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教育频道：近来，有关公务员薪酬改革、官员下海的新闻再次成为舆论热点。透过事实的呈现和观点碰撞，我们不难看到公务员群体的生态，正处在改革带来的嬗变之中。在问题和积弊得以暴露的同时，改革的契机也呈现出来。“中国将迎来新一轮公务员下海潮”，一时间呼声高涨。20年“国考热”会从此降温吗？公务员即将进入“冰河纪”？问题诱人，理想丰满，而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如何走出“知易行难”的重重覆辙。
“到体制中去”，还是“到市场中去”？
2013，“官不聊生”。
每天早上翻开新闻，官员落马的消息就会时不时跳出来。即使普通百姓，也为这30年罕有的官场风暴感到惊心动魄。年底，养老金并轨改革再次引起热议，“高替代率”的公务员养老金，这块“体制内”最诱人的蛋糕之一，看来也要消融。“中国将迎来新一轮公务员下海潮”，一时间呼声高涨。
下海潮，“92派”启示录
三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数波公务员下海潮，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然就是所谓的“92派”的故事。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全国有上百万官员造访深圳。这一年，深圳市政府接待办最多时曾同时迎来60批考察团。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数据，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数年后，中国工商界的“92派”崛起，成为一段佳话。
92派，这些在当今中国工商界显赫无比的名字，陈东升、郭广昌、冯仑、俞敏洪、胡葆森、黄怒波等，在《博鳌观察》执行总经理陈海所著的《九二派》一书中，被称为“新士大夫”、“士商”。他们都曾是体制内精英，或者是政府官员，或者是国家智囊部门研究人员，或者是大学教师，有的甚至在40岁左右已官至司局级，堪与传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类比。在成为企业家之后，他们也乐于担当公共生活中的其他角色，如商业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等。他们“大我情结”深重，下海时多抱有“实业救国”、“经济强国”之类的宏大而浪漫的抱负。92派，无疑是当今中国工商界美誉度最高的企业家群体之一。
然而，争议也并非没有。
1993年，92派的旗手人物，泰康人寿、嘉德国际的创始人陈东升就说过一句名言：“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意思不难理解，就是要利用体制内累积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在市场上打开局面，建立现代企业，从而也是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说法颇有辩证意味，它阐明官员下海的合理性，同时也引来争议：利用体制资源赚钱，与“红顶商人”何异？
陈东升对此曾作辩解：“有些人对我们有看法，觉得我们有一点像苏联体制改革时期搂了权力的人。其实我们没有权力，我后来办企业也都是靠校友、同学一起来张罗。因为我是来自县城的，北京谁都不认识，就是靠同学、校友帮助，这也是一张关系网……”陈东升的辩解，不无道理。至少，他们那点体制优势，与后来国家商业主义的巨头垄断不可同日而语，与沉默而凌厉的权贵精英势力也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体制优势，可能更多地体现为对体制规则的熟悉，以及在体制内机构累积起来的知识素养、视野、实操经验等，而非直接的权力。
对他们与体制的关联，《亚布力观点》主编傅小永有精彩的评论：“体制是他们最初的精神脐带，这锻炼了他们宽广的宏观视野和对大局的驾驭能力，但也可能成为他们的精神掣肘。”什么是“精神掣肘”？或许是指体制“救生衣”使他们冒险精神、“实干”精神不足，这是与上世纪80年代以“边缘革命”引领风潮的草根派制造业企业家相比而言的；或许是指体制习惯使他们的“创新”能力不足，这是与后来张朝阳、李彦宏这些海归派互联网弄潮儿相比而言的。
这些说法大概都有点道理。92派从事的主业多以贸易、金融等服务业及房地产业为主，如陈东升的泰康人寿、冯仑的万通等，这个领域确实容易发挥体制内人脉关系优势。当然，与传统制造业相比，这个领域也相对“高端”，需要更多的知识资源与现代经济意识，92派本身是体制精英、知识分子，由他们来开拓这些对打通当时经济发展瓶颈至关重要的行业，也是理所当然。
一代有一代之事，放到历史发展脉络中，92派纵有种种不足，仍旧是中国30年改革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做出了重要贡献。况且，在当时市场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需要更多人才去“试水”的情况下，他们勇于下海，敢做先行者，对突破当时僵化的体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点，更具有普遍的价值。92派，显然不同于所谓的“红顶商人”—纯粹通过官商勾结牟利者。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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