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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沙龙:青春记忆之八十年代中学生活(三)

2011-12-28 15:09:33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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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网易教育独家协办的教育沙龙《八十年代中学生活》在北京南锣鼓巷朴道草堂举办。来自北京各高校的教师、学生及社会热心人士等50余人参加了本次沙龙。

主持人王丽:我是80年代的中学老师,我为什么对你的这些影像特别有一种感情。待会我会讲一下我的经历。

接下来我们先请向蓓莉老师来谈谈,她在80年代作为一个小学生的视角,曾经发生在小学校园里边的一些事情。

向蓓莉:我82年9月份上小学5年级,83年读初中,我跟大家分享我中专的一段经历。80年代对我来讲难以忘怀,好的教育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价值观的生成,和很多方面的生成。傅雷先生在《贝多芬传》的“译者序”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他人生的很多颠仆都由贝多芬精神所搀扶,所以他愿意把《贝多芬传》翻译出来,和比他年轻的一代一代人分享。我自己也认为我所经历的80年代的某些教育生活是我非常珍视的,80年代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主题,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共同分享80年代的共同生活。

总的来讲,我认为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我们个人和他人,以及个人和他所处的历史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体制化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一个产物。由我们人的所谓的主动性,以及和外界不断发生的交互作用,形成我们自己。

我是武汉人,这是武汉的地图,这个就是长江大桥,1957年通车,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最早是跟苏联专家一起合作,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是我们自己的工程师把它建造起来的,上面可以走汽车,第二层可以走火车。我家就在长江边上,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奶奶特地跟我讲说,蓓莉啊,如果老师问你住哪里,你就说住鹦鹉洲啊。我们家这边是洲头,这边是洲尾,我家真的就是在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的那个鹦鹉洲上。我是86年初中毕业,大家知道,我们这代人,我是72年出生,我们这代人小学的时候受到的很多教育和初中受到的教育,无论是课文当中学的文章,还是我们看的电影,还是我课余阅读的书,都是革命、理想主义比较多。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爸爸每月给我5块钱零钱,我在学校附近的两个图书馆办了借书证,读了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青春之歌》,初二、初三特别迷恋武侠小说。初中毕业那时候又能填高中又能填中专,中专有一所学校非常吸引我,我不顾所有人反对就填了那所学校,武汉市警官学校,我想,做女警官,就跟女侠差不多了。警官学校在全市招女生大约7个还是9个,不到10个,报考要求女生身高1米57,我当时身高1米53,我以为自己成绩好,他们可以收我,但是他们没有收我,我被我最后填的志愿武汉市卫生学校录取了。我拿到通知书的那晚失眠了。我爸爸说你复读初三再考高中吧,可是因为我当时是不顾爸爸妈妈反对报考的中专,如果复读,爸爸肯定得经常埋怨我,我也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我还是决定去卫校读书。没想到我人生很重要的转折就出现了。我1986-1989年期间在卫校读书,14-17岁,正好也是青春期。武汉市卫生学校在航空路和青年路的交界,武汉饭店旁边,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段,我在那里度过了三年。

我介绍一下历史背景、老师和学生的交往,还有我们文学社的生活以及当时读书的情况。

我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里边,在武汉市卫生学校做学生:86年我们的义务教育法通过了。10月11日国务院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办合资企业,那时候我们已经走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同时思想也非常自由,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学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到80年代末都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87年也是这样,88年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河殇》,我的一个老师从武汉自费坐了火车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球籍研讨会,大意是中国再不改革,就要被踢出地球的球籍了。老师回武汉后,送我一本《河殇》,我和我的同学非常喜欢。当年还有《河殇》的纪录片,大家都在家里看,热烈讨论,不久《河殇》被批判,这是88年。

我想跟大家讲1987年2月份,我在卫校读书第一年的第二学期,有新的语文老师教我们,他自己也是卫校的毕业生,他是放射班学生,非常优秀,学校让他留校,送他到大学进修两年,他回来教我们。我们是他的第一拨学生,他教两个班。这位老师非常年轻,只比我们——当时以我的年龄——比我大5岁,我在班里算比较小的,我提前读书。我的老师第一次让我们写作文的要求是:不限题目、不限体裁、不限字数,惟自由诗不得少于十行,一定要写出自己心中最真实的感受:吾手写吾口。要知道在小学和初中,我们都是写命题作文,而且通常都写诸如“最难忘的一个人”、“最难忘的一件事”,通常什么样的作文才算好作文呢?你一定要写八股文,一定要说从中学到什么道理,通常要写自己做错一件什么事、通过什么事得到什么启发,就能得高分。我们还没有写过这样自由的作文,非常兴奋,全班都沸腾了。那次我和我同学都觉得已经写出到那会儿的有生以来最好的作文,我的那篇和其他两个同学的贴在教室的墙壁上。不仅如此,第二次作文本发下来之后,我非常吃惊地发现我的老师写了很多评语,我们的作文本比较大,16开本的,我的老师写满了我的作文本的页面,从左边写到右边。他是这样写的:

看得出你在广泛涉猎知识的同时,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于这思考中又隐隐现出彷徨,这是自然的。只要你问一句:人到底是什么?你就会有苦闷,可是只要你真正实践一次人到底是什么,你就会得到作为一个人的幸福。思考是免不了,逃脱不掉的,而实践,自然也是必须的。那么,于这摆脱不了的苦闷和幸福,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往往就在“怎么办“三个字的同时,我们已经或正在结出生活的网:以思考为经,以生活为纬……

仅有思考,就只会折磨自己;仅有实践,就只会在毁掉别人的同时毁掉自己!

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总有我们存在的位置,问题是:到底什么地方是我们的位置:楼上?楼下?又一个问题是,哪个是我们位置的全部:楼上?或仅仅是楼下?

他现在是广州社科院文哲所所长,他叫曾德雄。

他上课的时候经常不讲课本,会给我们讲朦胧诗。比如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芒克的“春天”:太阳把它的血液/输给了垂危的大地/它使大地的躯体里/开始流动阳光/也使那些死者的骨头/长出绿色的枝叶/你听,你听见了吗/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枝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这是春天

后来我们也读了更多的“朦胧诗”,例如北岛的“结局或开始”,也是我们喜欢读的诗。现在,我想到让我女儿遵守儿时的诺言,就想到这样一首诗: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等等。

有一次他和他的好朋友来到我们教室,他们提着一个录音机,给我们听当时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邱岳峰和李梓配音的《简«爱》,还有《叶塞尼亚》和《茜茜公主》,他们让我们从对话里头分析人物性格,我们就听到了《简«爱》那段著名的对白,这段话对我们后来人格的塑造、追求精神上的平等非常重要:

罗切斯特:你到现在还没睡?

简爱:没见你平安回来我怎么能睡?

罗切斯特: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简爱:我在这儿很快活。

罗切斯特:你舍得离开这儿吗?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

简爱:离开这儿?!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经过坟墓,我们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这段话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追求精神上的平等。

我的老师自己也是一个诗人,他自己写的诗经常让我们给他修改。事实上我在初中班上成绩非常好,老师非常宠爱我,但即使这样,我看到老师也总还是希望绕着走。当我的老师把他写的诗给我们说:你们帮我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这就造成了师生关系的不同:我后来读到巴西教育家巴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弗莱雷谈到,师生关系的位置可以变换:学生可以成为教老师的学生teacher-student,老师也可以变成学生老师student-teacher,这种师生关系的转换,真正达到了师生关系的平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我们那时常和老师辩论,那时社会事件比较多,我们常和老师一起讨论,不会轻易同意老师的观点。曾德雄老师现在是广州人大代表,在广州致力于倡导“只有公共同意的公共政策才是合法的”。他已经给我这么大影响,可是,他还不是在卫校给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那位和语文老师一起来到教室的他的朋友,给我影响更大。这两天我特地把他的信拿出来看,比如有一封信里我的老师写的是:“我们要如何防止自己浑然无知地成为禁锢我们思想牢笼的囚犯?”那是1988年初我收到的一封信的内容,那时我15岁。有一次我问他,因为他经常借书给我读,我们经常通信,我问他:“你是想塑造我吗?”我的老师回答:“即使是塑造,也只能体现自由的含义”。这都是信里写的。有一次我收到一封十几页的信,写的是人艺新演的话剧《莫扎特》,意为“上帝的宠儿”。这封信里讲,宫廷乐师萨列里虽然设计谋害莫扎特,但是这个戏不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嫉妒,而是探讨上帝是不是足够公正以及人类的困境。萨列里不近女色,愿意一生侍奉上帝,他只求上帝给他灵感,让他创造出美妙的乐曲,但他的乐曲比较生涩。莫扎特又近女色和沉迷于酒,可是上帝让他的音乐一下笔就有如天籁。把这个谈完后,老师在信里大量引用新约和旧约的内容,探讨上帝的不公正。

还有一封信里面干脆夹一篇他写的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爱因斯坦”。他第一拨借给我的书里有《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当年礼平写的反思文革的著作,里面还谈到科学、哲学的问题。还有《窗旁的小豆豆》、鲁迅的著作、都德的《繁星》等等。

我自己在200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教育的目的及其他》。我反思、回顾80年代给我的影响:小时候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初中要做党和毛主席的好孩子,到了卫校之后,尝试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的经历引发我思考教育的目的,我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启发每一个人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并作出回答”。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一面镜子,在启发学生追求真善美的理想的过程中,鼓励学生通过反思不断认识自我,养成独立思考与独立行动的能力,由此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并担负起对自身与社会的责任。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培养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负责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和谐发展的人。

我们学校有一个滑行风文学社,和文学社同学们的交往对我也非常重要。这是跟我们作为朋友的芦荻文学社的社长89年5月10日写的“邀请书”,他引用了王蒙1987年在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的答词,将其中的“诗”改成了“文学”:

当人类变得愈来愈事务化;当贪欲得到技术的支持;当争斗发展了人类的智慧而智慧又发展了人类的争斗,使斗争达到毁灭自身的边缘;当生活变得愈来愈匆忙,匆忙得似乎忘了生活;当浅薄、迎合、刺激、猎奇的油彩差不多淹没了艺术的真容,文学能帮助我们吗?文学能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吗?文学,是太古老了。文学,冲撞着文学。甚至电脑也能写诗了。可怜的文学。在我们与文学相互忘却以前,为什么不再看她一眼呢?朋友,来吧!在这里,可重塑你现代人的人格;在这里,可使你领悟艺术的真谛!在这里,可使你懂得应该怎样生活!让我们走到一起来吧,让我们共同去追寻,让我们共同去探讨: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来吧,让我们走到一起来!

在武汉,我们会拿着武汉地图,找一个很远的天兴洲,到那里游玩,经常一起钓虾、划船,在龟山的松树下喝茶,很“附庸风雅”。我们一起游三峡、武当山,到洛阳看卢舍那大佛。这是去洛阳的照片,回来他写了两首诗,一会再说。

88年我自己在《少年文学报》上发表我第一首诗。89年我们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认识,我写完之后,就没有到我应该去的一个医院报到,我们班有三个同学被改派,据说因为我们同情学生,我延迟好几个月才自己找了另外一个地方去报道,我一个同学本来去一个军工医院,被拒绝接收,她后来考了同济医院,我们后来同年硕士同年博士,她现在在三联书店编辑部工作。

八十年代结束了。

下面讲讲当时读的一些书,这是80年代的影响。

86年是文革结束后的第十年,那时候有很多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书,还有诸如《霜重色愈浓》是讲陈毅元帅的。

因为武汉卫生学校那条街非常繁华,路上有很多人摆摊卖旧书和旧杂志,我应该是86年在书摊上买到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第一种忠诚是雷锋式的忠诚,老师、家长、学校让我做什么我就认真做,可是读这本书我知道了,还有第二种忠诚,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政府甚至也会犯错,这时候我们可以有第二种忠诚,就是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哪怕因此付出很大代价。多年之后我读到苏格拉底,我发现第二种忠诚跟苏格拉底的精神非常契合,苏格拉底说:“我是一只神灵送给雅典的牛虻,不断叮咬雅典这匹高贵而日渐肥胖庸堕的良马,使它保持活力。”

87年我读到《窗旁的小豆豆》,是我的老师给我读的,这是早期的一个版本,我和小豆豆有一点缘分,她在车厢里上学,我是在从武汉去桂林旅游的火车上读这本书。我还在地摊的《小说月报》里找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原作证》等等,理想主义的。这是《河殇》,很多内容后来遭到批判,批判《河殇》的民族虚无主义,但是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河殇》对我们的影响不是那样,那只是很小一部分,《河殇》给我们的最大影响,反而是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中国到底应该怎样重振我们的文明?不是知道我们落后,我们就虚无,而是认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跟《河殇》很有影响,谈年轻人的责任。在卫校看过一部电视片《美国的农业》,他们真是机械化生产,技术员到田地,拿起卷心菜就吃,我当时非常吃惊,不洗怎么可以吃呢?加上《河殇》的影响,我写了这首诗,88年在《少年文学报》发表。这个内容……让我思考体育应该回归到体育,这个内容……我的评论是至少我们可以接纳而非排斥大海的文明,这个地方把黄河解释成中华文明,大海作为西方文明,黄河终必到海,这个可以商榷,不能以西方文明取代中华文明,我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中西的交互中创造新的文明,但我一直认为没必要那个时候那样的批判。

这就是卢舍那。这句话就是《河殇》里边的,盛唐气象,容纳百川:“这张丰腴秀美的脸庞,这双夺人心魄的眼睛,这副雍容大度的气派,使至今每个第一次站到它面前的人,都会在霎那间被震撼。卢舍那以君临一切的气派端坐在这里,它是一座东方的雅典娜。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峰巅。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个决不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自信地微笑。这就是盛唐气象。”我当时肯定觉得这段话特别好,就抄了这一段。我们从洛阳回武汉后,社长写了一首小诗“伊阙弱柳随风栽,龙门山麓众佛台。密妃昔时留枕地,魏王今日复重来。放歌纵马须携酒,顾盼自雄亦别才。此行如斯已尽兴,虽然未睹牡丹开。”我们去洛阳的时候,牡丹已经开过了。

当时读了很多诗歌,我这两天在家里看到一本《雪莱诗选》是88年买的,还有三毛,读三毛,也是追求一种心灵的自由,希望对外界有更多探索,跟思想上的自由是一样。还有《文汇月刊》,我一直带着88年第6期和89年第5期,我记忆最深的是89年第5期里有一篇是法国文学评论家柳鸣九先生写的文章,他翻译过都德的《繁星》等作品,很美,他的这篇“巴黎影院漫步”比较了中国和德国拍的二战片,比如德国拍了一个《海的沉默》,讲一位德国军官住进一个法国的家庭里,他自身有良好的修养、理想主义,有善意,保护法国的祖孙两人,但他是侵略者,影片自始至终,祖孙没有说一句话,影片用海一样的沉默描写战争对人的影响。在柳鸣九先生看来,法国电影时常描写警察、新闻记者和检察官坚持正义。

我那时候跟我那拨文学社的朋友读了很多中国传统的著作,比如说《古文观止》,里边有一篇是桃花源记,我一个朋友的哥哥在武汉市政府一个部门工作,他也很喜欢文学,有一天他出几个谜语给我们猜,谜底就是《桃花源记》的,我只记得一则谜面是“女儿国”,打《桃花源记》里的一句话,谜底是“不知有汉”,后面一句是“无论魏晋”。我们也通信讨论《道德经》的“无为”不是不为,而是顺应自然而为。《胡适散文选集》对我是很重要的一本书,胡适讨论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给我很深的影响,我自己后来又读了《易卜生戏剧四种》。90年读到弗洛姆的著作,弗洛姆研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我读弗洛姆之后买了《共产党宣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读,还买了两本《异化研究》。龙应台的书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读了她的书给武汉市长写了好几封信,只有一次得到回信。这是我发表的一些小文章。

我觉得真正的爱是促进一个人精神成长的行为。

80年代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丽:非常感谢向蓓莉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她的80年代求学经历还有成长经历。经历过80年代的人可能会从中找到一些同的记忆,向蓓莉老师的分享跟刚才任老师的分享构成两个不同的侧面,任老师作为80年代中学校园观察者这个角度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些真正的影像。所以中间可以进行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比较。

>>任曙林介绍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活的故事

>>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介绍中学生活

>>王丽(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介绍八十年代的中学老师生活

>>网友互动:说说我们的中学生活

李红颖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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