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试验艾滋病人羁押室 民警曾用胶条封严门窗

2011-12-01 10:15:27 来源: 新华网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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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大连市公安局决定进行一项尝试:在看守所内成立一个特别羁押室,关押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犯罪分子和嫌疑人。

2009年2月至今,共有40多名在押人员在这个特殊羁押室度过3个月到一年半时间,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途径是注射毒品。现在,羁押室里仍有6名在押人员。

对此尝试,专家说,羁押室一定程度打破了艾滋病犯罪嫌疑人“免惩”误区,震慑部分犯罪。不过,只有尽快立法,并完善羁押、治疗等环节,才是解决之本。

本报记者 朱柳笛 大连报道

孙泽普是大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看守所一大队的管教。2009年初,领导问他:“你愿意去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管教吗?”

当时听到这个话,“一下蒙了,头皮有点发麻。”11月29日,在采访中,孙泽普回忆说。

孙泽普上岗只用了一天:一个10多平米的小型监室被腾出来,格局与普通监室无异,铁门、栅栏,监室的楼上是一间卫生所。距监室几步,就是民警办公室。

监室并没有任何特殊标识,只有一个普通的编号。

孙泽普的工作,看上去与其他民警一样,每天在办公室和监室之间来回穿梭,巡视羁押室状况。其实,他的工作远不止这些。

民警担心感染曾用胶条封严门窗

2008年,一个群体的出现对大连市造成困扰,警方和民间人士习惯称该群体为“艾滋小偷”既是“行窃者”,同时又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人”,而其后一个身份几乎成为他们逃过法律制裁的通行证。

大连警方决定行动。2008年底,大连市看守所一大队接到一项指令:要开辟一个专门的监室,关押“艾滋小偷”。

此前,“艾滋小偷”被捕后,大连警方只能一放了之,因为没有关押场所。即使判了刑,也只能监外执行。

2009年2月,羁押室成立后,大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看守所一大队大队长梁冬回忆说,当初,最难解决的并不是监狱内的应急硬件,而是民警们的恐惧心理。

大连市疾控中心有关人员介绍,他们每年会进入看守所进行艾滋病防控知识宣传,并联系医护人员进驻,邀请大学教授讲座。

但是,这些并未完全解除羁押室民警的恐慌。

起初,羁押室有10名民警看守。因为担惊受怕,民警们曾经一度用胶条将门窗的缝隙封得严严实实。到了夏天,常有蚊虫出现,民警担心蚊虫叮咬艾滋病毒携带者或感染者,再去叮咬健康人会传播病毒,索性将羁押室的门窗封了起来。

“其实这是误区,蚊虫叮咬的血液,并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孙泽普回忆说,他现在被同事们称为“艾滋控”,是整个大队公认最了解艾滋病知识的民警。

不过,当初孙泽普对艾滋病并不了解。大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与性病防治所专家蒋希宏还记得,孙泽普第一次来咨询时,抛出两个问题,“一旦开辟关押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监区,看守所其他在押人员是否会被感染?”“我会有被感染的危险吗?”

经蒋希宏解释完艾滋病传播途径、防治方法,孙泽普才放下心中顾虑。

管教既是民警又是医生

2009年2月,孙泽普接收羁押室第一位入住者吉利(化名)。

在孙泽普的印象里,吉利很瘦,像一位长期绝食者,头发没有光泽,皮肤苍白、松弛。吉利有数10年的吸毒史,此前曾因偷窃被捕,不过,因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特殊身份,被捕不久即被释放。

2009年2月,吉利再次被刑拘调查后,接着被送交检察机关,并由检方对其提起公诉,直至法院作出判决。

进入羁押室前,吉利多次呼喊“我有艾滋病”,但发现没有释放他的意思,吉利开始恐吓孙泽普:“反正我判不了死刑,出去后再收拾你。”

孙泽普没有反击。他觉得必须了解吉利内心的想法,知道他要什么,担心什么。

孙泽普陪同吉利进入监室。不久,吉利开始喊冷,孙泽普抱来一床新被子。“他会比普通的疑犯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也清楚,这样的要求我会满足。”孙泽普说。

更多的要求还包括,吉利犯毒瘾难受想吸烟,孙泽普会破例允许他找一个地方,吸上几口。同时“调查”他的口味和民族习惯,第二天给他定制饭菜。

平时,整个监室会定期喷洒消毒液,垃圾和剩余物有专门人士进行处理。孙泽普进入监室,从不穿任何防护服,也不戴胶皮手套。他甚至自己动手给在押人员理发,陪他们吃药打点滴,凑在一起聊天。这些活动拉近了他与在押人员的距离。

他还自学了一些医护常识,对常见疾病能做出基本的判断;一旦发现有在押人员需要使用药物进行治疗,他会前往卫生部门领取,分发给在押人员。

其实,在进入羁押室之前,大连市疾控中心已对声称有艾滋病的“艾滋小偷”进行检测。之后,每年进行两次例行检测,确定是否需要定期服用药物。

因为有初期的筛选,羁押室在医护方面的压力会小得多。

不过,在羁押室里,“他(孙泽普)是同时扮演着民警和医生的双重角色,不仅要掌握一些相关的医护知识,也需要自我防护能力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梁冬说。

艾滋病在押人员就医问题碰壁

大连市看守所在这次尝试中,发现羁押室与外界的对接存在问题。因为这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协调沟通,比如公安、医疗卫生等,最后需落实到制度层面。梁冬说。

问题最初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医中暴露出来。

2010年的一天,梁冬赶到羁押室,眼前的情景让他大怒:一名在押人员在洗澡时滑倒,头撞到了墙壁,裂开一道两厘米左右的伤口,流血不止。

当时,3名民警赶到,扶起伤者,并用手帕按住伤口止血。

我生气,是因为看到民警们什么自我防护的措施都没做,连胶皮手套也没戴,衣服、脸上和手上都是血,一旦有伤口,后果不堪设想。梁冬回忆说。

来不及了。等做了防护再去救人,肯定不行。当时在现场的孙泽普说。

随后,民警将伤者送到大连市一家传染病医院,对方拒绝处理,理由是该院没有外科诊室。

梁冬立即又赶往一家外科医院,院方又以该伤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会污染医用器械为由拒绝治疗。

最后,经院长协调,一名实习大夫为伤者缝好了伤口。

民警们事后检查,庆幸的是,没有人感染艾滋病毒。

这次经历让梁冬和孙泽普有些受挫。我们只是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已,如果其他部分没有做好,配套的制度不完整,还是没法解决问题。梁冬说。

羁押人员释放后重返率高

其实,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犯罪后如何收押和监管,一直是个难题。

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种疾病被划分为乙类传染病,预防、医疗救治和监管都有规定。但是,专门针对艾滋病人犯罪后如何收押和监管,现行的法律未作明确规定。

不过,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有专家认为,不应将艾滋病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因为艾滋病罪犯监外执行再次犯罪几率较高;个别艾滋病罪犯还有报复心理。建议完善关押和医疗艾滋病罪犯的设施,为艾滋病罪犯设立单独监区,配备相应的医疗条件。

在大连市公安局开设艾滋病感染者羁押室之前,各地也在寻求解决之道。

2003年,武汉市率先设立全国第一个临时的艾滋病感染疑犯关押点,投入7万元由一所旧仓库改建而成。

其后,其他地方也在进行尝试。比如,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的金钟监狱,这是一所以关押各类传染病罪犯为主的特色监狱;浙江省在该省监狱医院设立专门收监患艾滋病罪犯的病区等;福建、湖南、江西等地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羁押点和艾滋病监狱。(来源:新华网)

netease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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