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蚁族” :韩国青年大学毕业生的出路在哪(图)

2011-09-13 08:53:00 来源: 新华网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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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玲,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晓玲,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
提要

  目前韩国已成劳动力“买方市场”,很多年轻人只能通过非正规雇用的工作养活自己。他们把这些年轻人称为“88万韩元世代”,意思是一个硕士毕业的年轻人只能拿88万韩元月薪(约合人民币4940元,2010年韩国最低工资是85.9万韩元)。他们生活在首尔,最多只能租到顶层房间或半地下室,而且绝对是“月光族”。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前发布的《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中,韩国问题专家、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晓玲,负责撰写韩国部分。

  1999年~2006年,王晓玲在韩国庆熙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发现,由于韩国社会“学历通胀”和就业零增长,在韩国青年中已经出现了一个“88万韩元世代”。这导致了尽管韩国高校入学率已经超过80%,高考竞争却更加激烈。

  中国青年报:报告提到,韩国是典型的“小国家、大企业”,即少数财阀集团具有全面控制国家经济的能力。财阀对于韩国社会的影响体现在哪儿?

  王晓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财阀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四大财阀(三星、现代、乐天、旅馆)成为财阀的核心。如今财阀对韩国社会的影响已超越经济领域,向政治、行政、法律媒体、市民社会、学术、教育、文化娱乐等几乎所有社会领域渗透。

  在韩国社会,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是脱节的。民主运动的精英们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政治民主,但普通民众追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当时劳工们在运动中的真正追求是涨工资。

  目前韩国已经成了一个劳动力“买方市场”,劳工普遍失去了议价的资本。财阀的增长点大多在国外,国内投资得很少,经济又始终不景气,韩国国内已经是就业零增长。

  中国青年报:就业都零增长了,每年那么多大学毕业生的出路在哪儿?

  王晓玲:很多年轻人只能通过非正规雇用的工作养活自己。韩国产业在不断升级,掌握核心技术的人非常少,大多数岗位都是谁做都可以。但工会又太强硬,裁人很难。很多企业就大量雇用只签署短期劳动合同的非正式职工,方便随时解雇。非正式职工和正式职工“同工不同酬”。这也导致了世代之间的不平等。因为“同工不同酬”下受害的主要是年轻人。年纪大的人已经处在那个位置,被工会保护起来了。年轻人有更强的能力,但只能“漂”着。

  他们把这些年轻人称为“88万韩元世代”,类似于“蚁族”。意思是一个硕士毕业的年轻人只能拿88万韩元月薪(约合人民币4940元,2010年韩国最低工资是85.9万韩元)。他们生活在首尔,最多只能租到顶层的房间或半地下室,而且绝对是“月光族”。

  中国青年报:对于“88万韩元世代”,韩国人是怎么看的?

  王晓玲:韩国就是学历社会。年轻人有高学历、上名牌学校才有出路。中产阶层及以上的人,特别害怕孩子掉到下层。低收入阶层也很明白,要想后半辈子咸鱼翻身,只能把所有身家都押到孩子教育上,房子也不买了,也不储备养老金了,把钱都砸到孩子身上。

  韩国高校的入学率已经超过80%,但高考竞争却比我国厉害得多。很多人觉得,高等教育普及了,所有阶层的机会也就增多了。其实恰恰相反,高等教育一普及,大学不值钱了,只有进入排名前三的“SKY”(即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才有可能找到好工作。年轻人中有一个说法叫“四当五落”,意思是每天只睡4个小时就能考上,睡5个小时就考不上。

  中国青年报:但韩国被看作教育公平的“典范”,他们的学校不是已经实现了平均化和素质教育了吗?

  王晓玲:韩国高中全部免费,也没有重点中学,学校设施、教课内容都是教育部统一审核,教师、校长经常大轮换。可以说,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完全平均化,这确实很公平。

  但所有人的想法都是:希望我的孩子接受比别的孩子更好的教育。学校里搞的素质教育,课业强度和难度都降低了。但学生和家长一心想进名牌大学,放学后在校外上补习班,学校成了睡觉的地方,教师权威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校外私教育市场非常发达,他们叫“学院”,类似于“补习班”,私教育的质量非常高,好的老师能拿到人民币上百万元的年薪,还会配备助教团队,收集各种信息,分析教育政策、入学政策、各高校的试题等。学生在那儿一上课,成绩嗖嗖地就上去了,因为学院是完全的应试教育。

  韩国孩子都累得够呛。小学生补习到晚上12点是常有的事。政府对这种情况也很头疼,就改革高考招生方式。比如,将高中三年的考试分数平均计分,但“学院”第二年就开设了针对每次期中、期末考试的辅导班;在高考中增加面试环节,“学院”很快又开设了面试辅导班。最后导致的局面是,父母的财力决定了孩子在学业上的竞争力。这就是经济资本转化为下一代的文化资本,孩子长大之后又转变成经济资本,也就是阶层固化。

  中国青年报:要向上流动,除了教育,是不是还有创业这条路?王晓玲:韩国青年创业的比例比我们高得多,就是因为就业的路走不通了。有人批评我国大学生创业比例不高,都愿意留在大城市找工作,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些地方就业率高,还能找到不错的工作。尽管韩国青年的创业比例很高,成功率却非常低,市场留给他们的创业空间很少。

  现在很多韩国人都怀念上世纪70、80年代,当时韩国正在创造“汉江奇迹”,工业化迅速发展,那时的年轻人但凡不懒的,都成功了。然而今天,一个底层的年轻人靠奋斗也很难成功了,阶层越来越固化。

  中国青年报:这种阶层固化的状况对于韩国青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晓玲:他们结婚的年龄在不停地往后推。韩国在OECD国家(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里,生育率最低,离婚率最高,自杀率也最高。这是因为社会比较沉闷,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但并非所有年轻人都非常绝望地待在大城市。有些人开始享受临时的打工状态,打完工就去旅游。他们就是“乐活”一族活在当下,每天都活得开心、健康。

  现在韩国中青年还有一种趋势,叫做“归农”。他们不愿意在城市里挤着,就去山上种地,还自己建房子。我就看到有两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去了农村,他们不是为了发展农业现代化,就是单纯地种地,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变化,一部分韩国青年正趋向“脱物质主义”。这可能是因为,社会成功的机会太少了,物质主义的路行不通了,就只能换一种思维方式和心态,最终也导致了社会对于成功的标准不再单一。(来源:新华网)

netease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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