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教育频道综合讯 据青年参考报道，现在有些人以为财大气粗就行了，似乎什么都可以用钱堆出来。然而，思想是不能用钱买到的。要吸引人才，关键在于能否为其提供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最近读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一篇文章，题为“真正的美国梦之队”，说的是美国真正的竞争力在于人才，与笔者多年前发表的意见不谋而合。
文章开头说，作者出席了一场隆重的晚宴，紧接着列举了一连串出席嘉宾的名单，从姓氏看，大多数是华人或印度裔。文章接着说，这不是中印友好协会的聚会，而是“英特尔科学杰出人才奖”进入决赛的40名中学生参加的颁奖晚宴。这些多半属于亚裔的学生发言时，眼睛发光，意气风发，听众不见得全懂，但受到感染，仍被深深打动。
弗里德曼以“狂热的移民支持者”自居。他认为美国保持领先于中国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合法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因为这些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才，与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魔法效应”。因此，他敦促美国改进移民政策，以便“在汲取智力精英的竞赛中总能保留第一轮的优先选择地位”。
他说：“如果我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创意，我就可以在中国台湾设计出方案，在中国大陆找到工厂制造模型，然后到越南批量生产，用Amazon网站订货……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做到。只有一样东西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成为商品，那就是思想的火花。”他的结论是，只要保持大门打开，美国就能无往而不胜，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梦之队”。
我由此想起自己在将近2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的话，那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美国衰落论”而发的。彼时，美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较战后最高水平有所下降，同时日本经济蓬勃发展，特别是出口旺盛，于是有了日本将取代美国之说。喊声最响的是美国人自己，还有知名东亚专家写出《日本第一》一书，风靡一时。
本人当时颇不以为然，认为日本绝对不可能取代美国。这里只引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拙著《战后美国外交史》中的一段话：
“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有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只要这种情况(人才流向美国)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人才状况……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已经走上了衰落之路。”
这段话与弗里德曼的文章相隔近20年，寓意大致相同。当时，上世纪80年代的出国潮中，“文革”后第一批脱颖而出的大学生、青年学者争相赴美，我为之痛心疾首，认为各国(特别是中国)为美国付基础教育学费，美国“白捡”优秀人才。现在看来，尚未切中要害。
如今最大的变化在于，在美获奖的华裔学生大约已是第二代移民，他们的父母不论什么职业，多半很重视子女教育。不过，在美国教育子女要适应美国的教育方法，与在中国适应围绕升学率的制度不同。写到这里，我碰巧从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相似的报道：被誉为“高中诺贝尔奖”的“全美西门子科学竞赛”年度竞赛获奖名单中，逾半为华裔。
该奖项与弗里德曼说的不是一件事，美国企业设的此类奖项不止一个，往往都是华裔学生领先。若承认“书香门第”有一定传承性，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统计，有多少中国的书香之家、名门后裔，百年来为美国的智力资源作出多少贡献？当前，国内移民潮方兴未艾，从整体趋势看，高层次的科学、文化人才主要还是流向美国，较易在美立足。
中国政府已经把吸引“海归”作为国策，近年来高等院校、企业和政府中的确有了不少“海归”。特别是近些年美国经济出现问题，就业率下降，也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美国公民，到中国求职。但这种现象被媒体夸大，因为一些人其实是由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派到中国任职的。从总体上讲，在中国，人才的流动还是大大“出超”的，特别是精英人才。目前的小股“回流”能否持续，有待观察。
吸引创新人才，关键在于能否提供“创新”的环境。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还处在为他人的创意打工的低端，离自己出思想、让别人打工还差得远。现在有些人以为财大气粗就行了，似乎什么都可以用钱堆出来，包括所谓“软实力”。然而如弗里德曼所说，思想是不能用钱买到的。高薪聘请“海归”是否意味着能够创新？依笔者浅见，除了要看聘请来的是不是真正的“人才”，还要看能否给他们有所作为的环境和条件。
我觉得，国人寄希望于“海归”的，不必是立即有所发明创造，而应该是为改造环境和条件作贡献，使之适于创新和培养能迸发思想火花的人才。“海归”如能在这方面做些事，功莫大焉。怕的是正好相反——以适应本土条件为名，与种种陈规陋习合流，甚或为之唱赞歌。倘若如此，中国要在创新思想的竞争中扭转劣势，恐将难上加难。（作者 资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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