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

作为20世纪我国一位伟大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蔡元培先生对美育的大力倡导是功高过人的。他的美育论述涵盖面极广，几乎涉及到与美育相关的任何范畴和各个层面。其中，“以美育代宗教”说是其自始至终最为强调且最具独到性的。尽管这一主张在当时引起过多方争议甚至反对，时至今日也未能在学术界形成共识，但其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蔡元培(1868—1940年)先生是前清翰林，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蔡元培对我国近代教育贡献极大，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曾提出过著名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这“五育”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是蔡元培先生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尤其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其《赖斐尔》、《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教育独立议》、《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章中都有体现，特别是1917年他在北京神州学会的讲演词、后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中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最具代表性。

虽然蔡元培并未就此写成专著，但“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贯穿于蔡元培先生一生。早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就不只一次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1938年2月8日，蔡元培逝世前两年，在为萧瑜编著的《居友学说评论》一书撰写序文时，还提到：“余在20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而人事牵制，历20年之久而未成书，真是憾事。”

蔡元培认为各种宗教彼此之间都是党同伐异的，都具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偏狭性，常常卷入现实的政治斗争、种族冲突，“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蔡元培着力批评了当时的中国有些佛教徒不珍惜共和时代，附和帝制，热衷于经忏及偶像崇拜。

蔡元培将宗教与美育进行对比，认为宗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因此，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在蔡元培看来，以美育代宗教，使国人的感情勿受污染和刺激，使其受艺术熏陶而纯正，满足了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

当然，蔡元培对宗教也并非全盘否定，在《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中，他也看到了以往各大宗教之中业已包含的“五育”因素：“宗教本旧时代教育，各种民族都有一个时代完全把教育权委托于宗教家，所以宗教中兼含着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元素。说明自然现象，记啼创世次序，讲人类死后世界等等是智育。犹太教的十戒，佛教的五戒……是德育。各教中礼拜、静坐、巡游的仪式，是体育。宗教家择名胜的地方，建筑教堂，饰以雕刻、图画……有超出尘世的感想，是美育。”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美育代宗教”这一观点引起的争议很大，特别是招致许多教内学者的反对，陈独秀、罗家伦、周作人、周谷城、熊十力、吕澂、朱维之、赵紫宸等许多著名学者都对此发表过各自的看法。如近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在《时事新报》上撰文说：“艺术的极致是认明各个分离独立的我，宗教的极致是舍去一切我的执着。一是人生的正面，一是人生的反面，人生也只有这两面。”因此，吕澂先生不赞同以美育代宗教。而近代著名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也认为：“我国学者不察，徒谓宗教徒借重于美艺，不知美艺实就成于宗教，因此有美育代替宗教之说。”即便我国早期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周谷城，也不赞同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他认为：“就生活的本身看，以艺术生活代替宗教生活之主张是不对的，也是不察实际，任意主张的。”

“以美育代宗教”是我国近代美学发展的一大思潮，早在王国维先生《去毒篇》一文便说：“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有关“以美育代宗教”的争论，客观上是刺激了当时人们对美学、对宗教本质属性的认识，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值得我们后人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