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姿阅绘
新华网讯：中国人民大学近日确认，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违法违纪接受调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也被免职协助调查。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高招问题的质疑。
记者调查发现，高招腐败案件近年来呈多发趋势，自主招生、补录及调换专业三个环节已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让自主权在“阳光”下运行才能有助于实现多元选才的改革目标。
肥缺
高招腐败频发，招办“小”权利变“大”特权
对于蔡荣升等人接受调查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中心负责人并未透露具体细节，但早有媒体披露，网上有举报材料反映蔡荣生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
国家相关部门曾多次发文，重点防范和治理降低标准违规指名录取考生、向考生及家长[微博]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录取行为挂钩的费用等违规行为。但在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不均衡的大背景下，高招腐败案件却时有发生。
在一些高校老师眼中，招办是高校的“肥缺”。2010年，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学于兴昌在学生择校、考试录取、调换专业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953万元，法院最终判处其无期徒刑；2012年，辽宁省招办两名干部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几年前，湖南省也曝出教育考试院监察处原副处长谭博文等，将69名未上线考生“弄进”大学。279万受贿金额中，大部分为“点招”所得……
“过去曝光的涉及高校的腐败通常是工程建设、科研基金等方面的案件，但近年来高校招生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指导处处长王洪伟告诉记者，“高招腐败涉案数额越来越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这类案件的发生通常是‘两厢情愿’，点对点交易秘密进行，因此，案件多发但却难以查处。”
“少数考生可通过自主招生录取，部分考生可获得补录的名额，个别人才有机会调换专业……”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认为，高校拥有的“小”权利变成了某些人手中“大”特权。有限的资源成为了滋生高招腐败的温床。
黑幕
价格节节看涨，点招、补录、调专业成“重灾区”
高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寻租。记者调查发现，自主招生、破格补录和调换专业日益成为高招腐败的三大“重灾区”，养肥了一批教育贪官，严重危害教育公平。
自主招生沦为“点招”通道。业内人士指出，高校试点自主招生的初衷是为了提高高校的招生自主权，让少数考分不够但某一方面拔尖的专才能够进入高校深造。但在政策具体执行中，有的异变成为权力和金钱交易的“点招”，成为一小部分特权群体专享的优惠。
东部某院校工作人员坦承：“‘点招’也是随行就市，由于今年点招指标下降，一个名额已经由去年二三十万元涨到了100万元。”一位211高校负责人则坦言，对于主管领导来的照顾某考生的“条子”，学校只能通过自主招生的途径将其录取。尤其是艺术及体育特长生领域的自主招生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成为有门路但成绩不好的考生入学新通道。
补录环节多为“暗箱操作”。一位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透露，每年高考[微博]录取结束后，由于招生指标未完成、被录取考生放弃等原因，一些高校会通过补录完成招生计划。虽然补录也有最低分数限制，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够严，成为权钱交易的另一个重灾区。
需要补录“打点”的费用与学校知名度、专业选择挂钩。中国政法大学[微博]教授方流芳指出，在一些学校，破格和补录占招生数的2%左右，但都是在校级最低分数线公布之后进行的，没有公开申请程序，只能凭无从得知的“标准”圈点录取对象。
调换专业衍生成花钱“买”好专业。于兴昌的众多受贿记录中，大部分皆与考试录取、调整专业有关，其第一笔受贿就来自于帮助一个学生调换专业收取了1万元钱。业内人士透露，调换专业早就涨价了，少则几万元，多则10余万元。
近年来，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时有发生。个别高校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紧密配合”的腐败行为令人忧心。在今年新生开学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要求高校采取比对录取照片、电子档案、身份证、录取通知书等措施审核新生的入学资格，严防冒名顶替学生入学。
猛药
放开自主权要与责任匹配，关键信息要公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越来越大，腐败案件也时时曝出。内部指标不被公开，制度空间缺乏监管，保送加分暗箱操作，行政权力介入招生，且难受制约，焉有不出问题之理？”
调查发现，当前高校自主招生中，教育部门也要求做到公正公开，可没明确公开到何种程度。以自主招生为例，公示项目最多的省市只包括7项，考号、姓名、性别、科类等，这些信息公众根本无从监督，而最关键的学业成绩、笔试、面试评价等，反而不在公示之列，操作的空间由此滋生。
“根除高校招生环节的‘黑幕’，需‘猛药’医治，良方就是关键信息要公开。”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表示，对高校赋予更多自主权利的同时，更要对其相关环节进行有效的监管。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的运行机制。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伟萍认为，“放权”的同时，如何防止贪腐的发生，需要在操作中进一步规范。
“赋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一考定终身’，但多元化选才的自主权要与责任相匹配。只有改革方案更完善，制度设计更严密，才能有效遏制权力寻租的空间。”王烽说。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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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