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私塾语文仍有借鉴价值 不应草率否决

2012-07-16 11:17:01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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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私塾语文教材语意顺畅,规范易懂,是经过长时间的教学检验的,对当今语文教育仍有参考借鉴意义,不应草率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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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师古《急就篇注》
颜师古《急就篇注》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私塾这种教育机构(educational institution),在中国曾经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发达,延续逾千年,对中国教育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它恐怕就只能说是知道,但不甚了了;教育史也语焉未详,所以就连专门从事教育的人对它也不很清楚。我父亲戴自俺生在清末,长在民国,读私塾近九年,按“十年寒窗”的说法可认为接近完成私塾教育,所以我在《父亲的脚印》(华文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里用了较大篇幅对它作介绍。这里只谈私塾的语文教学,因为我觉得那对今天的语文教学仍有可以参考借鉴之处。

教材与教法

私塾教育基本上是“文科”教育,语文是其主要内容。父亲入塾“破蒙”所用课本,是南宋王应麟(1223-1296)所撰《三字经》。老师只教认字,不讲解,让学生反复诵读,要求记下来,能背诵,会写,可概括为读、记、背、写四个字。每天学8句、24个字,当然也要复习头天学过的内容。以“赶场”为周期,每周有一天专门复习,不教新课,考背书。老师教案上有戒尺,背不出来要挨打手心。《三字经》全文1044字,但有少量重复,约半年时间认识近千个字,应该说进度不慢。学过的东西都能背下来,而且直到晚年还能记得。相比之下,现在的小学生如能背诵部分课文就算很好的了。别说成年人,就连初中生,也不知道还有几个能记住小学学过的课文。

作为童蒙课本,《三字经》有不少特点,也是优点:

首先,它形式单一,全部是三字句,隔句押韵,语义顺畅,前后连贯自然,让学童觉得容易上口、容易记忆背诵。

其次,内容不繁杂而编排又颇有条理,自成系统。首先讲教与学的重要性,其次讲礼教规范,怎么对待家人,怎么对待师友。再次“知某数,识某文”,在介绍数目字的同时介绍一些相关常识,其中不少是不需讲解学童自己便能明白的。接下来说学习进程,先认字,然后读四书、五经、诸子,再后是“诸史”,那是整个《三字经》篇幅较大的一个部分。最后讲了许多古人发奋求学、立志成才的故事,勉励学童:“有为者,亦若是”。纵观全书,不啻一部中国传统文化概要,难怪得享“袖里通鉴纲目”的美誉。难怪从13世纪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在中国教育史上起过难以估量的作用。

读完《三字经》,接下来读《百家姓》,然后是现在人们不大知道的《四字经》:“父母呼唤,声叫声应。凡有指使,即刻动身。……出门行路,贵于老成。眼戒斜视,足戒妄行。恐防失跌,父母忧心。一动一静,礼义恪遵。”所讲都是身边的事,容易懂得,但规矩多多,又多为束缚孩子言语行动的,为了应付老师,当时能背得,后来却大多忘记了。再往下,读五代(梁)周兴嗣(?-521)所撰《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这里面除了少数内容,都是七、八岁学童很难懂得的,只能死记硬背。

至此算是“小学终”,开始“初学入德之门”的“大学”。首先读“四书”,从《论语》开始,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木刻本正文用大字,注释用小字;正文一行,注释两行,哪些是孔子、孟子说的,哪些是朱熹注释的,分得很清楚。注释部分老师不讲,学生一般也不看;自己看,大部分也看不懂。一部《论语》,父亲是先把它背熟了,后来才慢慢体会、琢磨,逐渐读懂的。到读《孟子》,老师“开讲”了,其实也只是按照朱熹的注释讲解,这大概与清代科举规定“四书”解读以朱熹“集注”为准有关。宋代理学家、教育家程颐(1033-1107)说过:“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孟子》所讲比较具体,有很多历史故事,不少文字都成为成语、格言,例如“五十步笑百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但容易理解,还很有趣。

在读《论语》、《孟子》的同时,老师还让父亲读清康熙年间进士车万育(1632-1705)所撰《声律启蒙》,并学着“对对子”。父亲学写作文,便是从“对对子”开始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写成篇的文章。《声律启蒙》易读、易懂、易背诵,例如起始的《一东》有三段,每段都可看作是一首长短句夹杂的小诗: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

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

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

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押韵上口,有情有景。意思相对,句子结构相对,词性也相对:实词对实词、虚词对虚词;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数词对数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让学童感性而不是理性地认识了平仄、押韵、对仗。由于意思相对,词性也相对,还有助于猜测所说的意思。例如学童可能不知道“沿革”是什么意思,但通过“沿对革,异对同”,就可猜测出“沿”有“因袭”的意思,而“革”指的是“变革”。读这本书,对写作古典诗词固然非常重要,但即令不写而只是阅读,对欣赏古典诗词也大有帮助。再退一步,不谈诗词,对写作散文注意其语言形式之美,也不无裨益。

那时又有“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的说法,所以父亲又按老师要求自己读了主要讲历史文化知识(也有一些科学知识,如天文、地舆、岁时)的《幼学琼林》和“增其智慧,广其见闻”、可看作思想品德课本的《增广》。两书皆文字简练,用喻恰当,如《幼学》:“披星戴月,谓早夜之奔驰;沐雨栉风,谓风尘之劳苦”,“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增广》:“知己知彼,将心比心。责人之心责己,爱己之心爱人。再三须慎意,第一莫欺心。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酒虽养性还乱性,水能载舟亦覆舟”“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

让学童读这两本书,说明私塾在“正课”之外也注意到了指导学生课外阅读。而这两本书不只是让他们“会说话”,还让他们明白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有些教导,直到今天恐怕仍不失其价值,例如讲到“知己知彼”,现在接下来通常都说“百战不殆”或“百战百胜”,不大有人会说“将心比心”,用以表明待人待己之道。

按照一般的做法,“五经”是先读诗、书、易、礼,然后读《春秋左氏传》,但老师却让父亲他们先读《左传》,把诗、书、易、礼放到后面。这种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左传》主要是讲故事,尤多打仗的故事;对话又多,很多都绘声绘色,生动反映人物性格,读起来让人觉得有趣。其他几“经”就不那么容易读了,不要说《书经》、《易经》,就连《诗经》,也有不少篇章是学童不大容易明白的。

私塾另一部重要教材是清代吴楚材、吴调候叔侄编选的《古文观止》,它广收博采而又繁简适中,文章的艺术性、思想性都很高。尤其是很少有宣传“三纲”、“五常”那样封建糟粕的内容,作为一部封建时代选编的古代散文选(也有少数骈文),确属难能可贵。正是它,让父亲觉得应该读的好文章实在太多了,在读书上开始有主动性,服膺唐颜真卿(709-784)《劝学诗》中的名言:“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简言之,私塾语文教学的特点,是从教材到教学方法都长期稳定。教材有主(《三字经》、“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有辅(《百家姓》、《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增广》),除《四字经》、《千字文》外,对学童都不无助益。从教学方法看,主要是教认字,讲解不多。而且对先贤十分尊重,讲解旨在引导学生阅读原著,并不掺杂自己的“心得”或者“感悟”。

成书不易《三字经》

作为“小学”主要教材,短短千字的《三字经》成书并不容易。中国最早并无专门的语文课本,教学童识字只能用字书。东汉许慎(约58-147)《说文解字·叙》:“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通常称《史籀》,是现在知道的第一本字书。秦统一中国以后,丞相李斯作《苍颉》七章,车府令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都是为统一文字、“罢黜异书”而作的小篆范本,又都被用作学童识字课本。到了汉代,“闾里书师”把三书合而为一,统称《苍颉篇》;断60字为一章,得55章,共3,300字。后来扬雄(公元前53-18年)增字并加解说,成《苍颉训纂》;贾鲂(89-105)接着增补,成《滂喜》。晋代以《苍颉篇》为上卷,《训纂》为中卷,《滂喜》为下卷,合称《三苍》。此外,司马相如(公元前140-87年)《凡将篇》、李长(公元前32-7年)《元尚篇》也曾被用作学童识字课本。

这些书,除《仓颉篇》尚有残简外,大都亡佚了,还能见到的只有汉元帝时期(公元前48-33年)黄门令史游(生卒年不详)所作《急就篇》(亦称《急就章》)。篇名来自其起始句子:“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为之必有喜。”“急就”意“速成”,可知它是一部通过物名、人名、地名、词语等等教学童认识汉字的语文课本。以七字句为主,也有三字句和四字句,既合辙押韵,便于诵读记忆,又可以让学童在识字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常识。全书收2016字,难得的是竟无一重文。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种字书,因为是用作写字范本的,都只罗列文字,并不组词成句表达意思。例如扬雄《训纂》终于“滂喜”,贾鲂所续,便以这二字为名称《滂喜》。《急就篇》的出现,应该看作语文教材的一次革命。但据说史游是因“景慕”司马相如《凡将篇》,“拟而广之”,才写成这部速成识字课本的,所以极有可能《凡将篇》才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的语文课本,遗憾的是它早已亡佚,无法知道像什么样子了。

先前多种字书的亡佚,原因之一,也许是《急就篇》问世后它们不再被用作童蒙课本。到了唐代,颜师古(公元581-645年)因感时代变迁、传写错讹,对《急就篇》做过校对核定,并为之作注。此前他的祖父、北齐音韵文字学家、以《颜氏家训》为人们熟知的颜之推(公元531-597年),已经为该书作过注。值得注意的是,《三字经》作者王应麟曾在颜师古注本的基础上“补其遗阙,择众本之善,订三写之差,以经史诸子探其原,以《尔雅》、《方言》、《本草》辨其物,以《诗传》、《楚辞》叶声韵,以《说文》、《广韵》正音诂”,对《急就篇》下过很大工夫,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写成《三字经》,当非偶然。

历史上被用作“破蒙”课本,《急就篇》不下1200年,《三字经》也逾600年,值得我们问一个:“为什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才被人们接受的,这与“大学”教材“钦定”有很大不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科举考《论语》、《孟子》、《中庸》,解读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准,是中国教育史两件大事。

宋理宗淳佑二年(公元1242),王应麟年未弱冠便考中进士。后来做考官,是发现并向皇帝推荐文天祥的“伯乐”。一生著述极丰,不但“高产”而且“优质”,尤以对经、史、子、集皆有考订、评论的《困学纪闻》和二百卷百科全书式《玉海》价值最高。这样的大学者下大工夫研究《急就篇》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三字经》,可见在他眼里“小学”不小。

民国初年兴学堂、废私塾,把私塾语文教学从教材到教法不加分析地通通废掉,是不是有点草率?

作者:戴问天

周修媛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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