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在商言商不是不谈政治（二）

在王石的青年时代，“商人”并不是一个能够被中国上层社会接受和认可的职业，特别是在他这样军人家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后，王石开始意识到，“自己此生定位就是做一个企业家了”。

“你的编号是002（指深万科的股票代码），001是深发展。在各个地方打交道、接触的人，都是在最高级别那样一个层面，这个是有感觉的。”王石说。

有了些自信的同时，不断的自我怀疑和否认也伴随其中，直到2008年的“捐款门”和“拐点论”，这种不自信的情绪被激发出来。然而，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从企业经营或登山中找到答案。2011年，60岁的王石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开始了陌生的访问学者生活。

“到了哈佛之后才发现，登知识的山比登物理的山要难得多。在哈佛补修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一年的项目也被我延成两年了。”王石认为，学习的目标可以理解为精神文化的传承，对于身处的工商阶层也开始有一个重新认知，而过去他从未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王石自认为已经能找到一些问题的解答。而如果能够与西方文化和思维逻辑做类比，那就更能有所感悟，对中国社会更多深层次的问题，他也能够有新的思考。“比如说万科2008年降价，消费者就有意见，要补偿。我们原先就不理解，涨的时候不找我，降了你找我了，这不符合契约精神啊。有业主打砸售楼处。我们报警，但后来发现，警察就在那看着，根本不管。”

王石很不理解，警察怎么连起码的公共秩序都不管？“现在我理解了。谁是强者？开发商；谁是弱者？消费者。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同情弱者原则。”

在追寻“到底中国的逻辑是什么，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是什么”之后，王石看起来更加有自信了，也更享受在西方的学习生活。

“在哈佛，我完全是防御型的，对任何人都是防着、躲着，因为没法正面和人家交流。”到了剑桥以后，王石自觉就放松了，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一切都是新的。“中国发生的事情，太让他们意外了，西方的逻辑根本解释不了，他们有很多话要问我，很带劲。”

王石才去剑桥三个月，就认识了很多人，因为他每天都在学院食堂吃饭。“晚上7点半，一声锣。我想那个锣肯定是中国带来的，特别响，‘哐’一声门开了。吃饭必须穿正装，外面套黑袍，像我这样肯定不行。”他拉着自己的衬衣领子说。

对于困扰过他的中国工商界地位问题，王石也有了新的答案，“我说的在商言商，绝对不是不谈政治，不谈国是。我首先是个公民，公民就有公民权，我是可以谈政治的；其次我是个商人，我当然可以关心工商业阶层面临的问题”。

王石认为，自己和其他工商业者至少是“同命相连，兔死狐悲”。“躲是躲不掉的，首先自己要透明、守法；其次是靠自省，不断规范，承担社会责任，出了问题就承认，这样社会才会进步。”

2013年7月，“企业家教父”柳传志在一次小范围聚会上说的一席话，经转述与放大，在企业家群体中引发了一场关于企业家是否应“在商言商”的大讨论。“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柳传志说。

王石在接受《舒立时间》采访时，明确澄清了他所认为的“在商言商”的三层含义。“第一层，中国解放之后整个国家泛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变成以GDP为主导，但大家还是免不了开口闭口都是政治。因此针对这一点，我提出应该在商言商。”

“第二层含义，是我本人从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的一个过程，商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不高，但作为商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定位有判断。你如果自己都不喜欢，别人怎么喜欢你？工商业者一方面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另一方面你自己都不尊重这个行业，那怎么行？所以商人要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尊重、承认和喜爱。”

“第三层含义，就是需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房地产行业同样如此。比如万科现在推进的住宅产业化、绿色建筑，就是求精的意思。”他说。

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前景，王石持乐观态度。他认为，长期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会有很好的前景。不过“买了就能赚钱”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整个行业的增长速率会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