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下午，失联15天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称“中科大”）博士刘春杨的遗体在一片芦苇荡里被发现。
中科大及合肥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1月31日凌晨4点30分，刘春杨穿着橘黄色棉袄、黑裤子，撑一把青伞，离开了学校宿舍。冒着雪，刘春杨朝西北方向走去。两个半小时后，他的身影消失在董铺水库附近。
遗体被发现的前一天，恰好是刘春杨28岁的生日。按照家里的规划，他会在28岁这一年拿到博士学位、找到工作，也会把谈恋爱提上日程。
如今，一切都成泡影。
刘春杨宿舍的桌子。新京报记者 顾开贵 摄
失踪的博士
消失的前一晚，刘春杨睡得比平时要早一些，不到12点就上了床。
事后，刘春杨的室友王凯（化名）回忆起来，这是他唯一能察觉到的异常。那天晚上，刘春杨洗了澡，打包好了行李，对王凯说，“明天要回家过年”。
1月30日，刘春杨跟在镇上务工的父母约好，31日在农村老家见，“还说他过年买了新裤子、新鞋。”
1月31日下午，刘春杨的父母到了家，可直到晚上也没等到儿子，电话也无法接通。两位老人心急如焚，第二天一早，便赶到了学校宿舍找人。
刘春杨住在中科大东校区研究生公寓，约10平米的二人间。父母到宿舍时，看见他的书桌上摆着台式电脑、风扇、洗发水、两瓶绿茶和四个没拆封的快递。窄小的床铺上，被子没有叠，枕头上还垫着一块竹编凉垫。
王凯告诉刘春杨父母，31日，刘春杨很早就离开了宿舍，“我还以为他是要早起搭车回家”。
按照学校规定，学生放假、离校回家，需要在宿管阿姨处登记，但登记簿上找不到刘春杨的名字。刘春杨父母觉得不对劲，立马报了警，“警方说要失踪超过3个月才能立案调查，现在只能提供协助”。
中科大及合肥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1月31日凌晨4点30分，刘春杨离开宿舍，除了一把伞外，没有携带行李。
一路上，刘春杨不时低头看手机。“我们怀疑他是按着手机导航在走，之前可能没往那边去过”，刘春杨的二姐杨春玲说。
6点50分，天蒙蒙亮，刘春杨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视频里，撑着伞，只身一人，走过董铺水库附近的西二环路。
从中科大出发，朝西北方向走8公里，就是董铺水库。董铺水库的集水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承担着城区的防洪、供水与灌溉功能。
水库北部的堤岸边，枯黄的芦苇层层叠叠，水域从芦苇荡延伸开去，望不到尽头。这片芦苇荡恰巧是监控盲区，2月14日下午两点左右，搜救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刘春杨的遗体。
“（遗体）离岸边四十米左右，水深大概在两米五到三米”，合肥蓝天救援队队长苏琴说，找到刘春杨时，“只能看到一点点头发，已经是悬浮的状态了。”
被发现时，刘春杨的身上只揣着手机、身份证、银行卡、七百多元现金和公交卡，别无他物。
警方表示，下一步将通过一系列程序，调查刘春杨的死因。
刘春杨家的一面墙上，整整齐齐地贴着12张他当年的奖状。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摄
“别人家的孩子”
刘春杨的老家在肥西县丰乐镇的一个小村庄，位于合肥市区西南约40公里处，与董铺水库的方向截然相反。
通往村子的水泥路窄得只能容纳一辆车经过，两边是大片平缓的田野和稀疏的树木。平时，刘春杨会从学校转两趟公交，步行，再到家。
一栋白色二层小楼、一间砖瓦平房，组成了刘春杨的家。家里陈设简陋，客厅是灰色的水泥地板，摆着一台20多英寸的台式电视、一张圆木桌和几把椅子。进门右手边的墙面上，整整齐齐地贴着12张刘春杨的奖状，向外人展示着这个家庭的骄傲。
村民们告诉记者，刘春杨在村里很“有名”，从小就学习好、懂事、孝顺。路上碰见了，总是主动跟人打招呼，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刘春杨四五岁时，村子里的人就常常看到，上小学的大姐刘春惠天天牵着他的手，穿过田埂，走半个小时，带他一起到学校听课。
等刘春杨自己上了学，每年都会提前买好下一学期的课本，先在家自学。时至今日，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的课本，仍一本不落地摞在他的房间里。
在这个家里，乃至整个村子，刘春杨是学历最高的人。他的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没读过什么书，常年在镇上做园林工人，两个姐姐也只念到中学就辍学去外地打工了。
高考后，刘春杨报考了中科大的地球化学专业，这是一门地质学与化学、物理学相结合的边缘学科，研究的是地球的化学组成、化学作用和化学演化。
刘春杨上大学前，家人从未听说过“地球化学”这个名词。即便在他念了本科、研究生、博士之后，家人对这个专业也知之甚少。“他几乎不跟我们说学习上的事，说了我们也不懂”，刘春惠说。
刘春杨的大学同学徐明（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在中科大，地球化学专业每年只招收二十余名本科生，“有不少同学会选择转专业，他们那届毕业时，只有13个人。但绝大多数学生都会读研、读博，基本上是一半保研、一半出国。”
在徐明的记忆中，刘春杨个子不高，戴一副银框眼镜，话不多，学习用功、从不翘课、“成绩非常好”。
本科最后一年，刘春杨跟家人商量，想考托福、GRE，出国留学。但那段时间，留学生发生意外的新闻频发，父母不希望他离家太远，劝他留在国内。
“成绩非常好”的刘春杨留了下来，选择保送本校本专业五年制的硕博连读，导师是陈伊翔。
根据中科大官网的介绍，陈伊翔于2003年进入中科大读本科，2013年博士毕业后留校，目前的职称是特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俯冲带流体活动及其地球化学效应等。
刘春杨住的宿舍楼。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摄
读博期间曾延期毕业
2017年9月底，刘春杨的父母第一次见到陈伊翔。
刘父刘发友先是接到了学校教工处打来的一通电话，通知他，“刘春杨很长时间没来学校”。
接到学校的电话，刘发友一下子慌了，连忙打电话问儿子在哪儿。“他说在杭州，找同学散心，我立马就把他叫回合肥了”。
刘春杨回来后，陈伊翔和他、他的父母在办公室见了一面。刘发友这才知道，硕博连读是五年制，刘春杨应该在2017年6月拿到博士学位，但他没有达到博士毕业的要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关于博士学位标准修订的指导原则》规定，地球化学博士学位授予的科研成果要求是，“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导师署名不计在内）、以我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或被接收）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研究性学术论文”、“必须至少发表一篇本人第一的英语文章（影响因子大小不限）。”
文件中还对硕博连读的年限作出了规定：“学习年限一般为5年，其中博士阶段学习年限不少于3年。导师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培养年限上采取弹性学制，博士阶段最长学习年限应不超过6年（含休学）。”
刘发友回忆，陈伊翔对他们说，“刘春杨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只要好好指导，努力努力，很快就能发论文、毕业。”刘春杨也当场表示，愿意回学校，继续读下去。
至于刘春杨没达到毕业要求的具体原因，刘发友没有详细问。“只记得孩子跟我说，他觉得自己很迷茫，没有研究方向。”
跟陈伊翔见过面后，刘春杨回到了校园，办好了延期和续住的手续。刘发友和妻子都以为，儿子已经一心扑在学术上了。
直到2019年1月30日，刘发友觉得马上过年了，想打个电话对陈伊翔表示感谢。
刘发友描述，他一说出“刘春杨”的名字，陈伊翔就说“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他了”，随后挂了电话。
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陈伊翔核实此事，陈伊翔拒绝了采访。
2月18日，新京报记者查询了中国知网、谷歌学术、Researchgate等论文数据库，均未找到有刘春杨单独署名的论文。而在以陈伊翔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中，刘春杨的名字也从未以第二作者、第三作者的身份出现。
室友王凯和刘春杨专业不同，他们很少交流学业上的问题，“但这些网站查不到论文不代表他绝对没有论文发表，有些数据库不完全对外开放，想确认得找导师或学校的学生信息档案”。
徐明也说，就地球化学专业而言，憋论文有难度，也需要时间，从开始做实验、再到论文最终发表，至少需要半年。“如果实验数据不理想，或者采样点有问题，也就是南辕北辙，白忙活一场。”
但是，一般而言，学生只要全程参与了导师的某个实验，做出来的成果都会在后面挂上学生的名字，当第二作者、第三作者，“可他现在好像连这个（指以第二作者、第三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都没有”。
“最近一年，他过得比较颓废”
刘春杨所在宿舍的宿管阿姨称，这一年，“不常见到刘春杨出入”。与刘春杨同专业的几名研究生也表示，“几乎没有在实验室见到过这个人”。
“他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在宿舍待着，白天睡觉，晚上玩玩游戏，打魔兽世界或者炉石传说。”王凯说，除了去食堂吃饭，刘春杨几乎从不出门。
在王凯眼里，最近一年，刘春杨“过得比较颓废”。作为临近毕业的博士，本应有很多事要忙，写论文、找工作等等，但刘春杨“像是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啥”。刘春杨的桌子上没有书、文献和资料，王凯也没见到他在宿舍里做过研究。
刘春杨出事前，他的家人对刘春杨最近一年在学校的真实状态一无所知。“每次打电话都是报喜不报忧，我们问起来，他总说一切都好。”杨春玲说。
刘春杨失联后，所有人都没有收到过刘春杨的消息。手机没有开过机，银行卡没有消费记录，微信和QQ也没再登录过。他的微信里只有5个好友，分别是父母、两位姐姐和一位大学同学，没有开通过朋友圈，头像是默认的，也没有加入过任何同学群。
刘春杨最后一次与外人联系，就是1月30日的那通打给母亲、约好回家过年的电话。
2月8日，刘春杨的几位朋友破解了他的电脑，登录了他的游戏账号。电脑记录看似正常：1月30日凌晨3点半，刘春杨玩过炉石传说，还在bilibili上收藏了一个做科普视频的频道。
刘春杨的家人也多次前往他的宿舍，试图找到线索。在书桌的抽屉里，他们找到了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面装着许多证书、单据：本科毕业证书、交学费的凭证、银行卡刷卡记录、连2009年交话费的收据都还完好无损地躺在里面。
文件袋里，还有两张刘春杨2010年、2011年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证书。刘春惠想起，刘春杨上了研究生以后，没有再问家里要过钱。
“硕士每个月有七八百，博士每个月有一两千”，每次跟刘春杨打电话，刘发友都会问他，钱够不够花？刘春杨的回答都是“够”。一次，刘春杨的母亲不放心，还让刘春惠假装问他借钱，要来了他的银行卡，一查，里面还真有两万多的存款。
刘春杨的父母说，一直以来，家里的经济条件虽然算不上富裕，刘春杨也没为钱发过愁。他是个节俭的孩子，连失踪时穿的那件外套，都是好几年前买的。徐明也说，刘春杨很少跟他们一帮男孩去外面喝酒、吃烧烤。
刘春杨失联后，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他是“被家人逼婚、打骂，才选择了自杀”。刘家人看了，都气愤不已。“到了这个年纪，亲朋好友难免会关心婚恋问题”，杨春玲说，“弟弟说博士毕业后再考虑，我们也尊重他。”
刘春杨的堂叔说，每当他们聊到这个话题时，“春杨总是笑一笑，没有任何不耐烦”。
对于弟弟的死因，杨春玲说，“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写不出论文，没法毕业，压力太大。”
2月16日，刘家的黄色大门上，贴着一副崭新的对联，横批是“心想事成”。以前，每次过年贴对联，都是刘发友爬上梯子负责贴，刘春杨在一旁扶着，帮忙递胶带和剪刀。
今年除夕，只剩下了刘发友一个人。那天，刘发友独自站在梯子上，拿着对联、胶带和剪刀，想起下落不明的儿子，泪流满面。
杨春玲和刘春惠常常盯着门口看，总觉得弟弟会回来，和她们一起到二楼阳台晒太阳、打斗地主。
王凯一直以为，刘春杨只是找了个网吧躲了起来。正月初八，王凯从四川老家回来，家里人给他寄了四川特产。往年，他会分一些给刘春杨。
然而，一天、两天、十天过去，曾经的儿子、弟弟、室友变成了照片。他们仍不知道，刘春杨为何消失在那片水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到底发生了什么。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顾开贵 实习生 吴婕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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