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两起跟高校导师有涉的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先是北航陈小武性骚扰事件，接着是西安交大“寒门学子”之死，“死，即是无回应之地”，涉事博士杨宝德的自杀跟博导周筠到底有无关系，目前仍不宜妄断，但媒体曝出的很多细节特别是“辣眼睛”的聊天记录，直指“导师-学生”关系的扭曲——周筠让杨宝德干各种杂活，早晨到停车场接送、中午给她买饭、晚上去她家打扫卫生、陪她应酬挡酒……还得是24小时待命，接电话晚了都不行。
两起事件，殊途同归：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等光鲜头衔，研究生院副院长、博导等显赫职务，几乎被一撸到底，他也成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的活体样本；周筠也被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
但对公众而言，个案易解，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却难消，所以谴责失德者固然要紧，但更重要的，是循迹扒出这些个案投射出的制度性症结，并靶向施治。
导师对学生性骚扰，或将学生视作“家奴”的现象，并非首次被曝出。无论是被指名为“导师制”实为“老板制”，还是“华东理工研究生命丧导师持股工厂”等案例，都反映出了很多导师和学生关系的畸变：导师不像导师，学生不像学生，二者的角色交叉，也溢出了师生应有的权责关系范畴。
这类病象连着的，则是导师制的异化。揆诸现实，很多导师的职权处在“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偏有”的状态，而权力的滥用，也影响到了师生关系的分寸拿捏。
一说到权力，许多人就会想起“公权力”，但导师对学生也拥有很多局域里的特定权力。导师有权力很正常，比如招生和培养上的自主权。可与此同时，很多导师又“创”出了很多本不该有的权力，比如不重视学术指导，而是动辄让学生帮着干各种私活琐事，甚至对其提出过分的“身体服从”要求。
他山之石，可资对照：在国外很多现代大学，都对导师的权责作了明晰规定，比如在防治校园性骚扰方面，明示教师不应与有直接权力关系的学生发生性和亲密、浪漫关系；在能否让学生干杂活问题上，则要求导师不能超越职权范围布置学生做与学习、科研无关的事务，如果要布置不相关的任务，将不属于导师职权范围，学生是否愿意做，要听学生意见，导师要按劳动法规定给学生合法报酬。
权责不明晰，对应的自然也就是界限感的模糊：在陈小武性骚扰事件中，有受害者就爆料，陈小武曾数次在公众场合逼已婚的师姐离婚，称“是你老公还是读书更重要”、“想读下去就离婚让我看到点决心”；而周筠不仅对杨宝德随调随用，霸占了其私人时间，还曾干涉其恋爱，劝他跟女友分手。
事实上，就算没有行为层面的直接侵害，这类罔顾基本边界意识的干预，也超出了师生关系的“正确打开方式”，可能伤害学生、诱发变故。
都说“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导师的权力也一样。应看到，2014年厦大博导吴春明“诱奸门”发生后，教育部明确了高校师德“红七条”，就以负面清单形式确定了导师权力的边界。但就防止高校教师特别是导师权力越界而言，还有必要明确更多“操作指南”。
拿防治校园性骚扰来说，明确校园性侵性骚扰监测、预警和处理机制与主体等，也让研究生学位资格从“一个人说了算”回到学术共同体共同做出决定，就不可或缺。
不光是性骚扰性侵，导师“压榨”“奴役”学生的现象，也该触发制度层面的响应，也该有诉诸细节设计的约束机制，对导师权限做出更明细的界定，并建立教师伦理委员会，对导师失德行为做出惩戒。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在《大学一解》里，梅贻琦对师生关系做了如是阐释。而要重塑大学师生特别是“导师-学生”的“从游”关系道统，最为关键的，还是用“问题导向”下的制度设计，避免让导师权力动辄成“脱缰之马”。
本文来源：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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