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拿到通知书就像被绣球砸中脑袋

2012-05-15 11:06:41 来源: 网易教育论坛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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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来了以后,贺卫方被录取到了根本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拿到通知书,贺卫方无比激动,“杜甫的诗‘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怎样的心情,就是我从邮递员手里拿到通知书时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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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展示各年代的高考变迁,我们也特地收集了各界人士的经历供参考。)

贺卫方:二次高考 严重偏科的北大教授

人物:贺卫方

参加高考:1978年

考取院校:西南政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刚复办,恢复招生,我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校”,通知书来了以后,他被录取到了根本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

“我1966年上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算是‘文革少年’吧。”如今已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回忆自己的少年岁月时,给自己下了一个“文革少年”的定义。1977年第一次高考,(姜格庄)“九年一贯制”学校毕业生贺卫方数学只得了4分,没有考上大学。1978年他参加了第二次高考,这次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现在的西南政法大学)。“如果那时候没有考上大学,可能还是在姜格庄慢慢学习写作,偶尔能在报纸上发点文章,也会挺高兴的。”而现在的工作,对于贺卫方来说,就是“一直想找个能一辈子读书还有钱拿的工作,而且找到了”。

“先进村庄”里严重偏科的少年

10岁时,贺卫方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他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山东烟台的牟平老家。“我们村叫姜格庄,很大,有八 九百户人家。这个村的头头很有些文艺思想,是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那种,我们村有灯光体育场,每户人家都有喇叭,还有管弦乐队,能演全套的样板戏,在当时也算是典型。”模范村的教育体制也与众不同,“我上的是九年一贯制,从小学一直上到高中,1977年的时候17岁,刚好赶上高考,说起来是没怎么被耽误的。”然而学校的师资却并不尽如人意,“好多高中老师都是教小学的”。而且“文革”期间也不可能学到什么,“如果有老师批评学生,学生会指着老师的鼻子说‘没大没小的’,完全不像话。而且那时候讲究开门办学,烟台产苹果,修剪枝叶、摘苹果之类的学了不少,高考要考的东西是什么也没学到。”回忆起那些荒唐的岁月,贺卫方有点哭笑不得。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姜格庄成了新典型,“全国还没对外开放,我们村已经对外开放了,时常有些外国人来参观,法中友好协会的会长马纪乔夫人也在我们那儿住了一个多月。”贺卫方是学校宣传队的成员,小合唱、对口词,他都参加过。不过那时候他最喜欢的还是读报,“那时候我有个小任务,每天中午去邮局取学校的报纸,其实就是些《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还有本地的《山东日报》、《烟台日报》,内容都是大批判啊之类,但还是有副刊的,能看到一些文艺的东西。”

而图书则是更为奢侈的念想,村里虽然有图书馆,但却只能找到浩然、高玉宝等作家的书,“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我看过《红日》,因为前面几十页都没了”。即便如此,贺卫方还是顽强地热爱上了文学,经常写文章投稿,“公社的广播站还播过我写的稿子,听到的时候很激动。”慢慢地他的语文成绩越来越好,与此同时,他的数理化成绩却越来越差,“到了学化学,刚开始还可以,后来开始配平什么的,就完全不行了”。加上老师的教学质量也比较低下,贺卫方日益变成了一个严重偏科、总体来说成绩并不好的学生。他一心爱好文学,17岁的时候还改编过一个剧本,“是根据一个大概叫《雾都报童》的小说改编的,讲抗战时候周恩来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大众电影》、《人民文学》之类的杂志上也会登一些电影文学剧本,会写镜头怎么运动啊之类的”。他想象着如果有一天,村里能放映他的电影,“你想想,出字幕的时候,编剧:贺卫方,那该多好!”不过,电影剧本编了2万多字,他就再也没有进行下去了,“还是能力不足”。

拿到通知书就像被绣球砸中脑袋

1977年末,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姜格庄,那时候贺卫方已经高中毕业了,“大家都觉得自己还一直上着学呢,应该比那些已经战天斗地四五年甚至八 九年的人好吧?”他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只是第二志愿。结果考试结果出来,“数学只考了4分”,贺卫方笑笑说,“才知道人家那些老三届的都憋着一股劲呢。”

到了第二年,高考又要报名,贺卫方的小姑父在“水平高很多”的牟平县八中教英语,他来找到当时充满了叛逆情绪的贺卫方,“他跟我说,还是报名吧,不考是没有出路的”。牟平县八中办了一个类似高考复读的班,“也不怎么收钱,请的老师都还不错”,贺卫方就去上课了。小姑父为了帮助他迅速提高数学成绩,亲手抄了厚厚一本习题,“那么厚的一个本子抄下来,我到现在写字笔迹都多多少少受他的影响。”贺卫方回想起来感慨不已,“到现在我每次见到他都非常感激”。

不过,当时仍然沉浸在写作梦中的贺卫方,复习起来完全“有一搭没一搭的”。“后来离高考只有2个月的时候,家里人发现我完全是在敷衍塞责,急了。”“文革”期间曾经兴起的“家庭学习班”,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有一天说家里要开会,我姑姑、姑父,我姨,都来了”。亲人们对这个叛逆少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当天的气氛贺卫方一直没有忘怀,痛说革命家史到最后,“家里所有的女的都哭了,我也被他们说哭了”。之后的2个月,贺卫方全力投入了备考当中。

这次考试分数出来,贺卫方的数学进步了很多,总分考了347分,“当年山东省文科的重点线是340分”。这次贺卫方的志愿填得很保守,没有填报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报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刚复办,恢复招生,我填志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校”,通知书来了以后,他被录取到了根本没有填的重点院校西南政法大学,“就像小姐抛绣球,一下就砸到我的脑袋上了。”拿到通知书,贺卫方无比激动,“杜甫的诗‘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怎样的心情,就是我从邮递员手里拿到通知书时的心情”。

虽然没有上自己梦想的中文专业,但法律专业也让贺卫方感到空前的好奇,“而且觉得自己考过重点线没有白费”。在远离文化中心的重庆,贺卫方安安静静地读书。回首多年前的高考,他感触良多,“我的人生真的在高考之后就一直比较顺了,职业不用操心,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慢慢提高,剩下的就是思考自己怎么能推动法制的发展、学术的发展。没有高考,这些真的都无法想象”。

人物档案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82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潘华仿教授学习外国法制史,毕业后留校任教,编辑《比较法研究》季刊,曾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至今。贺卫方是当今最为活跃的知识分子之一,致力于完善司法制度,2005年起因不满现行法学研究生招生制度罢招研究生至今。

李红颖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论坛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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