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美娟：“文革”后期上戏的首届学生

网易教育频道综合讯 与上海戏剧学院有关的日子，是我接触艺术和接受艺术教育的开始，那段生活自然就成了我人生道路中不能忘怀的经历。那也是上海戏剧学院院史上的一个特殊年代。从“文革”后期的1973年恢复艺术院校招生，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再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在这个天翻地覆的年代里，以小小的生命见证了它的始末。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我们被历史巨澜推动着，不自觉地往前走着，我们成为历史之手的创造物，但我们也些微地改变着历史的某些模样。

误打误撞

我是在1973年2月参加上海戏剧学院在“文革”中第一次招生考试的。那年我才18周岁，一个月前刚从浦东杨高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就近的杨思公社荡里大队第三生产小队插队务农。我就读的杨高中学，坐落在浦东杨高南路边上，因此而得名，此校后来被并入上海浦东新区的杨思中学。

我的中小学时期，大部分是在“文革”背景下度过的。在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前，我没有看过一台话剧，也不知话剧为何物。但我从小对文学作品有感觉。“文革”开始时，我只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有段时间学校里学生闹罢课，班级里只有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学按时交作文，语文课的丁老师在那个时期，居然还借给我们一些世界名著阅读，如《德伯家的苔丝》、《安娜·卡列尼娜》，还有浩然的《艳阳天》以及赵树理的小说等等，悄悄地培养了我们对于文学的热爱。因此，刚插队务农一个月，我就被组织上安排去川沙县县城参加“土记者”学习班。“土记者”是当时的俗称，意思是让在农村插队、有文学爱好的年轻人通过学习提高写作能力，待学习班结束后，可以担任基层的通讯员。我们是脱产学习的，吃住都在县城。就在学习期间，有一天晚饭后，我们所有的年轻人都接到通知，让我们马上到县招待所的食堂，参加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联合招生。记忆中我当时对此事没有特别的兴奋，只觉得好奇，就跟着大家稀里糊涂地去了。

到了现场，招生组的几十个老师已经坐成一排等候考生。我们去的这些人实际上都不是自愿报名的，当时的感觉更像是被叫去完成领导交给的一个任务。后来才听说，“文革”中全国的艺术院校都停办了，直到那一年，有关方面决定在全国的四所艺术院校恢复招生，这四所艺术院校分别是：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就把当时的川沙县作为试点开始招生。据说当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重拍“文革”前的老电影《渡江侦察记》，这次招生也有挑选演员的任务，因此，当那天被叫去的时候，面对的是两个单位的庞大招生组。

我们这些年龄在18到22周岁之间，被认为五官端正的男女青年都懵懵懂懂地在他们对面坐下，有负责这次招生活动的人介绍了情况。随后，招生组的老师让我们十个人一组，跟着音乐的节奏走路。大家觉得又好奇又好玩，起码在我十八岁之前没人让我这样做过。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测试乐感与肢体协调能力的方法。接着大家又按要求做了一些简单的形体动作还唱了歌，做完之后就开始坐下来聊天。老师们都坐到我们身边，打成一片的样子，很亲切。有一位名叫朱凤岚的老师，特别有兴趣地坐到我身边，问了我的姓名后又让我写给她看。她看完我写的姓名，说：你姓“奚”，这个字的标准读音和“西”谐音，不是发“夷”的音。原来按照上海话方言，“奚”一直是被读成“夷”的，由于朱老师的点拨，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姓名的标准读音。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仍清楚记得这个细节，由此也深深地记住了上戏导演系的朱凤岚老师。其实后来她并没有教过我，更不会知道我对她的印象有多深。

那天初试结束后回到县招待所宿舍，有人过来说，招待所里还住着上海音乐学院的招生老师，想让我们过去聊聊。于是，我们其中的几个人又被叫去和音乐学院的老师见面。记得其中一位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温可铮老师，另一位是教大提琴的张老师。温可铮老师让我们各自唱了一首歌，自己还用浑厚的男低音示范了几下，我记得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临走时他对我说：如果他们那里不录取就来考我们音乐学院吧。多年后的一天，我已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青年演员，在上海兰馨剧场演出话剧《最后一幕》，散场后在剧场前台意外遇到温可铮老师，他居然还认得我，可亲地对我说：“没想到现在会演戏啦！”想到几年前招生时的情景，真像在做梦一样。

川沙县的招生因为是试点，过程很严格。初试结束后，“土记者”学习班也完成了学习任务，我也继续回去务农。但没想到后来一次又一次地被叫去参加复试。其中一次地点在浦东的民生路，原川沙县洋泾公社文化站内。招生组的老师张庆芬安排我做了一个小品，内容是这样的：“我”干了一天农活扛着锄头回家，到了家门口，把锄头上的土渣清理干净后竖立靠在了门口的墙上，“我”进家门，有些疲惫，坐下，顺手拿起桌上碗中剩下的水喝了一口，稍缓后，拿起水桶到家门口的河边取水，回家倒入水缸里，又坐下来干女孩子的家务活——纳鞋底。这些内容都是在一个虚设的场景中完成，鞋底是用纸盒子的硬纸做的，针线只是虚拟，只有水桶与桌椅是真的。做完这些，正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这时，招生组有老师突然在观众席大叫：“猪棚失火啦，猪棚失火啦……”这是原来没有被设计的内容，我下意识地直起了身体，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在测试我的某种能力，“我”迅速拿起家里的水桶要去“救火”，跑到门口后怕一个水桶不够，返身回来又带上洗脸盆，急急忙忙跑了出去。做完这个小品，张庆芬老师走到我身边，兴奋地问我：“你现在知道什么是‘小品’了吧。”印象中她后来几乎没怎么看别人的考试，一直在和我说话。结束后走出考场，还陪我走了一段路。

写到这里，我脑中清晰地出现和张老师并肩同行时她那略带兴奋的神情。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知名演员兼教员，后来也没有教过我，但我同样深深记住了张庆芬老师的大名。直到去年，我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老厂长徐桑楚的回忆录，才知道张庆芬老师是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家庭照中，又惊奇地发现了我的朋友徐小平，这才恍然大悟，张庆芬老师原来就是小平的母亲。小平是上影厂电影宣传与发行部门的资深专业人员，她的先生汪天云也是著名的电影剧作家。在书中，我还了解到张庆芬老师在“文革”中遭受了很多折磨，后来一直在上影演员剧团当教员，多年前离世。知道了这些信息，我对着书中张老师的相片难过了许久。

如此这般地考到最后，在整个川沙县的几千名考生中只筛选留下了12名考生进入了正式考试。那时我们这几个人已是经历了四次考试，我也一边考一边了解到一些专业知识，如：哪些是标准普通话中的前后鼻音，什么叫小品，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很奇怪，我每一次去参加考试，都只觉得是出门去玩的，很开心很新奇，没有一丝紧张感，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上海川沙县的招生试点工作结束后，招生组又在上海市区和华东六省一市展开了规模更大的招生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依旧回到杨思公社务农。过了一个月左右，我接到招生组的通知，让我去上海戏剧学院参加一个学习班。当年川沙县文化馆的林幼光老师专程把通知书送到我家，妹妹把还在农田里干活的我叫了回来。那份通知书上这样写道：“川沙县文化馆：这次我院按上级指示，到您县进行招生工作，得到您们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我们表示感谢。我院表演系在您县进行初选后，进入正式考试的有12名。这些考生中，经我们研究，认为李国忠，奚美娟，陆燕芳等三位同志各方面条件较好，拟选拔他们进入我院学习班，以便对他们做进一步了解。待学习班结束以后决定最后录取与否……”通知书的落款是“上海戏剧学院革命委员会”。

上戏学习班通知书

命运七日

到上戏参加最后复试的学习班时我才了解到，这次的招生共挑选出了将近六十名考生，为了确保考生质量，招生办决定让我们这些考生在上海戏剧学院集中住一个星期，短期训练后，排练一台节目作汇报演出。待演出结束，才能最后确定这将近六十名考生中的四十五名（实际上最后录取了四十九名），作为那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最终被录取的学生。事实上我们这届表演系学生的名额，原本定的是招六十名，分两个班。一开始招生组沿用“文革”前的标准，考试过于严格，到最后经过层层筛选名额没有招满，临近开学前，只好又到上海所属的安徽黄山茶林场等地急招了几位学生，最后，在川沙县考生中，又补录了一名男生。这样，整个川沙县共录取了四名考生。那次招生的严格程度，从让我们这些最后入围的考生住在上戏一周、集中进行专业训练就可见一斑。这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史上，应该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为参加最后复试而入住上海戏剧学院，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走进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那一周里，除了每天排练，只记得女生宿舍里是有一位女老师陪着住的，她是表演系的魏淑娴老师，除了晚上在女生宿舍陪我们，她在白天也参加对我们的业务培训，还负责我们这批考生的生活事务。不知为什么，那段生活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在结束一天的培训后，临睡前魏老师从家里赶到我们女生宿舍，在最靠近门口的那张上下铺的木板床边，和我们交待几句，然后熄灯与我们一起休息。虽然魏淑娴老师后来也没有教过我，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对她那充满关爱让人信赖的脸庞印象深刻。

一周后的那次汇报演出，我被安排在一个主要片段里扮演一名医生，在那个只有几分钟的戏剧小片段里，我这个只有十八周岁的青年被要求扮演一位有经验的中年医生，这是我第一次和戏剧人物亲密接触，完全没有经验又渴望去靠近，自己和角色之间的各种差距，强烈激起了我的新鲜感与求知欲。我非常非常地努力，只要老师有一点启发，做一点示范，我都能原封不动的去照着做。每天排练结束后，我再把老师白天对我提的要求在脑子里过一遍，在动作上复习一遍，可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到了正式汇报演出那天，在上海戏剧学院老剧场的后台(此剧场现已被拆除)，我化妆成了一位留着齐耳短发、身穿角色服装的中年医生。当我在后台的镜子里看到这个形象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中年人，老师在排练时要求的，比如：那个医生走路比你自己要稳重，说话声音也没有青年人的尖脆，等等，都神奇般地意识到了，领悟了。带着这样对于表演艺术朦朦胧胧的初次感受，我上台顺利地完成了汇报演出。舞台下黑压压的一片，据说，全上海许多专业团体的有关人员都来了。毕竟这是“文革”后期上海戏剧学院第一次恢复招生，大家都想来看看这些经过千挑万挑选来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台上台下互感新鲜。负责排练我这个戏剧小片段的老师叫徐企平。他后来当了我的班主任。

时光飞过四十年，前段时间，当我终于有机会又见到当年给我送学习班通知书的林幼光老师时，他告诉我，那次在川沙县的招生考试中，上戏表演系的主考老师张振民很看好我，曾和他说：“这个考生气质很好，以后可以演生产队长”。哈哈哈……我听了开心大笑，原来是这样啊。其实在我以后的演艺经历中，几乎就没有机会尝试过“生产队长”那样的角色呢。

人生多奇妙，1973年在上戏的那短短一个星期，就成了我们这几十个考生的“命运七日”。此时，艺术的命运之门向我们敞开了。但大家都知道，其中有十几位考生还会被淘汰，这要等到当年9月开学时才知分晓。可就在这时，一件意外事的发生，让艺术之门提前在一位考生的面前关上了。一位外表形象与业务水平都明显好于其他考生的男生，家住杨浦区，算是市区户口，有一天在男生宿舍的公共洗漱间他对另一位来自农村的考生说：你帮我把衣服洗了，我就把这块肥皂送给你。那位农村来的男生认为这是在侮辱他，就把此事告诉了老师。现在想想很有可能此话是那“市区男”的调皮玩笑——那时我们都只有十八九岁，思想也没有那么复杂，可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这样的事情会被看得极严重，认为这个学生的思想品德有问题。当我们结束最后一次考试离开时，就听到有老师委婉地对他说：“希望今后在别的工作岗位上听到你的好消息”。

前几年偶然的机会我在另一个城市巧遇当年的“市区男”，他早已是事业有成的人。我们热情地打招呼，在场的人都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会认识的？他狡黠地朝我笑着回答：“我们是同学……”当年考试时他的经历，今天讲起来也成了笑谈。我想，这位在当年没有成为同学的“同学”，冥冥之中也许就应该走今天的这条人生路，他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已经成为一个佼佼者。反之，谁又能确定当年顺利入学的那些考生的人生，就一定比他有价值呢。

就这样，被反反复复挑来挑去，在1973年的9月1日，我正式入学，成了一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在“文革”后期恢复招生后的首届学生。（摘自《档案春秋》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