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教育讯 导读：北京2016年高考方案中，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减为100分，中考英语科目分值由120分减少为100分；山东从明年起取消高考英语听力测试，英语试卷满分从现在的150分降到120分；此前，江苏还传出英语将“退出”高考，以等级形式计入高考成绩…… 有关高考调整热度还没有结束，教育部又出面澄清：从未将英语四级与大学学位挂钩。这些是否传导出一个信号：英语真的要降温吗？它要为母语让步？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等在内的媒体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持续的英语热降降温，表现了崛起中国的自信。从1862年英语正式成为规范课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人对英语的态度始终在变，争论也一直存在，纠结心态充斥在课堂里，当然更纠结的还是在课堂之外。
10月30日下午，邯郸路220号的复旦大学文科楼，从事英语教学40年的邱东林一脸严肃，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两页材料，“英语热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批评？不可理解。美国人也在积极地学习外语，这是趋势，全球化下的趋势！”
在这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眼中，目前所谈论的英语热实质上是考试热，而考试热确实存在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外语热本身不是坏事，或者说没有什么不好，它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是交流的需要，尤其对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不易。
邱东林教授将英语热与国家的发展战略联系的视角，其实一直贯穿在英语成为中国规范课程后的150多年里。
战败“自强”
被迫工具性地学习
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的清政府，从向来自诩“天朝文明”、非“夷狄之邦”所能比拟的状态中，开始出现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士。他们认为，唯有了解和学习“西洋”文明，谋求振兴，巩固统治。
因英语人才缺乏，语言文字不通，中英之间还产生过龌龊，甚至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诱因之一。根据《南京条约》，中国开放广州等通商口岸，身处广州的地方官员咬定条约中开放的“港口”，并不包括城墙之内的广州城，因此英方人员只能在港口做生意，不准进城。而英方认为，“口岸”(port)不只局限于港口，开放包括广州城在内。双方争执不下。香港总督兼远东特使包令爵士(John Bowring)到任后，身为自由派政客的他，虽然主张宪政、民权，但在远东他发现，一切理论都无计可施，依然无法让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最终，借助“亚罗号”事件，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结束后，英国特意在《天津条约》中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并敦促中国加强英语教育。中国自身也终于在惨败中吸取教训，开始洋务运动，大规模培养外语人才。
咸丰十年(1860年)，恭亲王奏请设立总理衙门。次年，总理衙门设立，但官员们大多不懂外语，于是恭亲王等人又奏请在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于是，京师同文馆就于1862年应运而生，隶属于总理衙门。
1862年同文馆开办时仅设英文馆，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J.C.Burdon)任第一任英文教习。随后，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日文)等相继成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被任命为总教习，他也是该馆第一任校长。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直到1900年该馆停办时，每年学生总额维持在120名左右。
同文馆第一次总考试于1865年10月11日至19日举行，历时9天。初试是把外国照会译成汉文。复试是将某条约中的一个片段译成外文。最后口试，密出汉语条子，令考生口译成外语。
除同文馆外，各地也举办了外国语文学校，诸如1863年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开办的广州广方言馆等等。纵观这些学校，功能有两个： 一是培养翻译人才，另一类意在培养专门军事科技类人才。
当时正在维新中的日本，也正在狂热学习西方，文部卿森有礼甚至主张把英语当做国语。后因日本民族主义者忌恨，森有礼被刺杀，但日本更彻底地了学习西方，最终击败了清政府。
自此，清政府的自强运动以失败告终。光绪皇帝、翁同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决心走维新道路。张之洞于1898年3月在《劝学篇》中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成为当时的教育宗旨。根据这个宗旨，他们于1902年拟订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加以修订而成《奏定学堂章程》，奏准颁布后，成为“癸卯学制”。
按“壬寅”、“癸卯”学制，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均开设外语课，这也是我国大中学校普遍开设外语课的起点。“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而对初等小学的外语教育，是“断不宜兼习洋文”；而设在通商口岸附近之处的高等小学堂，可在学堂课程之外兼教洋文。
此后的研究者认为，语言学习中，始终存在着中学和西学的地位问题，而解决之道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认为，外语学习的首要条件就是精通中国古典作品，因为只知外国，不知中国，无异于丢弃良心。
教会学校
也有拒绝全英语教学者
诸如同文馆等在内的学校，选拔的生源有限，而真正让英语教育扩大影响的，是随后的教会学校。
最早一批教会学校在中国南方的澳门和香港建立。比较知名的是马礼逊教育学会学校和英华书院。容闳便是马礼逊教育学校学生的《英语集全》作者之一。容闳是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名中国人，后来在建立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方面颇有影响，被清政府邀请出席会议，与高官共商采取何种对策使中国现代化。马礼逊教育学会学校的毕业生也在“自强”运动中发挥了直接作用。
在整个19世纪一系列有影响的教会学校中，1862年建于香港的中央书院(后改为皇仁书院)最为出名，因为它出了一个著名的毕业生——孙中山。1884年到1886年在该校就读的孙中山，1923年返港演说时说：“我们必须以英国人为榜样。我们必须把英国好政府的榜样传遍中国各地。”这远远超出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
起初，教会教育进展缓慢，到1870年代仅有20家教会学校，学生约230人。义和团运动之后，在华传教士人数飙升。1925年，基督教会小学7000多所，学生人数超过了25万，其中中学生人数约为26000人。
另一个以外语教育出名的是教会大学。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外国传教士共在华建立了13所新教会大学，著名的有上海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汇文书院等。1949年后，这些大学不是改名，就是被其他机构合并。这些大学一般人数很少，影响力达到高潮时，总入学人数也不过12000名学生。这些学校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很多中产家长都把子女送去接受教育。
上述大学，大多都选择了使用英语教学，虽然对语言的管理不尽相同。有些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质量全国闻名，如上海的圣约翰。英语在这里成为主要的教学手段，该校也被称为“中国英语培训中心”。
汇文大学(燕京大学前身)，已经超越工具化论调，它的英语教学计划的目标是：“我们的目的是让学生获得关于英语语言的批评知识和实际知识，从而在他(学生)面前打开神学、科学和哲学的宝库。”
燕京大学十分强调中文学习，特别是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后更为如此，其宗旨就是要成为一座中国文学的编目和研究中心。现在该学社仍活跃于哈佛大学中。
对全英语教学，也有教会大学反对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齐鲁大学。
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主张用中文教学。他认为，如果使用英语，学生会被诱惑到外面经商赚钱。后来齐鲁大学学生罢课请愿，要求引入英语课程，仍遭到狄考文的强烈反对。
“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一般的年轻人所难以抗拒的。”狄考文说，“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发狂地要学英语，因为他们认为学了就会有钱。”当然，他主张中文教学的另一个目的是，便于在中国传教。
这种教会学校带来的影响，并非让所有人开心。比如，1920年访华的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对他所见的诸多方面感到沮丧，他甚至怀疑美国传教士的教化热情背后隐藏的目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也批评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传教士教育受到中国学生和教师的炮轰，“五卅事件”发生后，更出现大学学生退出教会大学的浪潮。另外，当局要求教会中学登记，校长必须是中国公民，宗教课程变成选修，教学方式按政府大纲执行。因此，约3000名传教士离开中国，教会学校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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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的动机，据说是要改革应试教育。但是，拥护这些“改革”的年轻人，理由也是叹为观止：英语学半天学不会，浪费精力！数学太难，学了半天，毕业后除了领工资数钱，根本派不上用场。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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