课的,魏老师家人以为他还在证券公司,郭老师也是全职义工。”

在博客里,燕兆时不止一次感谢这几个不需要回报的人,因为他当面说不出口。但这让他更有压力。

“他们本可以过得比现在轻松,去享受生活或从事高薪工作。但当初不伸援手,这个学校就不存在了。”

说不出口的感谢,还送给拿工资的老师,比如说“燕京小小”。

“燕京小小”是辞掉原来工作来学校的,尽管这点工资还不能解决北京城最基本的生活支出。

“这里的工资待遇是我所做的工作中最低的,工作环境也是最差的。”很奇怪,“燕京小小”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只想在这里多做一天,看到孩子们因为我的存在而开心”。

燕兆时坚持认为,很多拿工资的老师也得养家糊口,他们选择这个学校,就是奉献爱心。

“给你这些钱,你愿意来做吗?既使他们拿钱了,也是高尚的。”

“长大后想推销啤酒、开小铺、当保镖”

困扰燕兆时的,并不只有学校的生存窘境。

每天早上上课前,燕兆时会召集200多个学生召开十分钟左右的例会。“最费口舌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找到自信,并认识自己。”

学生们渐渐长大了,可他们的理想却在褪色。这让燕兆时有时感觉到无力,他只能不厌其烦地开会,不住嘴地说。

比如说,面对“长大了做什么”的问题,一、二年级孩子的回答和普通孩子没有区别:当老师、当科学家、当老板、当县长……丰富而多彩。

而到了五、六年级,孩子会说,自己长大后想推销啤酒、开小铺、当保镖。

这样的变化,让燕兆时很意外。可想了想,他又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理想和现实挂钩了。他们周围都是底层打工的穷人,被周围环境改变人生观,这是必然的。”燕兆时觉得很悲哀,“十来岁的孩子,不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能当大老板,能考上清华北大吗?”

可是,他和孩子们聊天时,听到的却是,“他们认为推销啤酒比做保洁更好,因为可能他姐姐就是做这个的。他们知道,姐姐成不了科学家,所以自己也不可能。”

很快,燕兆时发现还有更悲哀的事情。

有的孩子很聪明,如果努力,将来会考上重点大学。学校老师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孩子家长。

家长听说后很吃惊:脏兮兮的孩子,怎么可能?我和他妈都是没学问的,他这样的,过几年就该去打工了,怎么可能读书呢?

显然,大多数家长并不具有指导子女成长的能力。在这所打工子弟学校里,孩子需要更多的引导。

所以,半年前,这所学校的名字悄悄变成了“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

燕兆时的理论是:当你把一只天鹅放到鸭子群里,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鸭子,并且是最丑的鸭子。时间长了,你也会认为自己就是一只鸭子。

“我们想让孩子们认为,你本来就是小天鹅。”

和学校名字一起变化的,还有上学费用的减免。

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燕兆时用此前一直给贫困学生减免的费用,设立了两万多元的“燕京小天鹅奖学金”,并通过这种方式“还”给他们。

“同样的事,一定要换一种方式去做,你不能让孩子们觉得,这是在施舍他们。”“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真的很便宜”

“如果要我退回到一年之前,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想做的。”燕兆时说他能看明白自己的决心,却看不明白一些事情。

他和学校的义工、老师都不太愿意和亲戚朋友谈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因为别人总是问:不赚钱做这事干吗啊?

这时,燕兆时和几位同事的自我评价往往会与周围人一致:一群理想主义者。

“他们说接手这所学校是不靠谱的事,这么多孩子是你们能解决得了的吗?但有什么不靠谱的?如果有2000人帮助200多个孩子,不就解决了?”

在他看来,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真的很便宜。1200元就够一个孩子读一年书了,10个人资助一个孩子的话,一年才支出120元,这件事情并不难啊。

当校长一年多,燕兆时清楚地记得很多学生的故事。

今年年初,他发现有些孩子中午吃零食,多少有些反感,觉得不应该花这些冤枉钱。

“不贵呀,一包干脆面才4毛多,就算吃两包也不到一块钱。”听了这位学生母亲的话,燕兆时的思维断电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前些日子,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丢了五毛钱,燕兆时答应给她五毛钱,但兜里没零钱,就跟她说明天给。

“第二天忘记了,第三天,她找到我,低声说:老师,你说过给我5毛钱的。”燕兆时立刻掏钱,还是没有五毛,给她1元钱。

又过了一天,女孩在院子里找到燕兆时:“老师,还给你5毛钱。”

张计鹏在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0CEF)做了五年的兼职义工,今年3月,他因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的图书资助申请走访过学校。

他发现,本该上六年级的谢希慧,却在上三年级。因为母亲病故,父亲离家,她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失学三年后,志愿者通过走访重新把她纳入学校,一切费用全免。

“真正深入一件事情,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只看表面,才会觉得事情很简单。”燕兆时说,“我们就是一群怀着理想的人,去执着地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小到可能不能再小了。希望全社会能理解,不是理解我,而是理解这件事。”

在这所学校里,一些悲情的东西确实很吸引人,但燕兆时总是欲言又止。他不想展示这些,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燕兆时一直有个想法,一定要看到这所学校的生或死———或者找到一种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或者看着学校倒闭。

“我不会在看到它生死之前去逃避的。但有一天坚持不下去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这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燕兆时顿了顿,手指在桌子上狠狠敲了几下,“就像是我得了癌症马上要死了,你说怎么办?你不想死不也得死啊?”

xiongxiaoling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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