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京籍家长争取异地高考 老师劝说不要闹（二）

“告诉你妈妈，不要再闹了。”

胡杨至今还记得女儿眼泪汪汪的样子。

那时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小升初“同城待遇”的政策还没有下来。班里就剩小雨一个非京籍孩子了，同学们都高高兴兴的填写了学生信息卡，为派位升学做准备，而上海户籍的她却没能报上名。

回到家，女儿一言不发，留着眼泪坐在床上。许久，她才哇地一声哭出声：“妈，我要到有户籍的地方去，没有户籍就是低人一等......”

“她当时才不到12岁，就说出了这样的话。”胡杨声音低沉下来。万幸的是政策松动，小雨获得了在北京派位升入初中的资格。

2011年初，胡杨等家长继续上街征求签名。

一个寒冷的冬夜，她和另外两名家长在五道口附近一直站到了晚上十点多。她们举着一个“教育公平”的小横幅，吸引了不少过往路人。过了一会，有城管前来驱赶他们，被迫换了地方。不少来北京读大学的学生听了她们的讲述，纷纷签名支持。一个东北口音的老大爷接过她手中的条幅：“姑娘，天多冷，我帮你举着。”

这温馨的场景让她感动了许久。

一月底，胡杨等几位家长以“北京教育公平家长志愿者”代表的身份，向教育部第七次提交了建议书，并向100多名市人大代表寄送了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的呼吁书和15000人的签名册。两会期间，13名人大代表联名递交了“合理解决非北京户籍居民的子女参加北京地区中考和高考”的提案。

教育部随后作出回应，表示正在研究解决的办法——“很快会有个方案，目前正在和上海、北京研究。”

7月份，国家教改办的一位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满足一定条件（父母在该城市居住一定年限并纳税，孩子在该城市完成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学习年限）的随迁子女，有权在居住地参加高考。但同时也他强调，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经历了一年多的等待，已经初三的小雨上要面临中考了。但总有声音提示这个女孩，你依然很难在北京继续学习。

因为胡杨和丈夫都没有在北京的绿卡“工作居住证”，女儿没有资格参加北京的中考。当时这个家庭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回到上海，女儿能正常升入初中并可以在上海参加高考。如果这样，则又要与在北京工作的丈夫过上两地分居的生活，而在北京生活了9年的小雨则要面临一个陌生的城市。

“没有绿卡，一律不收。”胡杨叹了口气，“今年中考，14000多名孩子都因此回了老家，学习再好也不行。”

更让她觉得难过的是，尽管经过呼吁，外地放孩子可以通过派位升入北京的初中了，但北京“幼升小”的政策又卡严了。很多学龄孩子的的非京籍家长向她反应，相应小学一听他们没有北京户口，随即告诉他们：“学校满了，进不去。”

胡杨本身也经历着同样的打击。今年的7月份，在教育部门口，因情况混乱，她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协助调查。拥挤中，她跌倒在地，眼眶被嗑得紫青了一大块。

回到家后，小雨看到一瘸一拐的妈妈，告诉她：“妈妈，我会努力学习的，您不用再为我争取什么......”

今年11月上旬，小雨被老师教到了办公室。老师对她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不要为了异地高考的事情再闹了。”

这个个性安静内向，成绩一直稳定在全班前三的女孩，回家后哭到了深夜。

我们不是“异闹”

而老师的另一句“来北京白吃白喝”，几乎让小雨崩溃了。

12月初，数学老师在班上告诉这个女孩，她的父母并没有在北京交税，属于“来北京白吃白喝”，没有为这个城市做贡献。当时，全班的同学都看着她。

回来之后，小雨告诉胡杨：“妈，哪怕今年政策可以，我也不想再北京中考了，让我回上海参加中考吧。”末了，她还是哭了，开始质疑：“我们天天说北京精神，我怎么一点体会不到包容、厚德？”这个身高已经长到1米67，皮肤白皙的漂亮女孩，第一次想“离开这个城市”。

听到这话，胡杨感到一阵来自心底的无力感。

相对于其他在京工作的志愿者家长，她的家庭的确有些不同。她已经成了全职太太，而丈夫属于公司派往北京办事处的技术人员，向上海缴纳相应的税款和社保。“我丈夫负责北京部分地铁的网络调试工作，经常半夜忙到两三点才回家。10号线和6号线调试的阶段，他时常一个多星期不回家。”她问记者，“这算不算为北京做了贡献？”

这位心力憔悴的母亲，还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如今，“教育平等公民联合行动志愿者”已经征集到了10多万人的签名，吸收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近3000名志愿者，并拥有了58个QQ群。2012年6月22日端午节假期，近300名志愿者，在北京海淀、朝阳、丰台等65个人员密集的区域发放了106000份《我们是新北京人》的宣传册，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2012年8月30日，国办发〔2012〕46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强调，各地要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升学的权利。

随后的几个月里，全国各省陆续公布了各自的异地高考政策，北京目前未出台明确的政策。为此，志愿者家长们曾多次找到北京市信访办反映情况。

10月上旬的某天，信访办里的非京籍家长，与反对异地高考的北京市民相遇了。当天下午，七八个年轻人在下午陆续到来，用手机或相机悄悄拍摄这非京籍家长和他们的车牌号。“大家不知道来者何人，一时间都不敢说话了。”胡杨回忆道。

但双方并没有直接对话，年轻人们在屋外默默地站着，家长们在屋内观望——一直到信访办工作人员通知大家“领导因故来不了”后，这场对峙才结束。

当晚，几位简介中写有“国安球迷”的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当天的照片，称来到信访办的目的是“打消异闹们的嚣张气焰”，告诉他们“老北京人还没死绝”。这是反对者们第一次以面对面的形式集体面对非京籍家长们。

“我们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北京常住居民，同是中国公民，同是所在城市纳税人。”胡杨按《教育平等志愿者行动问答》手册解释道，“我们不是在争取教育特权，而是争取孩子随父母生活的天然权利。”

《问答》提出了设想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标准：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连续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是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3年以上连续学籍（北京、上海四年）的非京籍学生，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其中还提出了避免高考移民的建议：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地区教育水平差距，为避免短期内非理性高考和教育移民，教育落后省份报考资格需要三年连续学籍，北京报考的资格是四年连续学籍。

最近，志愿者们正试图联络到一些反对异地高考的京籍家长代表，希望双方能坐下来聊一聊，“排除误会”。

“我们都是孩子的父母，我们不是‘异闹’。”胡杨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