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人，仍然热衷留学，大大小小的留学尤其是低龄留学愈加明显。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民国，留学潮真可谓“高潮迭起”，留日、留美、留法、留苏……当年的留学生里出了不少像蔡元培、鲁迅、胡适、钱三强、林风眠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当年一部留学史，有半部是清末民国政治史，还有半部，是平民求救国、求前途的艰难打拼。
倾家荡产的自费留学
1920年代，留学已经成为社会热潮，留学生总人数中一直以自费生为多。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管理自费留学生规程》和《发给留学证书规程》后，自费生才日渐减少。汲汲出洋的年轻人，一般在20岁上下，最多廿四五岁，多数从未持家，人生经验不足，易于冲动。他们听了种种说词，看见留学回来的光彩，有时不顾一切地要求出国。
一个20岁青年本来是陪考上公费的同学去订船票，凑巧“所定的船舱中还空着一个舱位，定洋只需50元，同学和教授们并不清楚我的经济状况，见我日常那种恍惚神情，又鉴于德国马克日落，都劝我何不自备资斧早日出去，经不得这些人的怂恿，未免为之心动”。于是他不加思索订下船票，然后要求两个姐姐资助。
青年的大姐夫是政治名流黄郛，二姐夫是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教授陶孟和。他的大姐读了信，足足有一夜未睡，夫妇均不赞成他此时出去，但两个姐姐商量好久终于让步，“决定趁此时有伴，还是让我去罢，希望此去能上进读书，懂得做人道理，将来也好上报国家，下光门第云云。又说 二姐也不赞成弟此时出去，但如不得不如此决定，则甚愿分担一部分费用，惟弟应知二姐丈在北大教书，薪水时时积欠，加以新置小三条胡同房屋，债务未清，姐殊不忍使其为难姐丈，也说如此不懂事理，出洋回来，亦属徒然，但均因姐溺爱过甚，故如此决定。 我读罢此信，惭感交并，泪如雨下”，当日便去把船票退掉。
23岁的巴金也是这类不懂事理的青年，他极不喜欢他的传统大家庭，朋友劝他留学。“去法国的念头不断地折磨我，我考虑了一两个月，终于写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笔钱作路费和在法国短期的生活费。”当时巴金那一房人正走着下坡路，入不敷出，家里人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当家的大哥为了家累正在绝望挣扎，希望两个弟弟早日读完书，回家帮忙。大哥的答复是可以想象到的：“家中并不宽裕，筹款困难，借债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话我听不进去，我继续写信要求。……（大哥）劝我推迟赴法行期两三年。我当时很固执，不肯让步。……（三哥）要我体谅大哥的处境和苦衷。我坚持要走。”日夜热望于社会改革的情绪，令巴金固执于留学，到了难以劝说的地步。大哥拗不过，终于汇来了钱，让他去法国。
名门望族留学生
历史洋博士蒋廷黻回国不久，在北京一个晚饭聚会上，第一次见识世家子弟的气派。“早到的人坐下来吃茶、嗑瓜子，谈论各种题材，包括天气、满洲溜冰方法以及元代的北京城。我根据西方观念衡量，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一直不开饭。后来，一个年纪相当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进来。他头不梳，穿一件黑色缎马褂，上面沾满尘土和油垢，黑色棉袄外面罩一件蓝色大衫，下摆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长。我很不屑他的外貌和举止。他抵达不久，开饭了。我因为很饿，尽量吃东西不暇他顾。几道菜过后，我突然发觉那个小商人正讲古罗马城的纪念门。他指出希腊的纪念门和罗马的有什么不同。接着，他又突然把话题转到明陵上，然后又谈到西安。后来，谈话内容转到音乐，小商人认为最好的歌剧院是米兰的斯卡拉（La Scala）歌剧院。后来，他又告诉我们孔庙的乐器如何演奏，何以中国音乐单调而忧伤。无疑地他是一位古迹、名胜、音乐、戏剧……的名家。事后我问主人他是谁？主人告诉我他就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孙子。”
洋博士蒋廷黻有点不满北京这些贵冑如此收藏其财富和才学，“要和对方聊上几个小时，才会发现他是某一方面的行家。”
筹划建立清华国学院的吴宓，本身不是世家子弟，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却与不少世家子弟交往，既与俞大维、陈寅恪、梅光迪、汤用彤论交，还跟大家庭出身、娶曾国藩孙女为妻的尹寰枢同住，见识过世家留学生的豪气。
文人气质的陈寅恪，虽然不富有，也有豪举。他的豪举首先表现于买书，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他研究世界史，买了剑桥所出全套20多册的历史书，又劝吴宓买《莎士比亚全集》的注释汇编本。吴宓回国后一次也用不上，没地方放，搬运又费钱，于是以贱价出售了。
陈寅恪的豪举第二表现于宴会。陈寅恪到波士顿后受到很多友人宴请，于是在波士顿东方楼一次汇总还席，酒宴丰盛，所费不赀。吴宓初次到东方楼，见房屋宽大宏敞，布置精洁，器皿都是银器或景德镇上等瓷器，虽然在美国，酒肴完全是北京、上海著名大酒馆的规模，鲍参翅肚全备，各地名酒及特产食物如烤鸭、火腿亦有储存。
世家子弟的学识深度也令吴宓敬服，所以后来他才有推荐没有学位的陈寅恪做清华研究院导师之举。另一世家子弟俞大维，到哈佛研究院不到两个月，已尽通当时哲学最新颖趋时的数理逻辑学；又在哈佛找出中国学生不认识的著名印度哲学和梵文教授，向他问学；还能为吴宓简明扼要地讲欧洲哲学史纲要。这些能耐恐怕不能只归因于聪明过人。
听闻抗战留学也归来
抗日战争八年间，大概是近代中国生活最艰难的日子，一方面战争时间长，另一方面沦陷的地方多。烽火连天之下，回国难望有好的读书或生活条件，还要面对炮火威胁，性命难保。这个时候，富有人家会给大笔钱叫儿女去留学，好避过战争。许多留学生却是一闻战争打响，立即收拾行装回中国。
他们有的从敌国日本回来、从动荡的欧洲大陆回来，也有的从相对少威胁的英国、远离战争的美国回来。
既然中日开战，留日学生大规模回国很能理解，尤其在1938年初驻日大使也要撤回中国的时候，留学生再不走的话，不当汉奸就要当俘虏。
从欧洲回来的人，除了共赴国难的情绪之外，在欧战阴霾逼近时，还多了一重经济和旅途安全的考虑。一旦战争爆发，航行极不安全，邮船都有触雷沉没的危险。从日本回国虽然也有危险，但毕竟航程较短，而从欧洲回国，费时长，风险也大得多，开战后恐怕就没法上路了。私费学生斧资有限，更怕流落他乡，所以不仅留德的学生回国，留英、法的学生也纷纷回国。
何况留学的人多是青壮男子，有些身为长男，见父母在战区生活艰难，也得回家尽孝。193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年纪比较成熟，不少已成家立室，有妻有儿，思乡情绪更浓。在美国时想国家、想亲友的李抱忱，“七七事变”爆发时正横贯美国大陆赶着回国，到了西岸才知道事变的消息，大为震惊。他乘船回到上海时，北京已经不通电报和火车，只能冒险坐英国的船北上，船在途中被炸，幸好没有伤人。回到家，妻女见到他仿佛从天而降。幼女见到爸爸很亲热，但是没理解久未见面的爸爸也是一家人，临睡觉时指着爸爸小声对母亲说：“妈妈，怎么他还不走啊？”
试想充满家国之思的留学生，怎舍得留在安逸的异邦，让父母妻儿面对战火？
这种匹夫有责的念头在共赴国难的回国学生中清晰可见，在离国避难的留学生里，亦可能隐蔽存在。备受父母怜爱的幺子黎锦扬听从长兄的安排，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年出国。他的大哥是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文学院院长黎锦熙，与政府中人有来往，既能够不经考试就让弟弟拿到留学资格，又能够在恶性通胀肆虐时用官价换外汇，在美国又因为认识赵元任，令弟弟得到奖学金。
西南联大毕业的小弟黎锦扬回忆说，当日在重庆与阔别有年的大哥简短会面，大哥连寒暄也没有，第一件事就说政府希望所有大学毕业生尽快离开中国。这真是政府的态度抑或是他的说辞，无从得知。而当他帮弟弟以官价换到美金时，他心情沉重地叫幺弟 “赶紧出国，免得在这里被打死”。
长兄当父，保护幺弟免致死于战祸，流露了这个长兄的真情。
这个弟弟在美国生活得十分安全，上课之余，也跟朋友上夜总会找女孩跳舞。凭黎锦扬出国的条件以及在国外的生活，谁都可以将他视为有后台、走后门出国的小衙内。可就在日本投降、二战结束的那天，他与中国朋友庆祝，大吃一顿，喝得半醉，独个儿回到小屋时：“在日历的1945年8 月14日那一天上画了一个红色的大圆圈。8 年的战争造成数百万人丧生，给人类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我的心潮澎湃，热泪滚滚。我是个幸运儿，还活着，而且生活得很好。泪水是我对那些受难者及失去生命的人的感激，也是为我对抗战事业无所贡献的自责。我睁大眼睛向日历上这一天行了个礼。”
本文来源：信息时报
责任编辑：
马继煜_BJS2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