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1月19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周竟）“前两天我和父母提了要辞职，本以为他们能理解，没想到他们惊讶得差点跳起来，坚决反对。”坐在记者面前，在浙江省某事业单位工作了5年的陈洋（化名）又开始纠结起来。
“他们骂我‘是不是脑子坏了，这么好的工作上哪找，不知道多少人想进都进不了吗？’‘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30岁的陈洋说，他实在是做腻了，但作为家里的独子，又不能不顾父母的感受。
陈洋的父母都做小生意，家境中等以上，在就业时，陈洋有心做生意，但被父母否定了。父母认为，“做生意太累，不如到事业单位去稳定、体面”。在五年前，事业单位还很吃香，陈洋的不少同学也是如此选择，他也就听从了父母的意见。
陈洋从小学习优秀，最后考取了某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一直被父母和亲戚当成成功的例子到处宣讲。陈洋也踌躇满志，打算在单位干一番事业。
然而，一进入工作岗位，他就感觉自己被打败了。
陈洋的岗位是“研究”，然而到单位之后才发现，这个工作主要是写报告。“所谓‘报告’，多数时候就是帮领导总结政绩。”陈洋说。
“刚开始摸不到门道，老老实实地写上了单位工作中的不足。领导一看，拉下脸，大吼‘你以为你是谁，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轮不到你对我指手画脚！"
陈洋说，打那后他就“学乖”了，写报告就绞尽脑汁写“高大上”的形容词。“我以前最讨厌这样的八股文，没有一句是实在的，什么成绩斐然、形势喜人，那些话写完了自己都觉得恶心。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变成自己曾讨厌的人，我在写材料的时候常常感受到这种‘悲哀’。”
“而且遇到各种考核、评比和视察的时候会特别忙，常常临下班领导一个电话过来，晚上就得加班赶材料。还没有加班费。”陈洋说，每天围着领导转，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变成了一台机器，每天忙忙碌碌，却浑浑噩噩。
“以前还要参加很多‘应酬’，经常喝吐，胃变得很差，现在还没养回来。”让陈洋欣慰的是，中央颁布“八项规定”以来，他陪领导出去喝酒吃饭的情况少了。
从2013年开始，各种禁令导致收入下降。“我们一个月5000多元，以前每个月会发个千把块的超市卡，逢年过节也会有小几千的过节费。但现在超市卡、过节费都没了，连年终奖都可能要大幅缩水。”他说。
陈洋自认为对金钱要求不是很高，但还是觉得这样的收入水平有些“寒碜”。“亲戚们都以为我每月有一万多的收入，我都不好意思说实话。”他说，现在同学中在企业上班的都混得比他好。
“三十而立，我怎么都感觉自己立不起来。趁现在还有点激情，赶紧撤吧。”陈洋想辞职去创业，打算年后再做通父母工作，实在做不通，就“先斩后奏”。
“生活毕竟是自己的，不是父母的。”陈洋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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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