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知网消息：因为环球雅思和华尔街英语，国内教育培训行业对培生熟悉了许多。事实上，培生的商业帝国远不止于此。《财富》杂志的这篇深度报道起底培生的商业路径，并犀利揭露目前培生在北美市场遭遇到的“窘境”-包括2起行贿案件和美国教育界对其标准化考试的质疑。被美国学生比喻为“伏地魔”的培生，在抢占北美市场中的功过究竟在哪里？这篇长文还原一个外界所不知道的培生以及它的转型布局，请耐心阅读。
被媒体描述成“魔鬼化身”的培生集团CEO范岳涵(John Fallon)今年52岁，面色红润，操着令人愉快但不过分矫揉造作的英国腔，似乎更像是在当地酒馆看到的人，而不是有着82亿美元年营收，试图重塑全球教育并给很多人带来焦虑和不安的企业的“掌门人”。
范岳涵在2013年1月接替了原培生集团CEO玛乔丽·斯卡迪诺(Marjorie Scardino)，他在进行重塑这家有171年历史的出版公司的庞大行动。他的目标不仅是建立更成功和更可持续的业务，而是在做一个重要的转型-在培生传统出版业务萎缩时，寻求新的出路。
他这样说道：“无论我们的客户是中国的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家长，还是美国数以千计的学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努力做的是同一件事——帮助提高学习成果。”问题是，很多家长、教师和其他人都以非常不同的眼光看待新培生集团。他们中很多人，特别是占该公司营收约60%的北美地区的人，将其视为教育行业的哥斯拉怪兽。
被“魔鬼化”的培生，遭遇美国市场强烈抨击
在他们看来，培生是要控制这个过程的全部，从教师资格认证到课程，从评估学生的考试到考试评分，并不断拥有和运营自己的学习机构。教师帕梅拉·凯西·纳格勒在博客中嘲笑该公司的“永远学习”口号，称实际是“永远盈利”。保守人士鄙视让外国人塑造美国教育的想法。
培生在美国市场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抵制。纽约市47位校长最近联名写信，批评培生的竞争是其“错误历史”。最重要的是，人们害怕该公司的影响力。纽约霍夫斯特拉大学中学教育学教授阿兰·辛格写了大量有关该公司的文章，称培生是企业“章鱼”。
前教育部官员戴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嘲笑她所称的“培生化美国人的头脑”。该公司的名字已经渗透到美国流行文化中，喜剧演员Louis C.K.在推文中抨击了培生。
当然，教育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领域。没有什么事情比塑造孩子的思想更让人激动的，培生通过数十年的课本发行业务深知这一点。但今天标准化考试似乎对很多人来说是教育的目标——如No Child Left Behind(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计划和新的Common Core(公共核心课程)标准就包含这个意思——而不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途径。除了教学中日益使用科技、政府投入减少和私营部门资助的改革运动，公司也在如何教育孩子和教什么上发挥了更大的影响。
在美国，考试是分歧最大的问题。软件及信息行业协会(SIIA)称，过去3年里高中学生评估业务增长到了25亿美元。一些人认为，“大考”是建立责任制的最好方式;其他人认为这没有作用，鼓励了错误的事情。不管怎样，考试现在是教育科技里最大的部分——仅10年时间培生就从未存在变成了主导考试王国。
范岳涵已经习惯了人们对培生的嘲笑。他强调该公司的目标是帮助学生成功——最终决定权依然掌握在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员手中。此外，该公司称其研究显示，听说过培生的美国人中83%对其有着良好印象。
范岳涵表示：“在教育这样重要的领域，情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为家长、政府、教师服务，最重要的是为学生服务。我们努力在长期采取正确而不是流行的行动。如果有时这我们必须同时接受批评与赞誉，希望这是显示我们在走明智的中间道路。”他坚称：“越多人使用培生，他们越会说‘你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标准’。”
培生标准化教学效果背后的制定者—布莱尔的幕僚，迈克尔·巴博
培生推动数据驱动教育成为聪明的战略。早在斯卡迪诺担任CEO时，培生就开始这么做，将培生的出版和教育品牌扩大至企鹅和金融时报以外领域。在范岳涵领导下，培生加快了步伐，他进一步扩张至新兴市场，过去2年他努力将大杂烩式的业务变成了更统一的整体。
范岳涵重组了培生，削减了2.15亿美元成本和裁员4000人，并在海外并购数字和其他教育企业，最近以7.21亿美元收购了巴西英语学习连锁机构Grupo Multi。由于重组费用和旧业务下滑超过了新业务的增长，2013年培生的净利润比2011年下滑了约18%至8.54亿美元。
但该公司的股价相对平稳，部分因为范岳涵迅速降低了市场的预期，将培生的转型比作IBM从硬件转向软件的行动。他表示，将公司重组为他所称的关注点集中的“一个培生”基本完成。这肯定不容易。花旗集团欧洲媒体资产研究主管汤姆·辛格赫斯特表示：“范岳涵遭到最密集的炮火洗礼。”
在培生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标准化考试文化，遭到攻击时，范岳涵必须让这个世界相信，该公司是真正的学习力量，而不仅是不久可能不再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的执行者。培生的理论家是其首席教育顾问迈克尔·巴博。59岁的巴博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工作者。
他曾是伦敦大学教授，他在不经意间隐隐约约会透露出学者的风范。巴博是前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领导下进行的英格兰教育改革的关键设计者，那次改革关闭了表现不好的学校并且加强了全国性标准的执行。布莱尔后来还要求巴博将这种方法应用到其他服务。(他的表现也为他赢得了爵士头衔)。在巴博离开政府后，他去了麦肯锡担任教育业务主管，然后在2011年加盟培生。
2013年他发表了“The Good News From Pakistan”(来自巴基斯坦的好消息)报告，施行了他的教育理念—— “deliverology(投递学)”，虽然名字不够好听，但是却在巴基斯坦的偏僻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巴博对培生的影响力轻描淡写，却反复重申让美国人听起来像是鼓吹建立全球教育标准的理论。
他表示：“说我们在制定全球标准肯定不是真实的，全球正在发生经济和科技变革，影响着各行各业。但这不是培生引发的，而是全球化趋势所导致。学生将成为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不是工作移动就是人员移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将遇到就业问题，我们看到欧洲和美国都存在。这只是世界变化的方式，我们想确保，当我们说某个人擅长数学，那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擅长数学。”
外界不知道的“培生帝国”，由多元化业务转为聚焦教育
和培生悠久的历史相比，培生的教育生涯很短暂。1844年S. Pearson & Son建筑公司在约克郡成立，到19世纪末培生成为了在埃及拥有Sennar大坝、在中国拥有铁路甚至在纽约市有哈迪逊河隧道的企业巨头。到了20世纪20年代，培生业务开始多元化，收购了Lazard投资银行和Château Latour酒庄以及杜莎夫人蜡像馆。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培生进入报纸和图书出版领域，当企业巨头不再时髦时，培生将业务集中在媒体和出版，关注当时稳定、利润高的业务。时任CEO斯卡迪诺加大投资，在1998年以46亿美元收购了Simon & Schuster的教育部门，并出售了杜莎夫人蜡像馆和Lazard银行。培生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教育出版商。
培生真正的目标更为远大。全世界教育都在朝更好的考试和使用科技方向发展，这给培生转型业务提供了契机。
2000年，培生花费25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大的考试公司NCS，并开始开发课本以外的教育产品。斯卡迪诺曾对《华尔街日报》称：“内容是王，但现在我们将有能力将内容和应用整合在一起，这将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王。”
此举是响应乔治·布什政府的No Child Left Behind政策，该政策要求学区通过增加考试衡量学生和学校的教学成果。其观点很清楚：学校没教育好学生，最好的改进方法是理解——和评测——教师和学生错在哪。奥巴马总统继续推动这种评估，是用考试作为标准，要求各州在政府的Race to the Top竞赛中相互竞争，以获得联邦政府的教育资金。
随后在2009年，46个州承诺按照统一标准规定实行更严格的标准，希望扭转美国学生与其他国家学生相比成绩急剧下降的局面。这意味着出现新的教材、新的技术、当然还有新的考试，所以培生成为一个最完美的合作者，它当时已经收购了很多考试业务。今天，分析师认为培生控制了约60%的北美考试市场。
斯坦福高级研究分析师克劳迪奥·阿斯贝西表示：“这个战略有意义。如果你相信社会压力推动了教育成果的提高，没有钱让更多教师给学生上课，下一个最佳战略是使用科技。”培生不再是乏味的课本出版商，而是在一个新生但具有争议的行业里，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这让数百万家庭的生活陷入深深的焦虑中。
培生强调核心标准考试带来的梦魇，到底是谁的错?
深夜了，笔者10岁的女儿突然叫她，虽然她几小时前就上床睡觉了，但她压力很大，睡不着。在她参加纽约州英文考试前，她有2周会天天晚上这么做。在她上学的曼哈顿第41公立学校，清楚地感觉到培生的存在。培生按照统一课程标准开发了该学校多数4年级英文课程，培生还设计了考试内容。
在教育世界里，考试成为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终目的。她问笔者：“妈妈，为什么考试这么重要?”眼泪从她的脸颊淌下。她以令人忧虑的逻辑自问自答地说：“如果我在4年级考试中考得不好，我就进不了好的初中。如果我进不了好的初中，我就进不了好的高中，然后也进不了好的大学，最后是找不到好的工作。”
这让笔者吓了一跳，如果她女儿真这么认为，她作为家长很失败。但她的女儿说的对。在纽约市，考试成绩决定了进什么样的初中。在她的教室里，压力如此之大，使得老师不停提到考试。似乎这是小学里哈利·波特的伏地魔，更通俗地说是“不必有名字的他”。
当然这不是培生的错，州和地方政府选择了推行考试来作为衡量标准。然而，提高标准化考试完全符合培生的利益(培生2014年12月发表报告，吹响了即将出现的“评估文艺复兴”的号角)。范岳涵迅速为此原则进行了辩护，称大数据的兴起有机会通过正确衡量什么有用、什么没用来提高学习成绩。
他表示：“我们认为，这种输入数据变成结果的想法，在几乎每个公共政策领域都是非常盛行的，为什么教育就不同?”要成功衡量结果，不仅要求有好的目的，而且需要竞争。培生需要对此做些解释。
培生卷入两宗行贿事件的背后
倡导“结束标准化考试滥用和漏洞”的组织FairTest的公共教育主管罗伯特·谢菲，保留了大量关于培生品质控制问题的记录，包括从印刷错误到佛罗里达26个县考试出现死屏等很多问题。
FairTest称，自2013年以来，培生有过13次重大失误，包括计分错误。其中一次计分错误导致5300学生失去了进入纽约市资优班的资格。另一次在弗吉尼亚州针对学习有障碍的学生的替代性评价项目上的计分错误，导致4000名学生被告知他们已经通过了测试，而实际上他们并未通过。这些失误一旦被曝光，培生很快就纠正了问题。舍弗勒表示：“培生被报道的失误的百分比高于其他公司。”
培生对这个结论表示质疑。“以任何方式考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其他公司比培生更准确。”培生的一名发言人说，“事实上，我们相信我们公司是最准确的公司之一。”这名发言人还补充说：“任何时候出现失误，不管这种错误多么少见，我们都是无法接受的。”
为获得利润丰厚的合同，培生的某些做法有时也受到指责，首先一宗就是培生的行贿事件。
培生利用其非营利性基金会，而该基金会的主要领导者是培生的高管，邀请教育部门官员到诸如里约热内卢、新加坡和赫尔辛基等地去旅行，因为这些官员正在考虑是否选择培生作为他们所在州的核心课程开发者。2011年，纽约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对培生的这种行为展开了调查。2013年，培生支付770万美元罚款以和解纠纷，并同意使培生和基金会各自独立，但不承认犯罪。培生表示：“我们认识到，我们有些时候原本应该让基金会的管理及其与培生的关系更清晰、更透明”2014年11月，培生宣布将完全关闭基金会。
另一起调查涉及到培生、苹果公司和洛杉矶联合学区之间的关系。
2013年，培生、苹果公司和洛杉矶联合学区联合宣布推出一项价值13亿美元的项目，为洛杉矶联合学区的65万名学生每人提供一台搭载培生教育课程的iPad。该计划很快陷入窘境:原因包括官僚主义、技术问题(儿童会使用平板电脑上不适当的网站)，以及针对投标过程的指控。公共广播电台KPCC报道，培生在一次会议上为出席的教育工作者——包括招标委员会一些成员——提供了补贴。(培生否认提供补贴。)在该会议上，培生给每位与会者发了一台iPad。(培生表示，iPad的收受人同意只将iPad用于学区事务)。这一切都发生在招投标过程开始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在调查此事。新的学区官员去年秋天终止了合同，宣布他会把该项目拿出来再次招标。培生表示，它并没有被要求为这项调查提供资料。
培生危机下的转型：将涉及教育的各个阶段
今年早些时候，在密西西比州，反对者对该州的通用核心标准提出了抗议，培生广泛地参与了该标准的制定，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其他地方，公众也对当地的教学项目合同及其监管过程进行了投诉，这也可能对培生不利。例如，在德克萨斯州，培生拥有价值达到4.68亿美元的合同，为该州提供测试和教育材料。但是，在对德州教育局(Texas Education Agency)的一次审计中，审计者发现了严重的问题。同一次审计还发现，培生在获得德州教育局的合同不久后聘请了该机构的11名员工，其中两名员工与合同有关。一些观察家认为，培生的合同可能不会再延续。
这些事件发生时，范岳涵并非培生的CEO，但挽救公司声誉的任务落到了他头上。越来越多人对通用核心标准的强烈反对也增加了他的压力。美国已经有三个州放弃了该标准。在政府内部，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该标准的反感都在增加。但FairTest的谢弗认为，由于共和党掌握了国会，这场反对运动将减弱。
但是，即使标准改变，它们可能被新的标准替代，对于如此大型的教育项目，培生仍然是唯一有资格参与的公司。面对来自许多方面的指责，培生当然面临压力，但事实是，它们可能没那么要紧：即使课程发生剧烈变化，培生很可能仍然无可取代。
测试项目已经帮助培生减少对传统出版的依赖。自2008年以来，培生在美国的教科书业务收入已经下降大约17%; 自2005年以来，金融时报集团(FT Group)的销售额下降29%。与此同时，培生现在的收入有60%左右来自于所谓的“数字化和服务”，而2006年这一比例为37%。
在线教育显然是培生一个巨大的机会。在线教育价格便宜，且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只要有互联网。根据IBIS Capital的估计，2012年，在线学习市场的价值达到910亿美元，且近年来快速增长。
因此，范岳涵正在推动培生转向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教育，尤其是海外教育市场。许多人没有机会进入大学或者职业学校，他们都是在线教育的潜在客户。培生可以开拓北美之外的市场，尤其是诱人的在线教育市场。培生的国际部门主管塔玛洛·米尼克·思科卡罗表示：“我们可以在整体教育价值链方面做更多的事情，这才是我们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简单的说，她的说法似乎也印证了每一个批评者最担心的事情：培生希望涉足教育的各个阶段。
自2010年以来，培生在国际成人教育领域已经投资了超过20亿美元：收购南非电脑培训连锁学校CTI的75%的股份;收购华尔街英语培训学校;以7.2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巴西最大的英语培训学校Grupo Multi。培生还与罗格斯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都学校合作开发在线学位课程，这些课程还可能将被星巴克为其全职员工购买。已经有超过1000名学生已经参与这些课程。
所有这些变化，包括范岳涵向集权化管理的转变，已经动摇了培生本身。培生公司内部士气大跌。在雇主评价网站Glassdoor上，只有一半人支持培生CEO。一位自称企业副总裁的评论者说：“‘一个培生(目前培生正在推行的全球整合战略—one Pearson)’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好的座右铭，但实际上可能难以操作，因为航母很难转向。范岳涵，在最近的公司重组中，你的良好意愿正在逐步迷失方向。现实点吧，倾听同一个战壕内其他人的话。”
范岳涵也正在试图让培生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公司。2013年底，他宣布培生将建立自我评估系统。就像评估其他公司一样，培生将评估自己的表现，并公布每一项业务的业绩。为此，培生已经制定了具体的评估标准，并承诺将遵守自己的标准。
按照该计划，培生信息披露的程度远远超出大多数上市公司。范岳涵表示，如果培生的项目不能达到期望的结果，比如，如果它在中国的英语培训学校的教学成果不符合标准，它将放弃该项目。“如果说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人们通过学习改善生活，”他说，“我们最好能够证明这一点。”这一举动需要勇气，毕竟，很少有企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在显微镜下。但值得注意的是，培生给自己五年时间来为此作准备，远远超过了许多客户所能接受的时间。
培生能够达到标准吗?范岳涵相信可以，而且也得到投资者的明显支持。然而，培生面临着内部的挑战，更不必说外部的指责，这一战略能否成功并不确定。范岳涵已建立了计划实施的时间表，现在他需要通过这场测试。(多知网 倪盛 谭思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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