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校"学生工"调查:工作环境无保证 待遇低

2011-05-23 09:14: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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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小慧是位于贵州大方县的汇灵职业学校的学生,她的专业是酒店管理,但在去年,和班上的其他30多名同学一起,由老师带队进入江苏常州的一家电子厂,从事拧螺丝之类的机械操作,干了4个月后每个人领到了2000元工钱。

今年上半年,小慧以为能够回学校上课了,但没料到又被拉来进了重庆的富士康工厂,说是要实习半年,完成之后回到学校参加考试就算是毕业了。贵州的老师把他们带到重庆,告诉他们总校(校方声称汇灵职业学校的总部在重庆)会有人来照应他们,但在他们交了200元路费到达重庆之后,还没等到分宿舍,贵州的老师就走了,而传说中的重庆总校的老师却始终没有出现。

在工厂里,小慧他们与社会上招聘来的打工者吃住在一起,他们的工作强度、加班时间与社会招聘来的工人无异。惟一的区别是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按照学校要求拿出一笔钱给学校,名曰“实习管理费”。

“小慧是典型的‘学生工’,像她那样的‘学生工’现象非常严重。”日前,北大清华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组在北京发布了“富士康内迁调查报告”。据调查组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介绍,在深圳、重庆、成都和郑州等地,一些中职学校学生以实习名义被放逐到流水线上成为“学生工”的比例很高,调查报告提供的数字表明,在深圳富士康“学生工”的比例高达30%。

“学生工”工作环境没有保证

这里是一片尚未完工的工地,厂区内到处堆放着沙堆和泥土,道路也凹凸不平。在工厂入口处,简陋地临时垫上几块木板,在高低不平的小沙丘上辟出行人通道。

数以万计的工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工厂工作的,有的厂房还没有完全竣工,到处堆放着诸如钢筋、水泥之类的建筑材料。建筑施工产生的灰尘使天空看起来都是灰蒙蒙的,“不久前下了一场小雨,我摔了一跤,还好没有摔伤。”一名“学生工”这样说。

“学生工”们穿着和其他工人一样的制服,走在杂乱的工厂里,赶着点去吃一样的饭菜。几个月的时间里,没有老师也没有领队,更没有人提醒他们在工作中注意自身安全,进行必要的安全防护,“学生工”们有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

“尘土飞扬,铝屑飞扬,天晴一片灰蒙蒙,下雨泥泞遍地。”“学生工”小丽对生产环境这样描述道。她说,由于电子产品的外壳是铝制的,在打磨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铝屑灰尘。在车间内,铝屑常常漫天飞舞,随手便可触摸到银灰色的铝屑。厂方虽然也发放了口罩等劳保用品,但工人们表示口罩并不能很好地起到阻隔灰尘的作用。工友小冠说:“戴着口罩很不舒服,就算戴了,也经常吸入粉尘。”由于经常戴着口罩会感觉很闷热,不舒服,因此有的工人就自作主张取下口罩,将自己暴露在高浓度铝屑的环境中。

由于不适应工作环境,小春一来到车间,双脚、双手、脸上,出现了皮肤过敏的状况,又红又痒,很难受。尽管如此,小春也没有时间去看医生,“就在宿舍楼下的超市买了一瓶白酒,倒入纸杯,用两根牙签夹着棉花蘸上白酒,涂抹双脚。到了下班的时候,脚又会痒起来。”

“我们这些学生工和工厂从社会上招聘来的工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真正学到什么技术,也没有人理睬,生病了都不知道找谁诉说。”小春说。

北京义联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黄乐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种工作环境无疑会危害到工人的健康,学生工在实习之前学校就应该仔细了解学生的工作环境,对于学生在工作期间有可能受到的职业病危害进行告知,并普及相关的知识,在学生实习的过程中,教师也不应该缺位。”

“学生工”工资待遇偏低

今年4月前,“学生工”小丽试用期的基本工资只有950元,另外有50元住房补贴、240元的餐补,加起来的基本收入为1240元。小丽算了一笔账,实际上240元的餐补根本不够吃。餐补的计算标准是:标准早餐1.5元,午餐4.5元,晚餐5元,每周5天,每个月22天,仅此合计每个月就要242元;而实际餐费还不止于此。

调查报告中称,很多工友反映,工厂食堂所供应的标准餐非常难吃,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很多工友都会选择自助餐,就是在标准餐之外额外加一些自己喜欢的菜,这样每顿饭基本上要多花一到两块钱左右,每个月下来仅此一项就要多开支几十元。此外,周末的时候也要自己吃饭,因此餐补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不够的。

实际上,“学生工”不仅工资偏低,而且试用期还过长。很多实习生要实习满一年之后,才可以转为正式员工,之后还要经历3个月的考核,而这段时间的工资他们会低于正式员工。然而,其中很多刚入学就来实习的学生工,不少还是16岁左右的未成年人。

正如标语中所说的,工人们的“出身无法选择”,但进入了企业并不意味着工人们就有了新的选择,就可以在企业为他们提供的“大舞台”上翱翔。

参与该项目调查的梁淑美很同情“学生工”的遭遇,她说,“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并不足以提高工人们的生活质量,因为节节攀升的物价和不断高涨的生活成本让工资不断缩水。每天在漫长、沉重、乏味的工作之后,青年工人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学习来提升自己。”

严苛的生产管理让学生不堪重负

“学生工”们和普通工人的工作没有任何区别,每天至少要有10个小时的时间处于紧张的站立工作状态。小蕾说她进入厂区之后印象深刻的就是“站立”。实际上,工人每天的站立时间还不止10个小时。如果是上白班,工人们每天7点钟之前就要起床,然后挤上巴士,到厂区后打卡还要集合,领导训话。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工作期间只有吃饭时能坐下休息,直到晚上8点半下班再一次匆匆挤上巴士,回到宿舍之后一般都在晚上9点以后了。

长时间的工作让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的“学生工”们疲惫不堪。女生小玉说:“在工作时,我要高度集中精神,眼睛就特别困,总是红红的,大家都以为我哭了。有空的时候,我哪里都不想去,只想睡觉。在我的那条线上,一些新进来的员工因为受不了长时间地站立工作,常常会哭起来。我还亲眼见到新员工干着干着就晕倒了。”

而让很多学生不能接受的是厂里“训话”的管理方式。小玉说,他们每天上班前要经过面无表情的保安的严格检查。这些保安往往在企业内部拥有特殊的地位,因此经常趾高气扬,言语粗暴。她感觉,似乎工人们的工作永远都不能让管理层满意,他们总是被训斥要求集中精力、提高速度。一名线长就曾经这样警告他们:“以后你们如果不认真干活儿的话,把我惹毛了,你们每天都要挨骂。”

作为“学生工”,小蕾等对工作感觉疲惫不堪,“感觉从梦中醒来就要干活儿,干完活儿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倒头就睡,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

正是这种严苛的管理让很多“学生工”在工厂上了十几天班之后觉得无聊、辛苦,就跑掉了。对于这些跑掉的学生,学校会以不发毕业证来要挟。梁淑美说:“为了防止学生半路逃走,有的工厂还和一些中职学校签署了协议,要求学校保证学生的流失率不能高于多少,否则就不给学校缴纳‘用工费’。”

是职业学校,还是中介机构

记者从公开信息了解到,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富士康集团已经与国内多家职业院校签署了实习约定。2009年,重庆市119家职业学校与富士康集团共同签订了实习员工管理协议书。协议规定学生实习有“2+1”或“1+1+1”两种方案,“2+1”即前两年在校园学习,第三年实习就业;而“1+1+1”即指第一年在校学习,第二年在工厂顶岗实习6~9个月,第三年实习就业。

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厅则下文要求省内各地的职业学校,动员并组织二三年级的学生到富士康进行顶岗实习,以“保证富士康集团正式落户河南,年内批量投产后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西省教育厅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也组织省内各职业院校学生前往富士康实习。

急着把这些对职业教育曾经充满憧憬和渴盼的孩子推向企业变成“学生工”,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大规模地退学,家长对掏钱把孩子送去读职高产生恐惧感。

这些以实习的名义进入企业的“学生工”,虽然其身份依然是学生,但同时却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工人。名为实习,但对于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却在实质上意味着他们学生时代的结束,而成为属于企业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

记者了解到,有些“学生工”跑回学校要求换其他的实习岗位,学校一般会承诺安排,但安排的最后结果有可能是跟着下一届的学生一起再赴企业。

这些在企业实习的“学生工”可以选择在实习结束后回到学校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但许多人并不会作此选择,来企业实习对于很多“学生工”来说就意味着已经和学校脱离了关系,成为“企业的人”了。

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学生工”现象已经有两年的潘毅教授说:“现在实际上这些职业学校已经成为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劳动力的中介公司。”

“使用学生工的行为,是一种对教育资源的绑架。他们一方面收取学费并获得国家的财政拨款;另一方面他们却未能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潘毅说,“打着‘工学结合’旗号的实习,既做不到专业对口,也谈不上促进学业,更没有因为他们‘学生工’的身份而为其提供合法的劳动保护和保障,这种学习经历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帮助。”(记者 桂杰)

作者:桂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

netease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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