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谈美丽中国：行动是力量

图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来源于网络

2015年10月，秋日晴空。几个90后的年轻人，走进了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四合院，迎接他们的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

这位老人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这些年轻人则是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自2008年成立以来，美丽中国每年招募和选拔优秀大学毕业生及青年人才，经过培训之后，输送到中国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参与至少两年的一线教学实践。他们寄希望于逐步弥补因教育资源不均衡带来的城乡教育差距，愿景是“中国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在都能获得均等的优质教育”。

当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在主要发达城市，将近80%的学生可以进入大学，然而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只有5%的优秀学生才能进入大学。一个孩子的出生地往往决定了他的教育前景，从而影响他未来的人生选择。

这是一场90后和“90岁后”的对话。年轻人激情飞扬，娓娓道来，老人时而哈哈大笑，时而谆谆教诲。纵使已经远离庙堂，但宋平对中国农村和教育的关注依然强烈。

“不论干什么，都要了解农村、农民，了解他们的需要”

小院绿荫浓浓，安静祥和。宋平已经98岁高龄，身体健康，气色很好，一见到这些90后的支教老师，他首先问起，现在农村教育的情况怎么样？

1990年出生的张悦毕业于南开大学，是美丽中国2013-2015届的项目老师，她告诉宋平，她曾经执教的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新合中学，是当地方圆几公里内唯一的中学，学校在距离市区三小时车程的一个山村里。村子很小，不长的一条街道贯穿而过，不到五分钟就可以从街头走到街尾。学校共有470多名学生，以及包括校长等行政人员在内的26名老师。因为太缺老师，她两年时间里教过6个学科，教遍了全校所有的学生。

同样因为缺老师，邓婉馨毕业于香港大学，1990年出生的她，现任教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幸福镇幸福完小，她一个人要教8 个班、300 个孩子的英语。

张桂芝是2014-2016 届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她毕业于中山大学，现支教于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汤溪镇汤溪学校。第一次，她见到自己要支教的学校，“比我想象中好太多”，崭新的桌椅，先进的多媒体设备，齐全的化学、生物实验室，“但让我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中考成绩，中考化学满分100 分，他们的平均成绩只有21 分。”

“我去过很多教育资源匮乏的地方，那里的孩子不是没有天赋，而是欠缺好的老师和机会。”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美丽中国理事长刘泽彭说。

刘泽彭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已有多年。他相信，如果可以受到同等的教育，农村的孩子未必不如城里的孩子。1990 年左右，刘泽彭曾担任希望工程的顾问，多年来，他先后走访了甘肃、云南等不少偏远农村的中小学。他发现，校舍、硬件都已经不是农村教育的根本问题，缺教师才是最大的短板，农村教师学历普遍偏低，平均年龄较大且流动性大。“一个学校好不好，关键在师资。”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是一个对未来中国影响深远的问题，其成因复杂、涉及范围广。“中国城乡差别大，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口都在农村。农村是中国最大的一部分群众和社会。”宋平和支教老师分享了自己建国前后两次到农村工作生活的经历，“不论干什么，都要了解农村、农民，了解他们的需要。”宋平说。

宋平还很关心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现在是大事。”

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中国有约1.62亿儿童生活在农村地区，得不到足够的优质教育。同时，这些儿童中有将近六千万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不到位，将来就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刘泽彭说。

1990年出生的陈骁毕业于浙江大学，在支教期间，每个学期的最后一天，他都给学生放《永不放弃》的片段，告诉他的学生，希望下学期能再见到每个人。“尽管我知道这不现实，但我还是没想到我认为最不该退学的学生，都退学了。”

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经常去家访，看望那些父母常年外出打工的学生。“通过家访，我才知道，一个让我恨铁不成钢的学生，居然是他全家的顶梁柱。”张悦说，感动于老师们在对孩子的关爱，很多在外打工的家长经常打电话给支教老师，老师成了孩子与在外家长的沟通桥梁，父母与孩子有了更多的沟通话题。有一位学生的爸爸为了孩子，甚至放弃了在大城市打工，回到家乡种菜。

张桂芝的学生70%都是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也很少能有机会去看到外面的世界。张桂芝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明信片的募集活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为他们募集到了近千张来自世界各地的明信片。在张桂芝的鼓励下，这些孩子与外面的网友互写明信片。

孩子的变化是明显的。原本比较自卑的孩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听到了到外面的声音，也知道原来世界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人关心着他们，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宋平则鼓励支教老师，把一些好的经验积累起来，做成纪录片，推广出去。

“从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学校，到整个地区”

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在很多农村孩子身上创造了奇迹。

张悦的班里有一个男生不喜欢读书，经常课上捣乱，课下惹祸。张悦收集孩子们的梦想，发现他想当“厨师”，他腼腆地说，妈妈为了他和哥哥，吃了很多苦，他“想让身体不好的妈妈能吃遍天下的好吃的。”张悦和他一起制定了“厨师成长计划”，计划越来越具体，两人相约，如果他真的开了饭店，邀请老师回来吃他炒的菜。

邓婉馨的班上也有几个小男生，一度被认为学习不行，连话都表达不清楚，当地老师都好心劝邓婉馨不用费力管他们了，“我坚信很多孩子成绩不好，都是因为自信心的丧失以及缺少应有的关注和肯定。”期末考试成绩下来的时候，这几个孩子成绩突飞猛进，当地的老师完全不敢相信，觉得根本不可能。

“何为师者？示之美好，授以希望。”1991年出生的殷铭泽毕业于迈阿密大学，是2014－2016届美丽中国的项目老师，她组织讲故事等大赛，把一个个腼腆的农村孩子变成了小演讲家，“我欣喜地发现并非所有学生都是闭着眼睛看世界，只要给他们打开一扇窗，很多人的眼前就有了光芒。”殷铭泽说，他们在孩子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生根发芽。

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和员工代表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和夫人合影

宋平建议支教老师，要想影响更多的孩子，那么就去影响更多的老师。

事实上，这些支教老师很受当地老师的欢迎。年轻的支教老师为农村的学校带去了活力，学校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经常有当地的老师去听他们的课。

1992年出生的康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支教于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漭水乡漭水初级中学，她一有空，就邀请当地的老师来做客、喝茶、吃东西。闲谈间，分享教学方法、分享生活态度。当地的老师会告诉学生，要向美丽中国的老师学习做计划、定目标，并仔仔细细地和学生描述自己看过的支教老师的计划本子。康瑜还建立了漭水晨练小分队，和老师们一起早起锻炼，在山头高喊“健康教学五十年”。她还和学校的美术老师一拍即合，准备在学校办“漭水版的中学生艺术节”。“当地的老师不乏激情与能力，只差点燃。我就一点一点地做，相信改变的力量。”

不仅如此，宋平希望美丽中国能培养更多的农村老师。

原北大附中校长知道美丽中国所做的事以后，他不无感动。“我觉得能召集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到边远地区的学校去做志愿者，不仅仅对当地的学校、对整个中国的教育来说，都是一件幸事。对民族来说，也是一件幸事。”

康健与美丽中国一拍即合。现在，他计划为美丽中国项目老师打造一套独立的培训体系，并且为一些两年后仍愿意投身教育的项目老师提供更长远的培养计划。同时，美丽中国计划与大学合作，成立专门培养农村教师的研究院。

“从一个孩子，一个家庭、一个学校，再到整个地区。”宋平鼓励支教老师要多交流：“活跃起来，还要影响学生的家人，影响他周围的人，影响更多的学校，把那里的水搅活。虽然都是农村，但是不少地方是互相不通气、不交流的。他们习惯了长期这么过，不觉得应该有多大的改变。”在宋平看来，这些支教老师也是种子，可以在当地开花结果，把花粉传播出去。

这7年来，美丽中国已累计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输送了约750位项目老师，这些老师一直探索各种校外活动，深入了解并改变当地的社区。

支教老师几乎都在任教的学校新建图书角，扩建图书馆。学生们借阅非常踊跃，“在我的引导下，部分学生坚持写读书笔记，我还募捐到了一个校园广播系统，从此孩子们终于能在嘹亮的广播声中上下课和做课间操了。”张桂芝说。

郝琳硕2010年在大理州教两年的英语。那是一个条件很差，平时缺水少电的学校，孩子们都有些自卑，她发起了一个叫“让家乡明天更美好”的项目。

评选会那天，15组学生依次上台，通过小品、实验、海报，诗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展示了他们的调查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所调查的问题涉及垃圾处理、水污染和赌博对生活的影响等诸多问题。

原来跟老师们说话时只会低着头的学生们，演讲时居然站在千余名师生面前侃侃而谈；原来只会死记硬背，现在懂得用自己的思考来阐述和解决问题；原来只知道在学校与家两点一线活动，现在养成了观察事物并发现问题的习惯。

就是在那一天，郝琳硕说，她从参赛学生们颤抖而洪亮的演讲辞中，听到了希望，更感受到，教育带来的改变，真的无法估量。“与其抱怨，不如改变”。这个项目在郝琳硕离开大理之后延续了下来，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大理州鹤庆县所有中学的联合项目。

在美丽中国，类似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在云南巍山，支教老师邵品阳面临的不仅是孩子学习基础差，甚至因为那个地方缺水，孩子们喝水都成问题。她与队友一起募集到了2000多本图书，在自己宿舍里开辟了一半地方做图书馆，还争取到“周大福义工队”的支持，给全乡所有8所学校都募集到了饮水设备，解决了全乡学校的喝水问题。

“把整个当地社会都带动影响起来。你们长期这样做下去，农村是会有变化的。” 宋平重重地点头说，他鼓励支教老师和当地政府多互动，让当地的政府重视起来，“你们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村教育存在的这些的问题，有很多问题，只有得到政府的正视和重视，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宋平说。

“年轻人在农村待一年，比在城市待两年成长得还要快”

“你们也是受益者。”宋平笑着对这些年轻的支教老师说。“你们自己也受到了锻炼，这很有意义。”

廖杞南是美丽中国广东地区执行总监，2013年9月，他辞去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统战联络部副部长、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副秘书长的职务，加入美丽中国。听他介绍完，宋平伸出大拇指，说“真棒”。

在大学期间，廖杞南就做过支教老师。“也与其说我是来支教的，不如说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在支教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怎样生活，怎样与人相处，怎样教书育人，怎样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完善自己。”

在一个农村小小的学校里，支教老师面临着比想象中要复杂的问题：学生没有太强的学习意愿；严重缺少师资；留守问题严重，家庭教育缺失等。

有人问，去支教，最大的困难就是学生吧？“其实最大的困难是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浮躁，战胜自己的悲观，战胜自己半途而废的念头。”殷铭泽说，每当学生犯了错误，总会很想发脾气，但是她学会了先深呼吸，再用平和的语气与学生耐心交流。为了练习上课，殷铭泽和几个支教老师会手持教案，半夜来到空旷的操场上，对着空气，大声上起课来。经常早上7:00起来，晚上12点多才睡，每天满满都是工作。

去学生家里家访，对于一些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支教老师来说，极大地丰富了他们对乡村生活的认识。

从小生活在重庆市里的邓婉馨，到学生家里家访，第一次看到了最纯粹的农村社会，第一次闻到炊烟的味道，耳边听到猪哼哧哼贪食的声音，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怎么做云腿和灌香肠，第一次看到了让她百感交集的杀猪全过程。“如果不是在这里教书，踏踏实实地生活在这里，我想我不会知道农村这么多可爱的一面。他们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是一种辛苦但又让人心安的生活方式。”

支教老师还从朝夕相处的队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支教老师，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大相径庭的性格和表达方式，风格迥异的教学等等，这些差异在所难免地使得他们有很多摩擦和矛盾，“但是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主动、包容、理解和体谅，也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自己欠缺的东西。” 邓婉馨说，他们会整晚坐在半山腰，望着星星聊学生，聊关于教育和人生的思考，聊“我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这些支教老师除了在生日时，收到一整个班一整个班的孩子过来说“生日快乐”，收到铺满整个屋子的上百份生日礼物，还收获了如何脚踏实地。“我原来想改变世界，现在这种改变变得越来越具体，从讲好一节四十五分钟的课做起，如果说，我是带着一个天马行空的梦想来的，那支教的两年就让我梦想中的马，踩在了土地上。”张悦说。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支教老师在山区两年的时间里虽然辛苦，但他们自己在这两年的支教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沟通影响力、创造力等核心竞争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宋平相信这些年轻的项目老师中间一定会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有勇气、有担当、有很强的行动力。我在这样一群年轻人身上找到了很多的答案。他们这一群80后90后扛起一面旗帜，叫社会责任感。”刘泽彭说。而康健则认为，这些支教老师才是有机会成为真正教育家的人。

“在农村待一年，比在城市待两年成长得还要快，影响还要大。”宋平告诫这些年轻的支教老师：“在农村锻炼过，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做组织工作，就发现不管什么干部，到农村锻炼一两年都是好的。”

当前美丽中国395位往届项目老师中：55%的人继续留在教育、政府、非营利领域工作或学习。这些机构和学校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等；31%的在其他领域的知名企业工作，这些机构包括：高盛集团、埃森哲咨询公司、强生集团、平安集团等；14%的人在其他领域的知名研究院校继续学习，这些学校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等。

美丽中国招募项目老师的标准很高，2年项目几乎没有工资，项目老师也必须要生活在偏僻落后的村庄里。名校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选择去贫困山村支教，这些老师没少被质疑。诸如“你做这样的事情有多大意义？”“你就干了这么两年时间，到底有什么用？”等等。

宋平说：“生命在于活动，说一千句，不如一个行动。”宋平和支教老师分享了当年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中，在北京阜成门附近，学生们毫无畏惧，当着日本兵的面高喊着，“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行动。行动起来，就能看到自己的力量。”宋平说。

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和员工代表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和夫人合影

走出小院，艳阳高照。“不要小看你们下乡”，宋平招手目送他们出门，他寄希望于更多的优秀青年向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学习，走到农村广阔的天地。

这些90后的支教老师随后各自飞回自己支教的农村学校，得到宋平老人的支持，他们心中充满力量。“踏实上好每节课，做好每一件事。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做这件事有更大的意义，而我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踏踏实实地参与其中。我们更要通过我们所做的，推动政府和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事情总会慢慢被改变。”张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