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式谦卑：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成功之道

时代周报评论员 沈阳

一般意义上，如果将钱生钱的金融手段作为“虚拟经济”，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可以粗略地认定为“实体经济”。由于金融领域主要是国有企业在主导，谈及实体经济，我们将更多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崛起这个事实。由于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中流砥柱和领袖作用，谈及实体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转型，就会更多谈及民营企业家的发展。

可以粗线条地将1979-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市场经济这段时间作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民营实体企业开始恢复与初步发展。第二个阶段是1992-2011年上半年，民营实体企业及其企业家队伍崛起，并因全球性金融危机遭遇挫折。第二阶段大浪淘沙后，民营企业进入第三个阶段，代表事件是中国全面进入信息时代和电商时代，很多民营企业站稳了脚跟，崛起的民营“新经济”表现出“完胜”国有同行的某种态势。

民营实体企业艰难转型

我们暂且搁置对民营实体企业发展第一阶段的讨论。民营企业发展第二阶段的典范事件是温州的金融风波。本来温州就是中国地缘政治格局中比较边缘的一个地方，直到1997年才因为金温铁路的开通而与外界有相对方便的联络。

这样，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下，当房地产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开始崛起之后，温州企业家纷纷卷入“炒房团”，企业资金被抽走，企业仅仅是作为融资平台在运转。这是后来地方性金融危机在温州发生的制度经济上的根本原因。内蒙古的鄂尔多斯(600295,股吧)也是如此。

或许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无论温州企业家多么机智灵活，无论温州的地方性改革如何创新，第一流的民营企业不会在温州产生，而是在杭州、北京和深圳等地毅然崛起。

杭州的典范是淘宝和阿里巴巴的崛起。作为新科技的代言人，马云被很多温州民营企业主作为“公敌”来对待。北京的代表人物是柳传志。柳传志的优势是温州那些初中高中毕业就下海的企业家绝对具备不了的。这位1966年毕业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业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十院四所和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是他能将联想培育成国内一流企业重要的科学文化基础。在深圳等地的代表人物是马化腾。对比在浙江的马云，马化腾的性格要“内敛”很多。这种内敛多少是广东和苏南等地的企业家的典型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相对温州等地更居于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带，广东和苏南的企业家队伍，整体上比温州企业家更加富有大都市气息。对比之，温州等地的企业家是草根社群性的。

草根社群亦有其优势。最近几年来，温州企业家非常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在第一代人的产业得到大体保存的局面下，温州人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哲学、数学等基础学科。从这种格局中，或许我们能看到虽然温州日益回归中国作为一个三四线城市的本质属性，这块对比其他非省级政治中心城市更多具备思想和艺术个性的城市正在培育他们未来的“柳传志”。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分化和转型还会继续发生，注定对中国未来产生缓慢却重大的影响。

客观评估民营企业家的作用

中国社会对民营实体企业家一直有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奠基于某种社会批判理论的，认为民营企业家不仅人品有问题，而且因其社会角色实际上所从事的就是“剥削”和“压迫”的活动。我们在东南沿海很多城市考察，若不是理性的社会科学制衡，这个感觉会更强烈。在这些地方，工人常常被安排一周从事超过八九十个小时的工作。

另外一种评价是将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未来政治文明的开路者来对待。在北京等地，一些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学者对民营企业家的道德榜样的吹捧甚至到了一个极其令人震惊的地步，譬如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靠的就是柳传志这样的“社会立法者”，而不是靠一些有金融学、经济学背景的专业型官员。甚而，在一些从事房地产业等更加倾向依赖私人性政商关系的民营企业家那里，政治领域的不合适张扬也一度影响他们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贬低或是抬高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的影响，都不对。在这方面，柳传志本人对自己的评价反而是中肯的。这位老人指出，“在商言商是说作为企业家，我们更多的是要做实事，比如把企业做得更大、招收更多雇员为社会解决就业、让雇员享受更好的待遇、将社会风气带动得更好，不是逃避社会责任”。

温州和潮汕等地的民营企业家多少也具备这种“谦卑”的品质。我们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发现，甚至对自己企业的工人被迫加班加点，他们会因为特定的价值观表达某种或多或少的内疚。在温州等地，他们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公司这样做是迫不得已；更何况，这些工人如果回到家乡，连这种接近小康的生活都很难达到。真正让很多企业家在行业竞争中遭遇挫折的是企业的家族化管理和个人对先进文化的知之不多。转型可能超出了这一代人的能力。

在社会分工合作中壮大民企

由全国工商联评选的“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苏宁控股集团以营收总额2798.13亿元排名第一，联想控股、山东魏桥以2440.31亿元、2413.87亿元分列其后，华为、正威国际、江苏沙钢、华信能源、大连万达、吉利控股、万科，分列四至十位。2014年民企500强入围门槛为91.22亿元，较上年增加了13.5亿元，增速为17.38%。共有16家企业营收总额超1000亿元，27家企业营收总额在500亿-1000亿元之间。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民营实体集团仍然可以说是大财团。如果我们相信“食利阶层”有一天终究会因为其固有局限而面临困境，那么中国民企实体经济的强大似乎已经指日可待。

仅仅是在20多年前，中国民营实体企业没有这个地位。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民营企业不仅在法律上定位不够清晰，而且自身定位也颇为模糊。这个局面直到1997年私有财产权“入宪”之后才得以开始改变。换而言之，民营实体企业的成长，有赖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伴随着经济自由的拓展所带来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的形成。

坚持实体经济初心不动摇，是多么重要。例如清晰的产权、专业性的法治化保障、高等教育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强大支持（以高科技民企的教科研产一体化为典范），公司内部对职业经理人岗位的合理安排与再教育提升，如此等等，都是民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岂止需要“在商言商”。如果将时空切换到40多年前，我们会承认，因为计划经济，中国社会没有多少分工，也说不上有多么强大的合作体系。即便到了今天，在一个相对丛林法则化的市场里，分工不清楚、专业不精湛、合作无诚意仍然是中国比较严重的问题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的学者不像学者、高校不像高校、官员不像官员、律师不像律师，“跨界折腾”的现象非常严重。有些参与者，看上去初衷不错，很快因为制衡和规范不足而陷入极深的被动，以至于多少宝贵时间和可贵资源无端地浪费于各种“折腾”之中。

如果说中国民营实体经济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是柳传志，作为第二代民营创业者典范的雷军，根本上表现出了这种能够成全开放创新的务实主义风格。我们可以因为坚持社会批判理论的价值而不喜欢他们的“保守”，但我们最好承认谦卑是人类的美德。惟其谦卑，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进而感恩于他所得到的，进而在公司内部营建积极向上的社会分工合作体系。在对人才的尊重方面，那些从知识分子群体转变过来的民营实体企业家，对多样性和自由创新的真正包容远远超过浙江沿海一些企业家。当浙江这几年实体经济进一步走向调整阶段，而其他地域的民营差不多完成了转型。其逻辑性奥秘，值得我们深入体会。

在转型时期，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民营实体企业家因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政商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处理中显得有些被动，对目前正在萌芽状态中的第三代民营企业家来说，选择一个相对独立于外界的喧嚣与嘈杂而更多依赖真正智慧的行业，趁他们的企业还小、还没有被外界不健康力量盯上，可以争取在源头上清清白白，避免国家反腐伤及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