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沙龙:青春记忆之八十年代中学生活(全文)

2011-12-28 15:09:33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举报
0
分享到:
T + -
12月24日,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网易教育独家协办的教育沙龙《八十年代中学生活》在北京南锣鼓巷朴道草堂举办。来自北京各高校的教师、学生及社会热心人士等50余人参加了本次沙龙。

时间:12月24日(星期六)下午2:30——5:30

地点: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帽儿胡同肆号“朴道草堂书店”

主题:八十年代中学生活

内容简介:

今天,八十年代成了一个特殊的命名。它如同一件纪念品,珍藏在每一位亲历者的心底,历久而弥新。它散发出一种清澈的光芒,穿过时光的尘埃,照亮我们混沌的当下。

八十年代中学生活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迹。其光影、气息和氛围都与今天的学校有着那样的不同。古人云“温故而知新”。本期沙龙邀请一群八十年代中小学生活的亲历者,与大家分享各自的经历与感悟。

特邀嘉宾:

任曙林(摄影集《八十年代中学生》作者)

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主办单位:21世纪教育研究院

独家媒体支持:网易教育

主持人王丽: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从西方的角度来说,今天是一年当中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所以特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沙龙。我们沙龙今天的主题也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叫做八十年代的中学生活。在座的可能有一部分人是经历过那个年代,我想大家心中对那个年代可能都怀着一份特殊的记忆。在我的印象里边,80年代有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整个国家好象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独立迎来了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好象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就像朱自清散文的《春》里描述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一切都欣欣然张开了眼。这样的氛围和气息也传递到当时的校园当中。

今天怀念8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各种各样的作品已经有不少了,有小说、散文、电影、纪录片等等。但是怀念80年代中学校园生活好象还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任曙林先生,我们来共同怀念特殊的年代。我们可以从中进行比较,那个年代的校园究竟跟我们当下校园有哪些差异,有哪些东西是永远的消逝了,有哪些东西可以再寻找回来。

我们的沙龙从10月份开始已经跟网易教育频道合作,这位是教育频道编辑李红颖小姐,在网易教育频道上我们开辟一个专版,而且现在反映还不错。特别是有一些很喜欢我们沙龙,但又不可能现场过来这样一些朋友,他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沙龙每一期的现场录像以及一些文字等等。大家感兴趣可以上网易教育频道看一看,可能也会看到你的面容。

今天先请任曙林先生来介绍一下,任先生在80年代有一个特殊经历,他在当时自己用一架照相机,当时也不太多见的一架照相机,跟一个北京的一个中学,在这个中学里边连续拍了十年时间。所以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留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记忆,他的这些摄影作品后来结集出版,就叫《八十年代中学生》,在798做过一次展览,非常受大家欢迎。


今天我们先请任曙林先生来讲讲他当时的经历以及他脑海里80年代的中学校园,大家欢迎。

>>任曙林介绍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活的故事

>>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介绍中学生活

>>王丽(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介绍八十年代的中学老师生活

>>网友互动:说说我们的中学生活

任曙林:王老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这有一个沙龙,让我来参加。我是一个做摄影的,摄影工作者也好、摄影师也好。当时我拍这个片子,实话实说,我主要从摄影上进行了探索,在摄影上有一些考虑。但是由于这个题材正巧拍的是学生,这样之后肯定反映出很多学生的东西。

回过头来看,因为摄影有很多特点,可能我记录了很多细节,记录了很多真实的东西,可能今天拿到这个场合来,大家可能都是做教育的,可能提供一个参考。我总觉得没有细节的历史这个历史完全是不存在,甚至被别人完全左右的。能够给历史提供一些细节,可能摄影在这方面发挥一些应有的作用,是这么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最近出了一本书,《八十年代中学生》,这个本上也有介绍,可能我的朋友已经看到,今天我也带了几本,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

陈丹青说这组照片仅只意味着年轻。这个话说的很学术,我们历来对学生的理解有一些道德主观和意识形态的想法。真正这个年龄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人在17-18岁这个年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座都不太注意,等到自己成了成年人了,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多。这恰恰是产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有意思我拍中学生几年,我是国家公务员,有日常工作干自己的事情,业余时间到学校里拍。拍的时候无疑中对男生、女生没有什么障碍,我可以迅速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想什么特别容易沟通。包括同事、科长、处长、局长、副院长经常找我,你看看我的孩子,他在屋里也不知道想什么,也不跟我说,他让我去,我到他们家,我跟你朋友聊天,聊了之后,十分钟之内或者五分钟之内不断碰撞交流思想,出门之后我说你的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我也是想跟孩子做个朋友,他是这么说,但是没有找到一种语言,没有找到进入的通道。这种隔阂就产生了。

作为影像,今天这个书出版之后,大家反映还是比较强烈。由于现在大家都在怀念80年代,在我看来80年代只是有一些东西和学生对比之后,感觉现在没有了。其实现在有的很多东西,大家忽视了,再过多少年,咱们会怀念我们现在的这些东西。

我的片子在第一印象中提供可视的东西,提供给大家,可能对讨论教育或者那个年代的人和状态,那个人的状态跟环境有环境,环境跟社会的发展,他会即时反映中学生的东西。

今天我带了两个视频的东西,一个是幻灯版的,大概有80、90张片子,我的作品一共159张片子,幻灯片选了80多张,配着音乐大家可以直观看一下。

我在82年广播学院有学习,我组织一些学生夏令营,跟学校达成协议,40个名额,你挑20个,我挑20个。因为山村是我长期的一个点,山清水秀,原生态,我设立很多东西,可能也反映那个年代学生的东西。整体来说还是可以反映那会学生真是的面孔,我们先放八十年代中学生的幻灯版。幻灯版7分钟,夏令营那个片子是24分钟。

(播放视频)

现在放夏令营这个片子,这是在北京市郊区怀柔县黄花城乡拍的,从初一到高二,是81年的时候,我记不太清楚当时有没有高三。

(播放视频)

主持人王丽:任老师,你当时是多大岁数跟这帮学生在一块。

任曙林:我54年生,刚开始进入初一,想个班到高二,后来慢慢打乱,初一到高三就哪都去了。那时候我26岁,是我想这个专题我那时候显得比较年轻一点,岁数大拍中学生感觉有障碍,那样混合高二的人在里头,也比较方便。

主持人王丽:学生不把你当外人。

任曙林:开始把我当外人,他们认为所谓的拿照相机,记者就是做假,他们心目中塑造的形象,就是做假。他们比较有礼貌,不反对你拍照。我的感觉特别敏感,我跟他们耗,不需要跟他们解释,你说你不是那样没有用,就靠你的专业精神、职业态度来感染,他们觉得这个人还行,想了解我们。他们内心很丰富,愿意让我们了解,家长之其5%都不到,太少了,老师也是这样,他们注重教学,时间长了他们发现这个人还行,就接受你了,你就变成透明的影子了,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

主持人王丽:电影里边这些学生还有照片里边的学生他们今天看到这些影像是什么样的心情?


任曙林:他们还是很高兴,他们这些学生现在都是40-45岁了,他们学生成绩很好,除了个别出国的,都算是混的不错,相当好了。但是他们还是做生意的不多,比较注意文化,很多大夫什么都是主治以上职称,他们还是挺高兴,给他们记忆这些东西。

>>任曙林介绍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活的故事

>>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介绍中学生活

>>王丽(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介绍八十年代的中学老师生活

>>网友互动:说说我们的中学生活

主持人王丽:我是80年代的中学老师,我为什么对你的这些影像特别有一种感情。待会我会讲一下我的经历。

接下来我们先请向蓓莉老师来谈谈,她在80年代作为一个小学生的视角,曾经发生在小学校园里边的一些事情。

向蓓莉:我82年9月份上小学5年级,83年读初中,我跟大家分享我中专的一段经历。80年代对我来讲难以忘怀,好的教育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价值观的生成,和很多方面的生成。傅雷先生在《贝多芬传》的“译者序”里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他人生的很多颠仆都由贝多芬精神所搀扶,所以他愿意把《贝多芬传》翻译出来,和比他年轻的一代一代人分享。我自己也认为我所经历的80年代的某些教育生活是我非常珍视的,80年代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主题,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共同分享80年代的共同生活。

总的来讲,我认为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其实都是我们个人和他人,以及个人和他所处的历史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体制化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一个产物。由我们人的所谓的主动性,以及和外界不断发生的交互作用,形成我们自己。

我是武汉人,这是武汉的地图,这个就是长江大桥,1957年通车,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最早是跟苏联专家一起合作,后来苏联专家撤走之后,是我们自己的工程师把它建造起来的,上面可以走汽车,第二层可以走火车。我家就在长江边上,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奶奶特地跟我讲说,蓓莉啊,如果老师问你住哪里,你就说住鹦鹉洲啊。我们家这边是洲头,这边是洲尾,我家真的就是在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的那个鹦鹉洲上。我是86年初中毕业,大家知道,我们这代人,我是72年出生,我们这代人小学的时候受到的很多教育和初中受到的教育,无论是课文当中学的文章,还是我们看的电影,还是我课余阅读的书,都是革命、理想主义比较多。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爸爸每月给我5块钱零钱,我在学校附近的两个图书馆办了借书证,读了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青春之歌》,初二、初三特别迷恋武侠小说。初中毕业那时候又能填高中又能填中专,中专有一所学校非常吸引我,我不顾所有人反对就填了那所学校,武汉市警官学校,我想,做女警官,就跟女侠差不多了。警官学校在全市招女生大约7个还是9个,不到10个,报考要求女生身高1米57,我当时身高1米53,我以为自己成绩好,他们可以收我,但是他们没有收我,我被我最后填的志愿武汉市卫生学校录取了。我拿到通知书的那晚失眠了。我爸爸说你复读初三再考高中吧,可是因为我当时是不顾爸爸妈妈反对报考的中专,如果复读,爸爸肯定得经常埋怨我,我也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我还是决定去卫校读书。没想到我人生很重要的转折就出现了。我1986-1989年期间在卫校读书,14-17岁,正好也是青春期。武汉市卫生学校在航空路和青年路的交界,武汉饭店旁边,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段,我在那里度过了三年。

我介绍一下历史背景、老师和学生的交往,还有我们文学社的生活以及当时读书的情况。

我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里边,在武汉市卫生学校做学生:86年我们的义务教育法通过了。10月11日国务院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办合资企业,那时候我们已经走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同时思想也非常自由,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学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到80年代末都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87年也是这样,88年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河殇》,我的一个老师从武汉自费坐了火车来到北京,参加一个球籍研讨会,大意是中国再不改革,就要被踢出地球的球籍了。老师回武汉后,送我一本《河殇》,我和我的同学非常喜欢。当年还有《河殇》的纪录片,大家都在家里看,热烈讨论,不久《河殇》被批判,这是88年。

我想跟大家讲1987年2月份,我在卫校读书第一年的第二学期,有新的语文老师教我们,他自己也是卫校的毕业生,他是放射班学生,非常优秀,学校让他留校,送他到大学进修两年,他回来教我们。我们是他的第一拨学生,他教两个班。这位老师非常年轻,只比我们——当时以我的年龄——比我大5岁,我在班里算比较小的,我提前读书。我的老师第一次让我们写作文的要求是:不限题目、不限体裁、不限字数,惟自由诗不得少于十行,一定要写出自己心中最真实的感受:吾手写吾口。要知道在小学和初中,我们都是写命题作文,而且通常都写诸如“最难忘的一个人”、“最难忘的一件事”,通常什么样的作文才算好作文呢?你一定要写八股文,一定要说从中学到什么道理,通常要写自己做错一件什么事、通过什么事得到什么启发,就能得高分。我们还没有写过这样自由的作文,非常兴奋,全班都沸腾了。那次我和我同学都觉得已经写出到那会儿的有生以来最好的作文,我的那篇和其他两个同学的贴在教室的墙壁上。不仅如此,第二次作文本发下来之后,我非常吃惊地发现我的老师写了很多评语,我们的作文本比较大,16开本的,我的老师写满了我的作文本的页面,从左边写到右边。他是这样写的:

看得出你在广泛涉猎知识的同时,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于这思考中又隐隐现出彷徨,这是自然的。只要你问一句:人到底是什么?你就会有苦闷,可是只要你真正实践一次人到底是什么,你就会得到作为一个人的幸福。思考是免不了,逃脱不掉的,而实践,自然也是必须的。那么,于这摆脱不了的苦闷和幸福,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往往就在“怎么办“三个字的同时,我们已经或正在结出生活的网:以思考为经,以生活为纬……

仅有思考,就只会折磨自己;仅有实践,就只会在毁掉别人的同时毁掉自己!

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总有我们存在的位置,问题是:到底什么地方是我们的位置:楼上?楼下?又一个问题是,哪个是我们位置的全部:楼上?或仅仅是楼下?

他现在是广州社科院文哲所所长,他叫曾德雄。

他上课的时候经常不讲课本,会给我们讲朦胧诗。比如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芒克的“春天”:太阳把它的血液/输给了垂危的大地/它使大地的躯体里/开始流动阳光/也使那些死者的骨头/长出绿色的枝叶/你听,你听见了吗/那些从死者骨头里伸出的枝叶/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当响/这是春天

后来我们也读了更多的“朦胧诗”,例如北岛的“结局或开始”,也是我们喜欢读的诗。现在,我想到让我女儿遵守儿时的诺言,就想到这样一首诗: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等等。

有一次他和他的好朋友来到我们教室,他们提着一个录音机,给我们听当时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邱岳峰和李梓配音的《简«爱》,还有《叶塞尼亚》和《茜茜公主》,他们让我们从对话里头分析人物性格,我们就听到了《简«爱》那段著名的对白,这段话对我们后来人格的塑造、追求精神上的平等非常重要:

罗切斯特:你到现在还没睡?

简爱:没见你平安回来我怎么能睡?

罗切斯特: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简爱:我在这儿很快活。

罗切斯特:你舍得离开这儿吗?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

简爱:离开这儿?!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经过坟墓,我们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这段话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追求精神上的平等。

我的老师自己也是一个诗人,他自己写的诗经常让我们给他修改。事实上我在初中班上成绩非常好,老师非常宠爱我,但即使这样,我看到老师也总还是希望绕着走。当我的老师把他写的诗给我们说:你们帮我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这就造成了师生关系的不同:我后来读到巴西教育家巴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弗莱雷谈到,师生关系的位置可以变换:学生可以成为教老师的学生teacher-student,老师也可以变成学生老师student-teacher,这种师生关系的转换,真正达到了师生关系的平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我们那时常和老师辩论,那时社会事件比较多,我们常和老师一起讨论,不会轻易同意老师的观点。曾德雄老师现在是广州人大代表,在广州致力于倡导“只有公共同意的公共政策才是合法的”。他已经给我这么大影响,可是,他还不是在卫校给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那位和语文老师一起来到教室的他的朋友,给我影响更大。这两天我特地把他的信拿出来看,比如有一封信里我的老师写的是:“我们要如何防止自己浑然无知地成为禁锢我们思想牢笼的囚犯?”那是1988年初我收到的一封信的内容,那时我15岁。有一次我问他,因为他经常借书给我读,我们经常通信,我问他:“你是想塑造我吗?”我的老师回答:“即使是塑造,也只能体现自由的含义”。这都是信里写的。有一次我收到一封十几页的信,写的是人艺新演的话剧《莫扎特》,意为“上帝的宠儿”。这封信里讲,宫廷乐师萨列里虽然设计谋害莫扎特,但是这个戏不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嫉妒,而是探讨上帝是不是足够公正以及人类的困境。萨列里不近女色,愿意一生侍奉上帝,他只求上帝给他灵感,让他创造出美妙的乐曲,但他的乐曲比较生涩。莫扎特又近女色和沉迷于酒,可是上帝让他的音乐一下笔就有如天籁。把这个谈完后,老师在信里大量引用新约和旧约的内容,探讨上帝的不公正。

还有一封信里面干脆夹一篇他写的文章“中国为什么没有爱因斯坦”。他第一拨借给我的书里有《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当年礼平写的反思文革的著作,里面还谈到科学、哲学的问题。还有《窗旁的小豆豆》、鲁迅的著作、都德的《繁星》等等。

我自己在200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教育的目的及其他》。我反思、回顾80年代给我的影响:小时候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初中要做党和毛主席的好孩子,到了卫校之后,尝试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的经历引发我思考教育的目的,我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启发每一个人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并作出回答”。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一面镜子,在启发学生追求真善美的理想的过程中,鼓励学生通过反思不断认识自我,养成独立思考与独立行动的能力,由此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并担负起对自身与社会的责任。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培养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负责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和谐发展的人。

我们学校有一个滑行风文学社,和文学社同学们的交往对我也非常重要。这是跟我们作为朋友的芦荻文学社的社长89年5月10日写的“邀请书”,他引用了王蒙1987年在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的答词,将其中的“诗”改成了“文学”:

当人类变得愈来愈事务化;当贪欲得到技术的支持;当争斗发展了人类的智慧而智慧又发展了人类的争斗,使斗争达到毁灭自身的边缘;当生活变得愈来愈匆忙,匆忙得似乎忘了生活;当浅薄、迎合、刺激、猎奇的油彩差不多淹没了艺术的真容,文学能帮助我们吗?文学能拯救现代人的灵魂吗?文学,是太古老了。文学,冲撞着文学。甚至电脑也能写诗了。可怜的文学。在我们与文学相互忘却以前,为什么不再看她一眼呢?朋友,来吧!在这里,可重塑你现代人的人格;在这里,可使你领悟艺术的真谛!在这里,可使你懂得应该怎样生活!让我们走到一起来吧,让我们共同去追寻,让我们共同去探讨: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来吧,让我们走到一起来!

在武汉,我们会拿着武汉地图,找一个很远的天兴洲,到那里游玩,经常一起钓虾、划船,在龟山的松树下喝茶,很“附庸风雅”。我们一起游三峡、武当山,到洛阳看卢舍那大佛。这是去洛阳的照片,回来他写了两首诗,一会再说。

88年我自己在《少年文学报》上发表我第一首诗。89年我们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认识,我写完之后,就没有到我应该去的一个医院报到,我们班有三个同学被改派,据说因为我们同情学生,我延迟好几个月才自己找了另外一个地方去报道,我一个同学本来去一个军工医院,被拒绝接收,她后来考了同济医院,我们后来同年硕士同年博士,她现在在三联书店编辑部工作。

八十年代结束了。

下面讲讲当时读的一些书,这是80年代的影响。

86年是文革结束后的第十年,那时候有很多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书,还有诸如《霜重色愈浓》是讲陈毅元帅的。

因为武汉卫生学校那条街非常繁华,路上有很多人摆摊卖旧书和旧杂志,我应该是86年在书摊上买到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第一种忠诚是雷锋式的忠诚,老师、家长、学校让我做什么我就认真做,可是读这本书我知道了,还有第二种忠诚,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政府甚至也会犯错,这时候我们可以有第二种忠诚,就是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哪怕因此付出很大代价。多年之后我读到苏格拉底,我发现第二种忠诚跟苏格拉底的精神非常契合,苏格拉底说:“我是一只神灵送给雅典的牛虻,不断叮咬雅典这匹高贵而日渐肥胖庸堕的良马,使它保持活力。”

87年我读到《窗旁的小豆豆》,是我的老师给我读的,这是早期的一个版本,我和小豆豆有一点缘分,她在车厢里上学,我是在从武汉去桂林旅游的火车上读这本书。我还在地摊的《小说月报》里找梁晓声的知青小说,《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荒原作证》等等,理想主义的。这是《河殇》,很多内容后来遭到批判,批判《河殇》的民族虚无主义,但是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河殇》对我们的影响不是那样,那只是很小一部分,《河殇》给我们的最大影响,反而是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中国到底应该怎样重振我们的文明?不是知道我们落后,我们就虚无,而是认为要承担自己的责任。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跟《河殇》很有影响,谈年轻人的责任。在卫校看过一部电视片《美国的农业》,他们真是机械化生产,技术员到田地,拿起卷心菜就吃,我当时非常吃惊,不洗怎么可以吃呢?加上《河殇》的影响,我写了这首诗,88年在《少年文学报》发表。这个内容……让我思考体育应该回归到体育,这个内容……我的评论是至少我们可以接纳而非排斥大海的文明,这个地方把黄河解释成中华文明,大海作为西方文明,黄河终必到海,这个可以商榷,不能以西方文明取代中华文明,我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中西的交互中创造新的文明,但我一直认为没必要那个时候那样的批判。

这就是卢舍那。这句话就是《河殇》里边的,盛唐气象,容纳百川:“这张丰腴秀美的脸庞,这双夺人心魄的眼睛,这副雍容大度的气派,使至今每个第一次站到它面前的人,都会在霎那间被震撼。卢舍那以君临一切的气派端坐在这里,它是一座东方的雅典娜。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峰巅。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个决不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自信地微笑。这就是盛唐气象。”我当时肯定觉得这段话特别好,就抄了这一段。我们从洛阳回武汉后,社长写了一首小诗“伊阙弱柳随风栽,龙门山麓众佛台。密妃昔时留枕地,魏王今日复重来。放歌纵马须携酒,顾盼自雄亦别才。此行如斯已尽兴,虽然未睹牡丹开。”我们去洛阳的时候,牡丹已经开过了。

当时读了很多诗歌,我这两天在家里看到一本《雪莱诗选》是88年买的,还有三毛,读三毛,也是追求一种心灵的自由,希望对外界有更多探索,跟思想上的自由是一样。还有《文汇月刊》,我一直带着88年第6期和89年第5期,我记忆最深的是89年第5期里有一篇是法国文学评论家柳鸣九先生写的文章,他翻译过都德的《繁星》等作品,很美,他的这篇“巴黎影院漫步”比较了中国和德国拍的二战片,比如德国拍了一个《海的沉默》,讲一位德国军官住进一个法国的家庭里,他自身有良好的修养、理想主义,有善意,保护法国的祖孙两人,但他是侵略者,影片自始至终,祖孙没有说一句话,影片用海一样的沉默描写战争对人的影响。在柳鸣九先生看来,法国电影时常描写警察、新闻记者和检察官坚持正义。

我那时候跟我那拨文学社的朋友读了很多中国传统的著作,比如说《古文观止》,里边有一篇是桃花源记,我一个朋友的哥哥在武汉市政府一个部门工作,他也很喜欢文学,有一天他出几个谜语给我们猜,谜底就是《桃花源记》的,我只记得一则谜面是“女儿国”,打《桃花源记》里的一句话,谜底是“不知有汉”,后面一句是“无论魏晋”。我们也通信讨论《道德经》的“无为”不是不为,而是顺应自然而为。《胡适散文选集》对我是很重要的一本书,胡适讨论的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给我很深的影响,我自己后来又读了《易卜生戏剧四种》。90年读到弗洛姆的著作,弗洛姆研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我读弗洛姆之后买了《共产党宣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读,还买了两本《异化研究》。龙应台的书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读了她的书给武汉市长写了好几封信,只有一次得到回信。这是我发表的一些小文章。

我觉得真正的爱是促进一个人精神成长的行为。

80年代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王丽:非常感谢向蓓莉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她的80年代求学经历还有成长经历。经历过80年代的人可能会从中找到一些同的记忆,向蓓莉老师的分享跟刚才任老师的分享构成两个不同的侧面,任老师作为80年代中学校园观察者这个角度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些真正的影像。所以中间可以进行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比较。

>>任曙林介绍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活的故事

>>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介绍中学生活

>>王丽(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介绍八十年代的中学老师生活

>>网友互动:说说我们的中学生活

主持人王丽:我们下面进入讨论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自己也有一些愿意和大家分享的经历都可以谈一谈。

提问:我问一下向蓓莉,你的经历跟171中学有共性吗,从171中学图象上能看到你的影子吗?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建立成一种什么联系?

向蓓莉:我觉得他们去郊游,我们也有,其实我还有一些照片。我们也到武汉南湖,农大,我们在树林里边野炊,我们原来没有经历过夏令营。我觉得刚才听到那个对话不太多,我觉得刚才这些内容让我看到,其实你换一个年代你有很类似那种,但是从大家穿的服装,有更多语言对话,大家使用语言词汇都不一样,看到80年代很多特点。

我自己认为,我原来以为我的经历可能很多人都有。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

提问:我跟向蓓莉是同龄人,她的阶段我在天津重点中学备考,你的经历比我当时那个年代更丰富一些。我们也是参加夏令营,您里边拍的包括运动服跟我那时候在天津经历很类似。因为向老师选择那样的学校,跟当时中学还是不一样,你们关注社会问题,你们可能有时间,没有当时考试的压力。因为每天可能都在那几本功课来备战高考,有一种区别。

向蓓莉:我跟很多人聊起我80年代经历,很少人有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很少有特别。

提问:你这是个性化的个人经历,在内在大学生当中有贡献,当时中学生当中可能没有多大贡献。

提问:我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的老师,我是70年生人,我在陕西关中一个农村,我上学就是8周岁才上学,那时候生育率特别高,学校没有空间,我父亲虽然是校长,他不允许我跟别人不一样。83年我是上初中,上初中跟你们完全情况不一样,也是寄宿,没有食堂,供应两次开水,抢着。星期三傍晚回来,来回五公里的路。记忆中老是很漫长在泥泞了路上走,我们都穿雨靴,背的书包跟老师拍的一样。这个事情物质上肯定很苦,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去想这些事情。我觉得吸引我们还是住校,他有一个集体生活,尽管卫生也不太好。我跟你共鸣就是老师,80年代有一部分年轻老师他有一种自我创新这种愿望非常强。

他是城市到农村去做夏令营,我们是农村,没有去过城市。离西安是30公里,我们必须看兵马俑,看古迹,学校不允许。老师偷偷让我们在一个地方集合,他找的车,我们回来的时候在离学校三公里的地方秘密回家,星期天那天。他带我们去写作文,让我们实际去看,山谷里采花回来写,我对我们张老师非常感恩。每到寒假暑假就借给你一些书,批判现实主义比较多。他的感觉很好,改革开放了,中国跟批判现实主义笔下作家写得东西要相似。巴尔扎克写的东西可能要重来,一定意义上有点预言性。

主持人王丽:80年代的语文老师很多人都是文学青年。

嘉宾:我上的中师,中师没有升学压力,必修课,有一些课外书,而且接触一些所谓公共话题,我觉得跟中学生不太一样,我只是补充一个农村的中学。这只是一面。另外一面农村学生升学率很低,他们过的很快乐,没有想到考什么中专或者将来上大学,80%的学生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他活的没有压力,家长也不去压他。只有老师看重10%的学生,不用施加压力,他自己有一种压力。很多学生没有希望去上学。

后来很多乡里的初中滑坡了,我们的初中是试点办了一个,师资是国家保障。这种情况下可能在当地八个乡里我是最优秀一个学生。我上初中我们村只有一个同学陪着我。我上中专就没有了,上大学一直是一个人。当时农村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而且他是应试教育为主。只不过大部分人不受那个苦,他们不去上大学。

主持人王丽:当初学生、家长也好,没觉得一定要上大学,好象不用为将来担忧,有没有饭吃。

嘉宾:录取率太低。

嘉宾:普及的话你不能流失,80年代农村根本做不到。

嘉宾:我说一点,第一非常欣赏的说,你这个年龄不管怎么样很幸福,你遇到一个特殊年代,就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80年代现在有的学者比喻成五四启蒙运动,差不多重要短暂中国思想启蒙的短暂阶段。这是一个社会大环境。

第二我深深感觉到你碰到了好老师,在我们现代教育当中问题非常多,已经涉及到我们实际上培训老师本身是有问题的,问题很多。包括我自己也是,根本就不行。但是我回过头来看我们到现在也还是不行,教育问题里头培训老师,我们的老师到底是怎么样的老师,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是政府的重视,我们现在政府重视吗?他从来没有重视过。只重视大学,中间的某些,比如说可以到国际上去给自己脸上贴金一些学校给的钱比较多。从来不重视农村教育,农村本身不受重视,教育更不受重视。

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所说重视教育又是什么?又是十年规划这个那个,都是想着要培养人才,什么叫人才?多少比例是人才?不是人才的那些是什么才?这是个问题,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同行去想。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学习是对那些精英学习的陪衬,这就涉及到我们全民整体素质提高是怎么样,不是只培养高级人才。特别是刚才我们看的视频里边是中学生,这是我们的基础,小学生、中学生,现在连幼儿园都出问题,我真不知道咱们的教育将来怎么发展。所以我感触很深,还有跟她本人努力、爱好有关系。文学可以培养人,别的科也可以。我们学校一个数学老师,他是党员,他比较自由做班主任,对学生管的不严,学生很喜欢他们。学生很多自由度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等等,他本人在党内经常受批评,不负责任,班主任做的不好。除了语文老师对学生有着熏陶之外,各科老师都可以在自己专业当中进行工作,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老师,不在学生。


嘉宾:方老师培养很多优秀学生,他是景山中学的英文老师,很有发言权。

>>任曙林介绍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活的故事

>>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介绍中学生活

>>王丽(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介绍八十年代的中学老师生活

>>网友互动:说说我们的中学生活

主持人王丽:回应一下80年代作为学生的经历。我是80年代初的老师,我谈谈我的壮举。我是78年考上中专,师范,80年以我们全班最好成绩之一被分到我们县最好的中学,浙江省温州市立青中学(音译)当语文老师。我第一节语文课跟这班初一小孩提第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们说说看什么叫精神生活?结果有的学生想想,读书看报就是精神生活,我说说的不错。我做的第二个事情。我当时一个偶然机会,得到一本《爱的教育》,可能是文革结束以后,国内出版的第一个版本。我们县可能就我一个人拥有这么一本书,我把这本书带到我的语文课上去,每周一第一节语文课,我给学生念三篇。周一语文课对学生们来说就成为他们的节日。有一个学生在日记是这样写的,我今天为什么不幸,我生病发高烧了,不能听到王老师给我们朗读《爱的教育》。用了大概将近一个学期时间,将爱的教给两个班的学生从头到尾念完了。念的效果在很的年之后是什么样的反馈呢?前面我碰到当初交过一帮学生,他说我们前一阵子开同学会,大家都非常想念你,大家都说我们被王老师教的不会干坏事了,就因为当时你给我们念叨爱的教育。但是在学校里边私下里被一些老师非议,说我在宣扬爱的教育。不过我们校长是右派平反之后这样的身份的人,他对我非常的报。

第三个壮举,我竟然在学校组织文学社,然后在学校的专栏,学校当时都是一个个玻璃框的布告栏,发动学生讨论什么话题呢?就是要不要早恋,又引起轩然大波。

还有一个事情我当时经常给学生选一些自己喜欢诗歌,唐诗宋词,假如生活埋没了你,不要悲伤。若干年之后,这首诗最后有一句,一切都将过去,一切都将是亲切的怀念,作为他们毕业20年之后的纪念册的卷首语。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坐非人工的纪念碑,在通向那里的道路上,青草不再生长。我的对象是初一的学生,我当时不敢他们懂不懂。我竟然从师范里边请了我的文学课的老师给初二的学生讲春江花月夜。

最值得纪念,学生最为骄傲的壮举是什么?当时里边已经有安徒生童话,我把它划为话剧,请学生们演。所有道具、服装都是学生自己设计,做的非常到位。衣服他们在衣服上贴上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纸,效果非常好。整整一个月,全班都沉浸在那种狂热,排练过程非常狂热的地步。每天放学时候担任仪仗队党章,让他的部下在他的后面,然后预备,齐步走,一二一二走回家去。到演出的时候,我们这个童话剧得了一等奖。

嘉宾:演出的时候必须要出现一个裸体的国王啊。怎么处理?

主持人王丽:当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废了很多心思,我本来想让扮演国王那个男生穿短裤上去,可是那个小孩已经有羞耻心了,死活不答应。怎么办?我怎么吓唬他,怎么说都不答应。我说你当班长,也不答应。后来想了一个办法,从一个女同学那里借了一双透明丝袜,当时丝袜在我们县城里边已经是非常时尚,非常罕见。女同学没有,他从他姐姐那里借的,穿上丝袜,穿上短裤上台演出。过了若干年之后,当初演出当中那两个骗子,他们跟我说,骗子跟国王都跟我说,王老师,这是我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

还有一件壮举,第一个植树节是1982年还是1983年我忘了,我们国家第一个植树节我们学校要开一个动员大会,动员全体师生种树,我以一个普通语文老师身份,跟校长说我去做动员报告好不好,校长说好啊,你去讲吧。我精心准备一篇演讲词,题目是树的礼赞,上台去演讲,像散文一样很优美。在操场里讲,然后我的学生们趴着凳子说王老师讲的太好了,这是我的辉煌时刻。

三年时光很快在这样一种快乐当中过去了,无忧无虑当中过去了。毕业的时候,要拍毕业照了,我竟然没有去参加毕业集体照,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跟这帮相处三年学生分离的事实。这三年当中几乎每个月都要带他们去爬山,爬到我们镇的最高峰,叫做白云尖,中间发生一次安全事故,这帮学生爬到山顶上之后,山顶下来没有路。一帮男孩子从山顶上冲下来,后面女孩子也跟着冲下来。其中有一个是校长的女儿,到下面的时候冲到半坡,刹不住了,在空中一个滚翻摔到山头上,当时额头出血了,我脸都白了。赶紧到山坳里找一户人家,那个农家里老太太说我给你一点猪油涂上去,他们就是这种办法。出血不多,整个额头一下子鼓起来了。下山的时候我心里想怎么办?我得把她送回家去,送回校长家里去。我就只好陪着她回家,她妈妈也没有怎么说我,当时家长觉得摔一跤,前两年看到,同学会上那个女孩子,今年都快40了,王老师我头上还有一个疤呢。拍毕业照的时候,我竟然躲起来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跟相处三年50多个学生分离。于是,他们后来的毕业照上就缺了我的身影。

还有一件事情,毕业了,我为了纪念三年的时光,带的七个孩子徒步到雁荡山,去干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本叫做雁荡山的画册,其中有一幅叫做雁荡日出,雁荡之所以叫雁荡,在雁荡山百丈间,海拔2000多米,原来山顶是很大湖泊,每年大雁从北方飞到南方,在那个湖泊里生蛋,那个照片拍的很票浪。我想长大有一天我一定去看看这个雁荡神奇的地方。他们毕业就是8月份了,南方最酷热的时候。我一个人带着6、7个学生就徒步走了两天爬到山顶上,已经黄昏,下不了山了。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安全概念,傻乎乎,山顶有一个住的地方,临场里边还有人,最后几个学生跟我住在临场。我们千辛万苦爬到山顶的时候,湖泊早就在几十年前干涸了,没有水,更没有大雁,雁蛋,我很失望。

这些事情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再反过来看自己当年做的这些,从学生那里我得到一个什么印证呢?学生他们现在都40多了,他们自己回顾这三年时光,他们跟我这样讲,一句话就是说王老师,没有你,我们的中学时代也没有这样美好。第二句话是一个男孩说的,一个班长说的,他说王老师,你塑造了我们班的整个精神的基调,我们今天生活那么健康,淡薄名利,追求好象一种精神生活,总之都跟你有关系。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也有当时的影像和后来一些照片,放给大家看一下。

>>任曙林介绍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活的故事

>>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介绍中学生活

>>王丽(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介绍八十年代的中学老师生活

>>网友互动:说说我们的中学生活

嘉宾:80年代初更好引进一批台湾校园歌曲,让大陆老老少少觉得这么好听,澎湖湾什么之类的,现在还特别有印象。

传媒大学同学: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觉得跟我们那时候状态非常不一样,那时候更接近人本身。那时候好象人味更重一些,这是我的感受。

主持人王丽:我教过这两个班,现在从事教师职业的人最多,有十个校长。

慧智:我觉得今天得到了很多收益,我问任老师一个问题,你对学生的了解非常透彻,我在学校里做的是学生工作,我们往往很多不知道学生想什么,我想知道我们怎么来探索80年代中学生的心理和他们到底想什么的时候,对我们现在的学生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启发?我想请任老师,你对当时学生,心里想什么你最清楚。你拍的时候,他们心理状况是什么?

任曙林:我拍这个东西,当时角度是从摄影角度,我到学校给自己定了一个工具,不跟学生交谈。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语文老师跟我们讲这样一个事情,他有一次说,回来之后也有一个雕塑家跟老乡哭,说很多东西。后来说你不要当雕塑家,你当文学家。

我自己有自己的感受,我书里也写了我童年很多遐想甚至幻想,还有我自己对我中学时代一种回忆,要转化成视觉进入。我怕我跟同学交往之后干扰我独立性判断,基本就是整个研究期间,跟他们说话很少。

那会学生很自信,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棒,我觉得我也很棒,我是一个很认真的摄影工作者。我从这个角度切进去之后,反而倒能够了解到一些不纯粹的东西。仅只意味着年龄,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我的小孩很小,4岁,咱们幼儿园存在很多问题,我让他7岁之后再上小学。前两天我参加一个研讨会,我们的教育,我在学校不跟他们说话,但是感受很多。学生之间他们有什么事情不告诉老师,告诉我,让我参加,但我只是一个参加者。就拍照片而已。我觉得学生心理的发展,那种年龄上他有很多独特的东西。咱们好象似乎强加于他很多东西了,我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来说,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剥离掉,他的生命和年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这么想的。

我看到民国小课本,民国小学生的语文作业,我特有感受。那会的教育比较尊重人本身,教育不管说来说去说了什么东西,要围绕他们的成长规律来。我从这个角度上,当然我的观察可能都比较具体,都是一些条理的东西。我觉得摄影从视觉进入的时候,可能发现人的一些更深的东西,也许可能更本质一些。我很多东西没有脑袋,很多后背,脚,体态语言,很多人的面部表情会装。其实留下一些是真实的,鲜活的,才有意义。

我10月份出这个书之后有很多反映,刺激很多人。40、50后他来这之后没有话说,他会比较,他没有话说,我觉得只有这样就够了。很多细节之后,他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可以使他独立的想他自己,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一个良好的教育能有这么一种状态,我只能起这个作用。

嘉宾:你当时拍的动机是什么?准备办展览吗?当时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做这个。

任曙林:做摄影,我的专业是拍电影,拍纪录片,我自己爱好这个东西,后来国际部让我过去,我没去,我不愿意丢弃我的照片。拍电影需要你组织工作,很累,我不愿意花很多工作做那个事情,这个还是选择对的。从这个点切入了解中学生。我的展场有一个留言本,2011年在展场留言本,能说一些话,这本身就是奇迹。

我还是愿意从影像观察角度,视觉语言,包括这一代年轻人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之后,我觉得观察这是开发很多人潜力的方面,以前过多强调概念,意识形态,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出来。其实171他们改教改的时候,他们搞了几年教改,古文字开始讲起。当然后来没有了,这些学生到现在为止受益特别匪浅,没有讲到难忘的谁,把人学傻了。这些学生他们的语文水平特别高,开发人真正对人的那种尊重,人文的东西。

我觉得我当时面对80年代中学生,我跟他们差距13岁,他们那个特点特别明确,他们问题有很多,但是对自己的自立性的东西,我自己怎么想、怎么看,对社会一些现象他怎么看,他自己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这样他自己怎么成长起来的。我就愿意把这个影响剥离掉,一个活生生的人,教育应该建立在这方面,这是后话,我自己摄影方面来说把这些东西端出来。认为以前我们的文学作品,提到校园歌曲,之所以很受欢迎,好听,仅仅是好听,还是另外一种形象的粉饰。只是我们由于某种需要引进来了,还是软化,这个软化很可怕。他另一种形式上,可能写出一点人情味,并没有让人真正的认识自己,不狠,应该是见血。

嘉宾:我觉得对青春或者这种生活的记录或者表现,有最好的结局,你写的所谓糖水罐头,浮浅的美化。现在残酷就是血色青春,你对青春或者80年代青春这种记录,你的立场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美学立场?

任曙林:还是刚才我说的,还原本身面目,从这个起点出发看到80年代这帮学生。与其说拍他们,不如说拍我自己。我的中学67年,70年毕业,没上什么学,我有追自己的东西,更多受到童年很多印象的东西。小的时候我父亲带我去看公园,等我青年之后很多东西来自于那会,很多东西不断扭曲、改变,压制他,这个特别不好。

我从摄影的探索就不说了,从学上来说,还是活生生的人。与其说我是拍学生,我拍的是活生生的人,我拍他们也是拍自己。当你真诚看自己的时候,才能敢看他们。描绘这个学生,相信这个学生,多少年我死了之后,这个学生是活的。所以很多人说八十年代中学生这个片子是时代的印记,如果他们不是具体、真是的人,不可能是时代的发展。

很多人说你这个片子变成80年代的象征,一个学生怎么代表80年代呢。任何社会阶层你拍的好都能反映这个年代。这是我创造的态度,我不必要跟学生进行交流,他们点事没那么复杂,别把学生看的很复杂,要有自己的自信,要有你自己专业的东西。我特别尊重他们,他们也特别尊重我。

主持人王丽:一定的距离可能会更真实,拍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跟家人一样,因为太没有距离了,所以亲人之间反倒不容易互相了解。

任曙林:我在拍中学生之后,接近30年了,又拍了一部作品叫做《妻子》,这个片子很难拍的,为什么小孩4岁,我拍中学生期间,我是80年结婚,85年离婚,但是没有影响我的拍摄。然后我04年结婚之后,挑战这个题材,我用我的眼睛,这么多过来,当你用摄影眼睛看身边这个女人,你发现这是陌生的。这需要很大勇气,这个题材太难了。这里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拍这个片子,这个影响也很好。你就点任曙林妻子就出来了。拍的是照片,我可以说我是从摄影角度看,发现人类我们没有发现一面。实际上他也暴露我们以前所忽视的东西。我以前有一个观点,上帝比较可怜人的,你们太不了解自己,5000年,也就认识这些。了解我们人类了吗?没办法,所以再给你一个武器就是摄影。音乐现在是青年,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些东西我们了解是我们身边很多没发现新大陆。拍完妻子之后,拍我母亲,我还有一个作品就是小孩,从一生下来到2岁半,他2岁半就会说话了,他是另外一个灵魂。他不会说话的时候,他有一些非语言所能表达的。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认识仅仅是开始,差远了。

嘉宾:你拍中学生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身上存在什么问题?

任曙林:比如说男女生好过了劲,就会影响学习。我又不是教育工作者和老师,我不管这个事情。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回报。

主持人王丽:刚才放的照片里边有一个是一个教师里边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在那里写作业,本来在你进教师之前他们好像在谈恋爱,发现你之后马上就散开,装着自己学习的样子,后来他们结婚了又离婚了。结果到了现在的时候又看到你这幅照片特别感慨。

任曙林:我对80年代中学生早恋这个话题非常多,我自己态度不跟老师交流、不跟学生交流,我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我书里也写到了,青春期男生和女生两个人互相好,这是一个人权。我曾经有一次放学过程中,下雨了,有一个男生个挺高,都没带伞,他就拿手挡着头,这女生很高兴这么走。这事我记得很多年,他们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这个早恋这个词就亵渎这种感觉。

我看到上海一个报道,孩子学生成绩很好,考上复旦了。这个孩子13岁的时候就父亲告诉他怎么使用避孕套。尊重别人尊重自己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们老是把这个拧着,把这个事情弄的不对了。

这些作品中我也拍到一些这样的状况,从我的角度就点到为止。我个人感觉我是很善良,很真实的记录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没什么好不好,都是人类正常的东西,不要拿我们想法或者意识形态的东西,更是一种政治的东西来扭曲他,学生会很不舒服。现在就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透支,一步到位,这是社会的逼着的。


师老师:向老师的分享,我感觉她的中专生活给他的生活打造底色。我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好教师就是好教育,现在很多家长为孩子择校,择校不如择师。第二点感悟,刚才在这记录点了几点,真的要拥有自由,拥有自由的时间,拥有精神自由。你们上中师的时候没有这个高考压力,特别羡慕。使我感悟到不能给孩子太多限制,让他自由生长。如果不能给孩子多少阳光,千万别挡住阳光。我是81年上中学,87年高中毕业,我其实最有代表性,刚才几位老师分享,有在首都上学的,有在省城上学,有在农村上学,我是在县城上中学,我们那个年代生活很枯燥,很单调。能考上大学的人就是时代英雄,在县城里边择业机会少,也没有田地给你,只能上大学这条路。我上高中的时候班上有60个同学,有4个后来神经出现问题。我的老家是在安徽安庆。

>>任曙林介绍拍摄八十年代中学生活的故事

>>向蓓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介绍中学生活

>>王丽(21世纪教育研究院)介绍八十年代的中学老师生活

>>网友互动:说说我们的中学生活

嘉宾:我有一个问题,我是80年代生的人,我上中学是90年代,我学的是传媒教育,我有机会走到小学、中学来看,我没有经历00年中学时代,我侧面了解一些。我同学说有很多东西不一样,我看80年代的照片,我上中学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样。我感觉到人是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事情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可能我穿的衣服跟他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的经历跟看着他们那些生活,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特别想问向老师一个问题,我是本科学的是新闻,我突然进入到教育行业,我读研究生之后才开始接触教育。我到小学发现很多问题,我看到那些老师跟我想象中的老师特别不一样。我去小学上课是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我去的时候都是和颜悦色,我跟学生交谈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开心、放松。我经常看到很多在学校里边对学生进行破口大骂的老师。您很幸运,你们都被唤起了激情。有一些虐待孩子的老师,到中学、高中、大学,说中国的学生很可怜,教师也很可怜,您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现在教师怎么了?他们身上缺了什么东西。可能从80年代到现在00年代,老师们身上缺很多东西。我目前碰到,我觉得可以很好的老师是个案。现在师范老师在教什么样老师出来,培养我们的花朵。

向蓓莉:我刚才介绍是我认为最值得介绍的,我专门挑捡出来,是我心目80年代最好的老师,当然还有其他的。他不是全部,只是我认为是最好,我也认为应该这样。就是碰到这个老师,我就想我要来当老师,一直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

第二我现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说教师专业成长,教师专业成长基础是他作为一个完整人的成长,如果他可以作为一个完整人的成长教育怎么教都没有错。比如他要认识人的丰富性、复杂性,我觉得对人性复杂性的反思是很重要,我很希望至少每位老师至少可以多读一些组优秀文学作品、哲学作品。

嘉宾:您是在师范学校教这些学生,他们以后也会当老师,为什么不在大学里教他们了解人性机会。我现在到学校接触很多他们做教师继续成长教育,他们教的都是告诉你教学目标怎么制定,怎么评判学生的作业,我很少看到关于教师人他们怎么发现人性。师范教什么,继续教育教什么,这些重要的部分为什么没有人告诉这些师范的学生。

向蓓莉:我们还在思考,还有结构性问题。

师老师:今年,我几次还会都再三强调,我们干部一定要读一点教育哲学,做教师,你从人性人生角度思考教育,你做教师不会差到哪去?再三强调这个问题,一开学我给他们买了一些周国平的书,一些文学的书给他们看。有些校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向蓓莉:还有结构性的压力,当我看到一些老师特别焦虑对待孩子的时候,首先想问这个老师他怎么了,他的生活怎么了,他的学校里的处境是怎么样的。他碰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诉说,可以共同在一起交流。还有比如说学校还有教育行政部门对他的评价,这些都压在他的身上。他每节课要完成他的教育工作量,我们执行新课程课改依然很繁重。

嘉宾:我特别理解老师们特别辛苦,我们到小学,小学老师特别忙,学校8点钟上课,老师要备课,批改作业,可能一天上四五个课时。每天看到一些小孩被老师训的特别可怜,在那里不敢说话。好象不是老师、不是学生的错,是学校的错吗?好象也不是。到底怎么了?我觉得是80年代、90年代,21世纪,00年代之后还是这个样子。

向蓓莉:我现在也经常谈到一个词就是夹缝,夹缝里边一个可能是理想,一个是现实,我从来不认为理想跟现实之间就完全没有一点共性。他也不可能有很大空间。所以这个夹缝中间能做什么是我们可以考量的。在现实社会结构下面,压力下面,在比如说老师前期阅读都不够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现实都存在,跟我们理想之中夹缝有哪一个种子可以长出一点小苗来。读一本书或者结构松动一点都是有可能,我们所能做的我们找到那个缝,对我来说那个缝在哪里,每个人都要找出自己的那个缝,开出小苗。

嘉宾:体制方面有一部分的原因,向老师可能有这个体会,教师甭管是中学、大学、小学,教师这个群体在学校里边是一个弱势群体,被人家呼来唤去的。他们没有那种表达诉求,尽管有什么教代会。

嘉宾:没用。

嘉宾:有的老师表现比较恶劣,报纸上经常披露那些,可能也有一些外部原因,他们长期一些东西。

嘉宾:我的一个学生给我提供一个真实的,他刚上了大学,他高考的时候原来一直考的很好,学校希望他考北大,他没有考的最好,提前看上我这个学校,老师受到县教育局局长的批评,这个老师以后见了学生也不热情。认为你可以考上你不考上,老师声誉不能第二年接着做班主任,这种处罚,在云南应该是一个县级的重点中学。

师老师:很多人当官之前没有想到当贪官,信誓旦旦当清官,最后不自觉当上贪官。

主持人王丽:80年代跟现在有什么不同,80年代这个体制性压力不是特别明显,我记得当时我在学校里边没有什么年级排名,我想教什么就教什么。班级里也没有班级排名,很宽松的。今天就不一样了。

嘉宾:我印象当中那个年代学生喜欢的老师比较多,现在太说了。

主持人王丽:我最近在人民教育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学校对学生做民意调查,让学生投票现你最喜欢的老师,最后选出来的老师居然是在校长眼里不怎么样,这些学生喜欢的老师还有一个很鲜明特征,统考成绩很不错。

嘉宾:小学有教师评价体系,每一项要达标。我去教师办公室桌子上看,那个评价好厚一部分,有一个学生评价,有一个学校评价,再继续教育的表,一个老师真的像您以前可以做的事情他没有时间、精力,没有办法做的这些事情。学生需要被打动的状态,我能记住老师那时候对我的关爱。上中学那一年我的语文老师,有一天我们回家的时候他特别亲切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为什么现在还不回家,不回家家里还有没有饭吃。这个细节让我觉得这个老师很爱我,很关心我。现在学生对老师要求没有那么高,日常关爱,我就温暖很久,我觉得那个老师特别好。不是说他教我作文,我也当老师,我对我所有学生都想像那个老师一样,如果哪个学生晚回家,我就会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这个我觉得很问难。教师和学生的身份,教师太像教师对学生是一种压迫。我们去的那些学校的老师会说你们不像老师,我们去教那批孩子,他们觉得你们不是老师。这个反而变成是一种夸奖,什么时候不是老师变成对老师的夸奖,这是很讽刺的事情。他们对你的欣赏因为你不像中国标准式价值,他们觉得是件好事。

嘉宾:这个我也听到过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因为我也是读师大,毕业实习,后来我离开的时候这些孩子也是这样,当时教初二,他们说周老师你不像老师,当时我20多岁。

嘉宾:因为毕竟我一个星期只教一节课,上课一直保持微笑,很开心跟孩子对话,看到他们去关心。如果真的让我每天教六七节课,面对第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给他微笑,如果我看到10、100个,我也会变成一个很像老师的老师。

主持人王丽:你要真的当老师会变的,表情都会变的。

嘉宾:真是这样,我当时体验,如果今天正好让你连续上三节课,你第三节真的不想再说了,岩嗓子不舒服。可能真的没有这方面功底,连着说几节课就变了。

嘉宾:还有一方面原因,你教课内容和方式决定你跟学生的态度。比如你教学生考分的课程,中考、高考课程方式完全不一样。我们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娱乐学生,上学生在课堂上开心,把他作为一个宗旨,这样把学生害了。并不是我求得知识,获得丰富情感作为一个愉悦体验。完全是课上来个PPT,我上课很开心,但是真正的意义没有了。

嘉宾:80年代可能没有那么多教学用具,我们到教师里边黑板很少用,起码是PPT,或者白板跟学生互动。很多时候我也看到很多,他们就是为了让学生看一会视频,开心一下。我们老说做中学、玩中学,他们很多就是玩中玩。老师对于玩的意义的阐释可能缺失。

那时候因为你工具少,对意义的深挖比较多一些,更注重他活动背后的意义。

嘉宾:我小时候老师写一个数学题、或者文字,黑板上一行一行写过程中,我想老师下一个字写什么,或者有什么意义。现在整个PPT呈现给他,信息超载,他没有经过思维转化,概念的过程。

嘉宾:老师备课有板书设计的,当时没有这么多表现手段,什么PPT,就是板书。

主持人王丽:现在又出现否定PPT了。

嘉宾:对课程逻辑缺失。我其实刚刚开始进入小学的时候,我不会板书,也没有想到做课还要板书,把课做好挺满足的。后面发现板书挺重要的,有些东西还是要回归一些,你课程的逻辑是什么,是通过板书可能比较好的体现。他每个字放在哪,我们在小学有一个特别棒,他是教品德与社会老师,相对而言压力没有那么大。他做课非常认真,我看过他一节课改十几稿,他做的板书计划特别清楚。80年代老师都要做这种工程,很多老师补再这种逻辑或者板书这种东西了。

嘉宾:数学老师教孩子们写字,他的数学课,孩子们写的字相当不错,他老挨领导批评,你干的不务正业,这都是语文老师的事情。后来他说这是要踏实下来认真坚持,是一个心态锻炼。

嘉宾:当时您这学校里边这么多手写资料,怎么样保留下来?

向蓓莉:我就一直带着,我有一个小箱子装着这些文学社的刊什么的。当时是油印。

嘉宾:我是农村,90年代末期,我上高中都有老师手写的东西。

主持人王丽:谢谢大家,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同回顾了一下80年代那段时光,欢迎大家下次再来。圣诞快乐。

—完—

李红颖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分享到:
跟贴0
参与0
发贴
为您推荐
  • 推荐
  • 娱乐
  • 体育
  • 财经
  • 时尚
  • 科技
  • 军事
  • 汽车
+ 加载更多新闻
×

打造“婴儿肌”逆龄10岁超简单

战“疫”一线:这群师生用“心”奉献

态度原创

热点新闻

阅读下一篇

返回网易首页 返回教育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