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报报道 （记者 闵云霄） “曾成杰遭遇秘密处死，吹响了企业家移民和转移资本的号角。不信等着瞧，蠢货们。”7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自己的微博上愤怒地写道。
何兵的判断源自企业家真实境遇的写照——一个类吴英案的民间借贷案，舆论在“救吴英易，救吴英们难”的司法环境下也只能徒唤奈何。
著名评论人程凌虚也认为：曾成杰人头落地标志着私企撤资潮、移民潮的开端，这或许成为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成杰今天的遭遇可能就是别的民营企业家明天的遭遇，为了避免更多人像曾成杰一样人财两空，我们会继续为逝者讨一个公道。”7月15日，曾成杰的辩护人、北京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少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待和家属商议后，准备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高检依法提起抗诉，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群体性愤怒
曾成杰是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三馆公司）总裁，去年1月19日，在吴英案二审宣判死刑后一天，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终审判处死刑，因案情类似吴英案引争议。吴英案经最高法院复核后，重审改判死缓，曾成杰及其家属也曾对命运转机抱有期待。未料，7月12日突然被执行死刑。
曾成杰的女儿曾姗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7月12日她就从法院内部人士接到消息称，其父亲已经被执行死刑，于是她慌忙打电话给看守所，被告知父亲确实已经在当天上午被带走。
7月15日下午，曾姗终于拿到了父亲的骨灰回到邵阳老家。“我不敢想象狱中的妈妈和姐姐知道这消息后会受到怎样的打击！现在只想让爸爸入土为安。”她说。
曾成杰的死引发了群体性的恐慌与愤怒。
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忍不住在微博上感叹：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时说的一席话，随后在一个名为“正和岛”的企业家社交网站上，引发了一场风波——岛民王瑛提出抗议，并宣布“退岛”。
其实，柳传志说的就是企业家的艰难生存空间。
“高利贷害了很多人，但也救了更多人。害人的事报道出来了，救人的事没人感兴趣。”7月15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利息率高是因为放贷的人太少，供不应求。越是反对高利贷放贷的人越少，利息率越高。让更多人放高利贷，利息率肯定下降。要改变高利贷是剥削的观点，它改善了资金配置。”
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需求量的加大，民间借贷从熟人之间的直接融资发展到易于累积风险的间接融资模式，当资金链断裂时，极易引发区域性的金融风险，一些企业家因此入罪。
据《2012年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显示，在报告中统计的245个案件中，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33例)和集资诈骗罪(11例)，就占了全部案件数的近1/5，而触犯这两项罪名的犯罪人全部是民营企业家。这一统计结果无疑是我国当前民企融资难的又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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