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北大的差生:大一同学关系太悲催

2013-01-18 16:57:40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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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章讲述了一个“差生”视觉中的北大,旨在提醒同学们辨证地认识大学实验班,合理规划大学生活。

混在北大的差生:大衣同学关系太悲催
【北大未名湖】

【导语】:

北大是千万学子心中的圣地,殊不知红尘中的大学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弊病。大学其实是多元化的,该文章讲述了一个“差生”视觉中的北大,旨在提醒同学们辨证地认识大学实验班,合理规划大学生活。

⊙ 北大中文系  那 鸿

首先声明,我不是“北大高材生”。这顶帽子经常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落到北大学生头上,我也未能幸免。其实,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北大学生,坦白地说,甚至是一名差生。虽然不清楚自己成绩在本班的确切排名,但倒数第几是逃不了的。我提供给大家的就是一个差生视角中的北大。

误入实验班成为小白鼠

2000年北大在重庆的文科录取线是610分。我以微弱优势被录取到第三志愿的中文系。还没有从开学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就获知“文史哲综合试验班”招生的消息。“打通文史哲”是一句很有吸引力的宣传语,我不假思索就报了名。由于报名人数太多,举行了选拔考试。我稀里糊涂就被录取,成为所谓的“国学大师班”28名学生中的一员。那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是赶上了一辆即将被淘汰出局的末班车。班里的第一次聚会是中秋夜,在未名湖的湖心岛上。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即四年后的毕业聚会。这之间,全班仅去过一次慕田峪长城。这个班的脆弱凝聚力,于此可见一斑。大家来自文史哲三个系,住在不同的宿舍,上课逢场作戏,下课各奔东西,交流的机会不多。那时候手机、电脑、网络尚未普及,连个班级QQ群都没有,只在Chinaren上有一个班级主页,一两人稍活跃,沉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28个人,一盘散沙,没有集体归属感。甚至我都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哪个系的人。我本是中文系的,到试验班以后,由于本届试验班挂靠在哲学系名下,学号就换成哲学系的学号。大三选专业,仍旧选了中国文学,所以毕业证上写着中文系,却印着哲学系的学号。

试验班的地位很尴尬。文史哲三个系都是我们的娘,可惜都不是亲娘。本系的学生才是三个系的亲生儿女,我们就像没了爹妈的孤儿,寄人篱下,饱受冷遇。客观条件不给力,主观能力也欠缺。班干部未能把大家拧成一条绳,班主任也是个文弱的博士生。教授们上完课就闪人。我们由高中的“填鸭”“圈养”突然进入“放养”,真有点儿适应不良。班主任忙着自己的学位论文,一学期最多露两次面。同学之间表面上冷淡,暗地里为奖学金斗得热火朝天。大四时闹出一场风波,班主任竟引咎辞职。而我作为一个差生,对这些“身外之物”乐得不闻不问,每天打我的球,吹我的牛,想我的妞。

大师班的那些事

大一第一学期多是基础课。我的英语本来还不错,分级考试之后,进入快班。在课堂却备受打击,因为口语不好,积极性也有所下降。如果分到慢班,学习或许会更有成就感。计算机课最难,中学没有接触过,完全从零开始,还是同学帮着申请了一个QQ号码。考试全凭老师放水,才侥幸过关。这学期汉语类的课最重,现代汉语完全不像是中文系的课,我感觉很枯燥,不过至今记得老师举过的一个例子:北京骂人话“你丫的”,说全了是“你这丫头养的”,说快就变成“你丫挺的”。

古代汉语也比较乏味,多亏女老师容貌清丽,亭亭玉立,虽是冷美人,也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中学让我对历史没有好感,《中国古代史(上)》由学问深厚的阎步克老师主讲,也没能改变我在历史学科上的颓势。哲学概论由曾志老师主讲,哲学对于我是全新的,与中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两码事,听得我一头雾水,讲台上的老师仿佛在自说自话,估计台下没几人能听懂。各科平均成绩才七十几分,优等生的历史到此结束,真的很难接受,感到深深的失落与自责。想要奋起,谈何容易?我学会了睡懒觉、逃课、上网;晚上宿舍熄灯后,卧谈会上精神抖擞,话题总离不开女生;课堂上频梦周公,醒来四处张望,想入非非;论文写得痛苦,难免东拼西凑,复制粘贴;成绩每况愈下,《中国古代史(下)》因逃课错过讨论,最终未能及格。这是求学生涯中唯一一次不及格,给我沉重打击,重修交了六百块钱,心疼不已。毕竟我还是贷款上学,每月的生活费才250元。为了挣点儿零用钱,我也做过家教,教过小学生英语,中学生数学。想要教一点儿教材之外的东西,却得不到家长的认同。家长也成为应试教育的坚定同盟者。我自己就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却担当了把后生推往应试泥潭深处的角色。暑假在夏令营打工,挣到一千多块钱,算是最大的一笔收入。

试验班并没有特设的课程,文史哲的基础课大多和三个系的学生一起上。小班课程,也是老师的一言堂,师生缺少互动,死气沉沉。这是中学教育落下的病根。试验班的初衷是培养高素质的文科研究人才,但是,人才不是靠增加必修课就能自然成长起来的,密集的课程反倒成为一种负担,让人没有充分的阅读时间。

后来,文史哲综合试验班随着我们的毕业而悄然逝去,取而代之的是“元培实验班”,后宣告实验成功,遂成立了独立的“元培学院”,应该比文科试验班受重视多了吧,但离国学恐怕也越来越远。

怀念良师益友

当然,北大讲台上也有不少优秀的学者,奈何当年心不在此。多年以后,当我惊叹于古文字的无穷奥妙之时,却发现裘锡圭先生早已南下复旦;当我对中国哲学兴趣渐浓之际,才感慨错过了陈来先生的课堂。当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阳光大男孩”王博老师,现在已经是哲学系主任;当年刚刚博士毕业的班主任,现在也已荣升为教授。优秀的老师一直都在,只是自己的心没有静下来,辜负了聆听的机会。

比起北大的老师来,给予我们更大影响的其实是朝夕相处的同龄人,同学以及室友。他们当中,才子多如牛毛,也轻如牛毛,成绩好的不多。有的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方好印,有的博览群书、尚友千古,有的浪漫多情、特立独行,有的交游广阔、逍遥快活,总是书生意气,惺惺相惜。

我在班上结识了最铁的哥们儿,一起逃课打球,冬天一起滑冰,一起吃食堂……直到他有了女友,变得行踪不定。那时候我精力旺盛,情感泛滥无归,也在寻找自己的组织,寻找一种归属感。北大学生社团很多,每年招新都非常热闹,号称“百团大战”。我无特殊才能,只能参加爱心社等起点较低的社团,去关爱老人等弱势群体。后来被一个信奉基督的新兴宗教传道,学圣经、做礼拜、踢足球、游山玩水,正合我意,在教会混了好几年,结交不少朋友,填补了团体生活的空白,缓解了孤独,对此生影响颇大。但也因此荒废了宝贵的学习时间,以至于保研没戏,考研失利。

我大学的六个室友,只有一个保研、读博,在高校搞学术;一个家在北京的去了央视做体育记者;余人都流落江湖,成了“北漂”。离京前同学小聚,当年挂科最多的才子混得最好,早已买房;一个室友写起了小说,销路不错;另一个精研国学,深造有得;我从新闻社辞职后,回到家乡在杂志社当编辑,同学们皆足以安身立命。失散多年,大家又逐渐在网络上相聚,畅叙同窗情谊,论学谈书,相互激励,共同回忆起在北大似水流年的青春。

李红颖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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