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文字实录
时间：2014年3月23日14：30—16：30
地点：羊城创意产业园筑梦咖啡店
主题：如何讲述转型期的中国故事—《陌生的中国人》读书会
【主持人：】亲爱的各位嘉宾、会员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本期的21俱乐部CEO读书会，我是21俱乐部的蔡乐庭，非常高兴能够担任今天的主持。首先在这里需要特别向大家提一下，今天除了邀请到我们的几位重量级嘉宾和我们俱乐部的会员外，我们还特地邀请到我们广州的CEO微信群里的会员朋友们，在这里我代表21俱乐部再一次欢迎大家的到来！
首先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21俱乐部。21俱乐部是国内领先的财经媒体二十一世纪传媒旗下的读者俱乐部。从去年2013年以来，21俱乐部位读者会员准备了一系列丰富的品牌活动计划，CEO读书会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每次读书会我们都将邀请最优秀的书籍和作者，将最优秀的读者汇聚到一起，一起互动交流，一起分享观点。
21俱乐部今天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份会员赠阅卡，大家待会可以看看，填写完右侧的杂志订阅信息后，可以将其撕下留在座位上，会后将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收集。同时也欢迎扫描赠阅卡上的二维码关注21俱乐部微信，我们将会给您定期推送精彩的活动资讯。
那么回归主题，今天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图书是《陌生的中国人》，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本书的作者杨猛先生。杨猛先生是著名的特稿记者，多年以来，专注于非虚构写作，不断深入新闻现场，也写过许多篇重量级的报道。此外，我们还特别荣幸的邀请到著名的杂文家、时评家鄢烈山先生，他稍后也会和杨猛先生进行对话，我们很期待他们能够在此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好了，事不宜迟，下面先有请杨猛老师来为我们大家分享“如何讲述转型期的中国故事”，大家掌声有请！
【杨 猛：】大家好！很高兴来广州与大家见面，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是“讲述转型期的中国故事”。
我先讲一下书的背景，因为这个标题叫转型期的中国故事，深入的话，大家可能会问什么叫转型期，怎么转型，其实这是一个偷懒的说法，这个书的名字就叫《陌生的中国人》，它出生于2008年到2013年所做的一个调查报道，分为六部分，19个故事。
这是媒体界的前辈对这本书做的一些评价，胡舒立曾经讲：它忠实记录中国转型期的命运。我想他也注意到这个书的主题特点。江艺平老师也对书做了评价，他强调中国故事并不是一个宏大叙事，而是讲述国家转型中面临无法替代的厄运。包括刘香成、作家野夫都有做评价。刘香成、胡舒立、江艺平都是媒体界的，唯独野夫是作家，他曾经出版很多好书。
我的书是脱胎于新闻报道，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关于中国新闻界的几个事实。首先中国有没有新闻自由，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媒体是经济上保持着独立，就像它在计划经济的时候，报纸是党办报纸，所有的印刷、人员支出都有经费。市场经济之后，在经费上面是独立的，但是它还是会受到管制。按照美国的说法，中国的媒体是没办法监督政府，所以没办法谈到独立。但是党的宣传系统又是给你划定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之内，你可以尽可能监督、报道。比如说焦点访谈，它可以监督县一级的政府，但是再高一级就需要请示汇报。
本书经历了审查，本来这本书有20个故事，但有2个文革的故事不能出版。据我所知，文革的故事需要报批，而且报批需要很久时间，所以就撤了两个文革故事，加上另外一个故事，变成总共19个故事。
这本书在出版过程中间，出版社提醒你哪些可以报道，哪些不可以报道，做了一个收敛性的编辑。在书的审读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版机构会有一个审查员的设置，它在书的终审过程中，会对书提出一些具体的删改和出版建议，告诉我哪些地方不可以报道，哪些地方的措词需要注意。包括其中涉及到重庆唱红打红、北京奥运会的内容都没有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媒体和媒体人的生存对策，它的对策。这些都是一个背景，党派系统是一个宣传工具。中国的党派是呈现一个金字塔式的，全国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每个省有一份党报，每个市也有一个党派，甚至每个县都有一个党派。但是这些报纸只是一个宣传工具，基本上是宣传报道本地领导一些政务活动，基本上没有可读性，也没有发行的成果。大部分的市场化媒体，它的同质化非常严重。比如说晚报、日报、都市报，基本上版面设计、内容新闻信息提供的都差不多。你买一份报纸，基本上其他报纸都可以不看了。但是有少部分媒体、少部分从业者敢做出格的报道，但是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代表媒体，在80年代开始，有《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财经杂志》、《财新杂志》，代表人物是程益中、长平、李大同、胡舒立、江艺平。
这本书是直面中国的现实，19个故事涉及中国多个热点话题。比如说简单统计一下，像上访者、走出去战略是讲中国大量企业到海外去发展，其中遇到很多困难，我曾经跟踪过这些企业，了解他们在海外的情况是怎样的。左右分裂和“毛粉”是指唱红歌，这是比较荒诞的一个故事。弃婴故事，我在报纸上曾经发过报道，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包括中小企业融资难，以及近十年的国进民退，还有中朝边境的走私，因为大家对朝鲜问题都比较感兴趣。
你做出格的报道肯定要付出代价，代价是不同的，根据你所犯的错误轻重和领导的判断决定你受多重的处罚。这个仅仅是通过宣传系统，它是一个金字塔的，全国的宣传部、省一级的宣传部。当时我在南都周刊，它有一个内部系统，每天系统里面都有今天中央宣传部发来什么禁令，是什么样的报道口径。不同的禁令有不同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事情依据新华社通报为准。你可以掺杂一点个人的私货，这个时候不允许炒货，意思是说不允许大规模的报道，我能不能零星的报道一两篇。根据不同的禁令，可以有不同的应对措施。
第三是封杀，李大同最早做《冰点》，做的很好，但是最后被封杀了。另外是关闭或者开除。还有是定点清除，比如说南都周刊的长平，2008年他写了一个西藏的言论，后来就不允许他在国内从事媒体工作，后来他要去香港，香港政府受大陆的压力，也没有给他发通行令，现在他去了德国。程益中报道了2003年的非典，得罪了地方官员，最后入狱了。
我一直在报纸工作，短期在电视台工作过。报纸的审查，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业务范畴，它基本上是三审。你的版面编辑、部门主任、分管的副主编，传统的程序是这样的。后来开始有主管的宣传部门会深入的介入稿件的处理，甚至是版面设计。比如说去年南方周末新年贺词事件，违反了宣传部门的规定。不同的片子有不同的领导审查，如果做专题的话，会有中心的新闻主任级别的人审查，可能会在7点之前进行修改，搞的人的神经非常紧张。播出的中间环节非常多，不如写报道那么轻松，所以后面我觉得还是干报纸比较适合我。
在这种环境下，媒体记者有很多的转型选择，毕竟很多记者都是吃青春饭，香港的记者比较特殊，都是青年人比较多。大陆的趋势，一个是做公关，有的人去大的网络公司做公关公司，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媒体资源。然后做网络新媒体，比如说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记者，他去做网络新媒体。还有是做企业，比较多的是专业性的。比如说我长期跑汽车报道的，对各个汽车公司的情况都非常熟悉，最后就被某个汽车公司招聘为副总裁。结论是党和政府专制各种不服，影响到政权的稳定，一概严惩格杀勿论，达到威慑媒体自我审查。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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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