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做公益学校校长 孩子读书总比在马路上跑好

（原标题：放弃工程师做公益学校校长：孩子读书总比在马路上跑好）

燕兆时 受访者供图

“社会上对于打工子弟有些看法，比如认为他们的行为习惯差和知识水平较低。但是这些问题不是打工子弟本身所造成的，大部分是受周围环境和后天接受的教育影响。”在北京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当了8年校长，燕兆时坚信，如果有外力介入，提供一些更合格的教育，这群孩子马上就能有巨大的改变。

舍弃工程师身份，从志愿者变成“燕校长”

2010年前，燕兆时还是一名每周有空才去上课的志愿者，而那年的7月，老校长不堪重负，最终还是离开了学校，把装满200多个北京打工子弟的学校留给了燕兆时。就这样，舍弃18年的工程师身份，自掏腰包，志愿者“燕老师”成了全职“燕校长”。

8年来，“小天鹅”的学生从200人增长到过500人，现在维持在300人左右；专职教师原先有将近30人，如今则有15人，位于城郊接合部打工子弟学校因种种原因时常面临关闭。对此 ，燕兆时6月27日告诉澎湃新闻，“有困难不意味着不存在，今天它风雨飘摇，以后还会风雨飘摇。我认为这个学校能活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国家、社会和民众都需要它。让孩子上学，比让他们在大马路上乱跑好。”

据燕兆时介绍，接手学校的第一年，自己垫了20万再加上学生的学费才撑起来，到了2012年后，陆续有一些社会捐赠，收支才逐渐持平。他说，比起最初接手学校的状态，现在自己的心态平和了很多，“（现在）更多地是看事情的本质，像教书这件事，本质是喜好、三观，技术上的东西是第二位的。”谈到8年间为了让学校“活下来”所必需面对的苦与无奈，燕兆时几乎是回避的，他更愿意谈对这群打工子弟的进行启发式教育的探讨，对他们的父母进行教育的必要，而“不稳定”“教师流失”“倒贴办学”等就成了燕兆时口中的“吃小亏”。

他说，对打工子女的教育“实际上是足够重要的”。但燕兆时认为，社会对这件事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还比较缺乏。“对于给这些孩子以合格的教育，所有的人都觉得是应该做的，但是我周围的人，只有我妈妈支持我去做，其他的亲戚朋友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但为什么要你去做？”

对此，他无奈却仍然坚定，“我不会自己主动去把这个学校关了，要不这个学校就一直存在，要不孩子都有了去向。我不可能把这事做一半。”

“燕校长是一位非常有责任感，很务实的人。”2011年，大学毕业后不久，王庆雅来到“小天鹅”，成为为数不多的教师之一，见证了燕兆时与学校的一路风雨。“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工作，过更好的生活，但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群体，怀着一份责任，就选择坚持下来。”王庆雅说道。

改变父母思维方式，扭转下一代命运

五六环以外的北京，聚集了大量的打工者、暂住者、村民。在学校教学之外，燕兆时也常在他们中间穿梭走动。8年时间，他还发现了一件“要命的事”。

“他们（打工子弟家长）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社会的，在很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态度不对。”燕兆时认为，家庭环境是学生成长最主要的环境之一，对孩子的后天发展至关重要。燕兆时说，农民工二代、三代的思维方式传承，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没有人尝试改变其父母的思维方式，很多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可能根本无法扭转自己的命运。

“说农民工、打工子弟融不进社会，不是意味着表层的东西融不进来，它有一些更为深刻的事物，包括理念、观念等。”燕兆时解释。

对此，王庆雅有切身的感受。“小时候，我是留守儿童，而我弟弟跟着爸妈到了北京，成了打工子弟。”她同样看到，家庭的教育不可缺少。

“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是一样的，之后是看家庭给予什么样的教育，但这些孩子的教育不只是父母的责任，还包括社会、国家能给予什么样的教育，这决定了孩子能成长为什么样的人。”王庆雅说。

与学校进退8年，燕兆时头上黑发快压不住白发。知天命的年龄，燕兆时也“认命了”。他笑着说道：“有一种说法，人来到这个地球是来休假的，我说我是来出差的，休假这个事情就不要考虑了。可能这就是天命，无穷无尽的事情。”

【对话】

澎湃新闻：八年来，学校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变化？

燕兆时：学生数量上，搬过来是200多，后来一直在500多，现在基本在300多。师资有流失，但也会有新的人来。流失最严重的一个节点就是老师结婚以后生了孩子，因为他们得直面家庭问题，我们给予的工资，无法让他们在城市立足。

澎湃新闻：怎么吸引老师到这里来教书的？

燕兆时：教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给穷人以适合他们的教育是更重要的事情。很多老师来，是因为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吸引了他们。

这个国家光靠精英教育或者光靠城市教育也可以支撑起来，但是一定会有巨大的问题。

大家之所以会问“你为什么来这”，实际上，就是觉得不如找一个挣钱多的地方。比如，去年北京市有个低年级的数学竞赛，第二名和第九名都是我们学校的。如果培养这些孩子的老师去别的学校教书，收入一定更为可观。但实际上，对打工子弟的教育乃至贫困人口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应该有一些精英人物去教穷人。

澎湃新闻：有没有遇到感觉矛盾和无奈的事？

燕兆时：肯定是有很多的，包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无奈。我认为这个群体特别需要外界力量介入。因为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学生，也包括家长。任何的一个小孩的成长，都需要大人的引导，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要生活得好，不是仅仅靠努力就可以，要了解社会，应对社会，跟社会打交道，融入社会。他们（家长）很多人其实是不了解社会的，在很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态度不对。比如，蚊帐是应该夏天挂的，但是偶尔11、12月份家里可能出现蚊子，这时候即使孩子提出挂蚊帐也会被否定，家长认为时间不对，他们判断是否挂蚊帐，不是因为有没有蚊子，还要看时间。他们的记忆性思维，从众心理非常严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思维方式。

学校存在不是因为有我们，而是因为有学生要上学。实际上，主要有三点，第一，国家希望它存在，第二，社会希望它存在，第三，民众希望它存在。这个学校能活下来，一定是这三点的一个汇聚。孩子应该读书，在这里读书比在大马路上跑好。

澎湃新闻：当校长之后，你的心态有哪些变化？

燕兆时：至少在很多事情上有所平和。换句话说，能更多地看一个事情的本质，就包括这个教书，教书的本质是喜好、三观，技术上的东西是第二位的。

澎湃新闻：你曾说：“真正深入一件事情，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只看表面，才会觉得事情很简单。”8年里，你对打工子弟群体有了哪些更深入的了解？

燕兆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变化过程。比如，当年我来支教的时候，觉得我理科学得还可以，希望能让他们对数学或理科感兴趣，以后在这方面成绩好一点。后来接手了学校，更多想着我们能做的事情。数学、语文、英语等实际类似于一门技术。但很多事情光靠技术是不行的，技术也是建立在一些东西的基础之上。比如，要造飞机，得有一个工业体系，给你图纸和技术人员，你就能造出飞机。你得有工业体系，有管理体系和人员等。

反映到教学生层面，实际上，数学语文等也是基于一个体系之上。比如，孩子的行为习惯、知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三观、喜好，这些是一些更基础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数学、外语也可以教，但是会产生很多问题。

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些孩子融不进社会？融不进社会，不是意味着表层的东西融不进来，它有一些更为深刻的事物，包括理念、观念等。

澎湃新闻：现在对打工子女的教育有哪些期盼？

燕兆时：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些孩子。我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资金是否到位，而是大家对这个群体，这些孩子的理解和了解。如果你能在这里跟他们共同度过一周到两周，你就会和其中的一批人建立感情，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好好教他们，这个事情是很不忍心的。

农民工二代、三代的传承，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很多人可能根本改变不了命运。但如果我们有外力介入，能给他们一些更合格的教育，他们马上就能有巨大的改变。现在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好了很多，很多事情自己会去琢磨，不再是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

另外，把教育这批学生看成是做一个项目还是培养小孩，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人投资教育，是把教育当成一个项目。家里养孩子，谁做过这种投入产出可行性报告？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孩子，不管好坏，你都会努力去培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