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玮专访:大家一条心 建好香港科技大学

2012-12-11 18:21:29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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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卸任。此后,香港科大连续4年EMBA世界排名第一。其中,吴家玮被认为“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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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回首2012年,我们把目光放在了教育的正能量上。

正能量这个词,在2012年大放光彩,也许是因为有太多负面情绪,太多人需要用正能量为自己打气,让自己有动力赶走这些负面情绪。那教育的正能量是什么呢?

用自己的勇气,责任、坚持、梦想和智慧,在教育的道路上前行,这样的人和事,就是教育的正能量。

因为他们,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美好前景,因为他们,我们为自己传递正能量,因为他们我们无数次原地满血复活。

吴家玮专访:大家一条心 建好香港科技大学

人物:吴家玮

身份: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校长

关键词:智慧

推选理由:

1988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2001年卸任。此后,香港科大连续4年EMBA世界排名第一。其中,吴家玮被认为“居功至伟”。2011年,科大的20年校庆之际,科大更是一跃为亚洲排名第一,超越北大、清华。2007年,致力于高校改革的南方科技大学开始筹建,模拟对象即是香港科大。

对话正文:

网易教育:我们知道其实您在决定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的时候,您本人一直生活在美国,而且在美国这段时间,您也在学术上,包括您个人的经历,比如说程度美国第一个华裔大学校长,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杰出的成绩,您怎么又决定要回香港创校呢,毕竟创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家玮:我虽然说是17岁在香港中学毕业了以后,就去美国了,50岁回来,在那边33年,就是说到回香港之前,三分之二的生命是在那边过的,但是可能因为是我在上海受的小学教育,在香港受的中学教育,都是中文教育,所以都是灌输这个,怎么说,这个文化背景跟民族意识都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虽然在那边住了这么久,其实朋友也好,什么,各方面都还,好像还是比较像一个中国人,所以当时我说是要回来了,一般朋友都不觉得奇怪,比如说我们家里讲话总是讲中文的,我的夫人,我的老婆也是上海出生的,不过她是中学在日本念的美国学校,小时候在上海念的法国学校,但是也是17岁就去美国了,比我晚两年,她的思想也是,虽然念的是法国学校、美国学校,但是她思想非常中国化,我们的孩子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但是用的名字都是中文名字,而不像现在你们小青年都是这个叫乔,那个叫艾丽斯什么的,我们在那边生活,小孩子都是用中文名字,汉语拼音,虽然有一个拼错了,然后上学之前不准讲英文的。

都是上了幼儿园才是第一次讲英文,所以种种方面,后来就是参加各种华人运动,比如说钓鱼台运动,有人在边缘上的,华人科普的一些工作,所以好像一直没有真正的离开过中国,虽然香港那个时候还是殖民地,而朋友里面多数是台湾去的留学生,早期那时候大陆还没有留学生去嘛,是吧,我想也受了台湾留学生的影响,因为他们都是,所以我刚回香港的时候人家都说我讲台湾国语,还以为我是从台湾去的呢,因为他们还是这个儒教思想,他们都是大学毕业了才出去的,文化水平也比较高,民族意识比较强,所以我想大概是受了影响。

网易教育:还是爱国心驱使?

吴家玮:爱国是爱哪个国呢?这种字眼在我们回来以后的这些老海归里面常常用这个字眼,但是很多问题都是需要反思的,但是至少我们一家都是,说是要回来,做老海归,朋友都不觉得奇怪,只有那个时候有这个中文报纸,有个标题,说是经常提倡人家应该是落地生根的人,现在自己要落叶归根了。

网易教育:说到您当年回来创校,实际上那时候香港面临的是殖民政府,跟现在的情况、社会背景都不太一样,您那个时候有没有预想过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吴家玮: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把香港的近代史,就是八十年代开始看成是几段时期,1984年之前,中英双方谈这个香港回归,的确是有些困难的,是吧,但是1984年大家谈好了,有了协议以后,从1984年到大概1991年左右,香港倒是双方蛮合作的,因为八十年代我们开放的时间还不久,很多地方还需要香港,你说投资也好,一些工厂的技术啊,各方面的东西,国际化啊,都是相当需要香港的,英国人也是,他反正要走了,但是还是希望走了以后,将来在香港,因为他也是这个投入了一个半世纪,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一些经济上的利益,所以双方都是希望能够把香港搞得好,做得好。

那么香港那时候很明显,很多传统性的工业都已经上来到珠江三角洲了,自己的工业等于是挖空了,另一方面应该走什么路呢,经济转型是什么意思呢,不再是口号了,就是要走向高科技,所以虽然港英政府那时候两个总督,一个是尤德,后来一个是卫奕信,两个都算是中国通,都是能够讲中文,每天上午要看几份中文报纸的,对中国是蛮有感情的,所以他们也想把这个学校办好,虽然我们回来的确是有一点,有些地方是看法不太一样的,因为最初来最重要的创校的人,就是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你说十来个里面,大概我是香港人,别的几乎都是台湾留学生,当年到美国去的,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的,可能还有三十多年的,他们都是50左右的人,他们在台湾受的是中华的文化,在美国是美国人的那些想法,到香港来呢,是一个半欧洲,半中国的一个社会,是一个英国传统的一个殖民地,当然很多地方看法不太一样,但是我说你问起创校碰到困难,创办任何事情都有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创办任何事情你要有一个团队,团队里面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能够争论,能够得到共识,能够尊重。

一个团队,做任何事情这个团队能够办得好,但是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毁掉,那个团队大家都是有心要把这个学校办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说,就是因为1997要回归了,回归以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那才值得,否则那些人,那些同事们,在美国一流大学里面做教授,生活好得很,比在香港要好多了,他们还回来干吗?到一个殖民地来当二等公民干吗?抱着这种理想来了,有了这种心来了,而港英政府也是希望香港的经济转型,所以虽然有不同的想法,甚至于有些地方有矛盾,但是既然大家都是想,这个政府也想把学校办好,社会也希望办好,校董会主席钟士元是很有远见的一个人,我们的同事们都想把它办好,大家都想办好,有不同的想法、矛盾的地方,都是可以磨合的,都是可以找到最适合的路来走,所以这个是,我说是1984年到1991年,因为1991年那时候不是苏联解体了,东欧也解体了,那种情况下,那也是有一段时间不是西方国家好像是在围堵中国嘛,英国政策变了,所以那个时候新来了一个总督,那个时候开始就在政治方面,两面政府看法不一样,就很多地方,虽然没有阻止我们学校继续上,但是对这个经济转型以科技来带头这些就说得越来越少了。

当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1988年回来的,那么至少从1988年到1991年是完全大家一条心的,之后政治归政治,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受到阻挡,还是能够尽量做得好,因为整个团队都有这种心。

网易教育:当时咱们这个团队当时怎么确立了当时的办校方针呢?

吴家玮:我不敢说是智慧,因为你创办不同的,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创办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我们这样一群人,我最怕的就是有人说,哎呀,吴家玮,你这所大学办得真是不错,我说你错了,不是你,是你们,一个团队,任何事情是需要一个团队的。这个团队就是要办一件事情,要按部就班,说实话、干实事,说到要做到,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不在外面吹嘘,要改革的话也是在大家一起合作的时候,看什么地方需要改的,什么地方我们是,既然政府没有说不允许的话,我们跟政府一起商量怎么谈做一些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学术规划,学术、院系、专业、规划。这个不是几个人,一个人说了算,几个人说了算的,而是一个团队之外还有网络,我最多的时候有过八十几个义务顾问,完全是靠,那时候还不是靠电子邮件,靠传真或者电话来讨论的,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氛围,大家都觉得这些是我们该做的,哪些专业该做,哪些专业不该做,这个有几个判据的,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再谈。

第二就是人事制度,怎么招聘,升迁,这种一定要有很公平、开放,完全是要一个透明的一个制度。

然后第三呢就是校园的建设,这个校园不单是说造房子,里面要什么设施,因为你一个高科技大学,你说造一个微电子的设施,那是要跟周围要绝缘的,而且一定要打到这个地基去的,像这种,你一定要先定了专业才知道你需要什么,不是房子造了再说,造了再说的话就有很多东西要改造那就是又麻烦,又影响人的工作,又花钱,白花的。还有一个就是财务预算,你要向政府要求有多少经费这些,一定要清清楚楚的交代,要很清楚的文件,当然是跟着学术规划来了,跟着校园建设来了,跟着人事制度来了,那么你才能会,因为政府不能说你要的话就给你钱,政府是纳税人的钱,人民的血汗,我们中国政府也好,那时候的港英政府也好,你做事都要对得起人民群众的,所以这些一步一步的做事,我们那三年里面就是要把这些完全同心协力把它做得好。

港英政府也知道,香港以前没有过一个追求高科技的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都是综合性的,也是教研并重的,是蛮好的学校,我们的那个(学校)在(当时)的香港是一个新的事物,所以有些地方虽然跟以前或者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他们也肯听,听了有些做得到,有些做不到,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家齐心协力去把一个事情办好。

网易教育:但是在我的了解,好像当时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公众有一种质疑,说这个学校是不是建得太豪华了,说称它为劳斯莱斯大学。

吴家玮:这个我可以讲几句,你去看看就是了,你看我们现在的新校园,都是比我们那个(时候)的材料都好多了,但是天然,自然风景那是全世界没有人能够跟我们比的,那是老天给的,这个其实说是,他们说那时候是建筑超支,是吧,其实这个是马会组织,香港的赛马会是一个慈善机构,它主持怎么建筑这个学校,政府也拨款,但是我们就是提要求,没有一文经过我们的手的,很多地方我们的要求他们同意,很多地方他们也没同意,其实说是稍微,所谓超支,根本一个是误解,另外一个是政治风波。

所谓政治风波就是那时候不是因为1997要来了嘛,所以有些政治人物,政客就是一天到晚的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嘛,现在还是嘛,一点点小事就上街,3万人上街在电视上,3个人上街也在电视上,有些人就说,香港有本事的人,好的人都走了,你看港大的好些教授怕了,走了,中大的走了,结果那个总督,英国人,卫奕信告诉我这个的,他说有一个,我就不提名字了,有一个政客跟他这样说,他就说不是啊,你看以前他们这些人都不来的,现在都来了,而且有些还减薪的来了,所以我们一下子就变成了某些政客的眼中钉了,所以什么事情都要(被人)攻击,虽然这个建造学校用的成本什么东西,其实是后来有一个英国人,香港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专做这方面的,就是设计、计划跟经费的事情,他写过一整本书,他就说那时候建香港科技大学的每平方米算来,跟同时的港大还有医院什么的,简直是一样的,而我们那个碰到很多困难。

因为第一,我们校园的那个地方没有电,没有煤气,连下水道都没有的,就是一个山坡,那怎么会有人说是超支呢,就是马会那时候说是要捐钱给政府造这个校园,要多少钱,没人知道,因为香港没有过这一类的学校,政府就说,那么城市理工学院也是造了不久,就造它那个数字来算每平方米应该多少钱,多少学生,就做这样一个比例,这个不是一个预算,根本没有在什么立法会里面通过,这个就是一个天上抓下来的一个数字,但是理工学院跟研究型的科技大学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就不会搞这个说是微电子一路打下去这种事。

还有他们在九龙塘,那个是九龙的中心,所以水电煤气什么都有了,而且地也是平的,不像我们整个是山坡,很多东西都是不同的,所以那个英国教授写了一本书里面说得很明白的,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一方面因为很多人并不懂,所以争执到,还没有设计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要多少钱,是吧,就是一个数字,马会就照着我们的要求,跟一些人,设计的人开始算,算下来哎呀,不对哟,这个数字是不行的,这个是不行的,改过几次之后,最后一个数字,交到立法会去通过的时候,是说35亿左右港币,造完了之后用了32亿多,其余的钱他们给了政府了,后来马会说,早知道那时候给了你就好了,给了我们学校的话,我们可以出去拿去做科研了。

所以其实最后的开支是几乎比预算通过的那个要低一成,那怎么能叫超支呢?

所以很多东西蛮有意思的,那时候回忆,我写了初期的一些事情,那本书叫做《同创香港科技大学》,主要是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某某人的故事,某某人的故事,都是大学的功臣,里面有一、两章讲这个,有些地方还蛮好笑的,那本书在香港现在出版了,后来清华大学出版了,那时候还是出版社说,“同创”这两个字,这还卖得了书啊?谁会买同创这两个字?我说绝对不能改,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一班人,同心同力去创的,假如说有人有兴趣的话,我想网上也还买得到吧,大概20几块钱。

网易教育:其实您说到这个同创,咱们也就提到了当年创校的一批人,这批人也包括您从全球各地挖来的这些老师们。

吴家玮:主要是美国,因为美国的华人比较多,你看现在都是嘛,现在的留学生,我们中国大陆出去到外国留学的,现在在美国有16万,单单在一个美国就有16万,今年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音),美国一个州立大学,它的新生里面足足一成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10%啊,那还得了啊,我们哪一个学校会有10%的新生是从另外一个国家来的?结果这个华盛顿州里面的州民开始闹了,怎么收这么多中国留学生?后来州里面出来,校长出来解释,因为他们付很高的学费,可以养我们的穷学生,我们居然现在,哎,是真的,现在我们已经居然富有到能够津贴别人的大学了。

网易教育:您当时,或者说咱们整个创校的团队,基本上是从美国挖人才回来,他们为什么愿意回来?其实当时薪水也不是特高。

吴家玮:不是,并不高,因为我自己就是减薪回来的,这个因为香港后来的薪水有一段时间蛮高的,香港港英政府离开前的10年,公务员的薪水上去了两、三倍,上得很厉害的,那时候我们大学虽然不是公务员,但是我们的薪金这些待遇是跟政府公务员挂钩的,所以也就上去了,现在脱钩了(笑),可惜,但是薪金并不是这些人的兴趣,这些人虽然当年是台湾出来的,但是还是,怎么说,心怀祖国吧,有一些还是当年钓鱼台运动里面的主将呢,后来有一个报上写过一段小的消息,写得蛮好玩的,说是当年从台湾到美国的钓鱼台的主将,一半到了中国大陆去了,另外一半到了香港科技大学去了(笑),其实就是从钓鱼台开始,就有这么一群华人,经常推动比如科普,或者是这个那个,然后就全美华人协会,杨振宁这个倡导的,那个时候我在芝加哥主持分会,后来我也当过全美华人协会总会的会长,那些人不但(23:54),包括怎么推动中美建交,中美彼此的学术交流,了解,有时候说笑话,说在同行的人,一样念物理的人,见面的时候好像在北京的机场见的最多,因为有些在美国东岸,有些在美国西岸,开物理学会的时候在一起,否则的话,哎,一到北京一看,怎么你也来了?我们也参与了八十年代初期的学位改革,各种比如说访问学者这个名词就是我起的。

那时候不容易的,因为那时候还是1978年的时候,1978年虽然说已经是改革开放开始了,那邓大人还没进去呢,那时候说学者这两个字还是臭老九呢,后来我们一直闹到方毅那儿去,方毅又是副总理,又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才拍板的,所以这种交往很多,这个在心理上、思想上都是觉得,在美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算是个人有成,这些人还是蛮有成就的,我自己是不敢说,应该总要替自己国家做点事。

所以我记得最初我们有了七、八个最强的人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因为香港记者一定要知道,你们来了究竟是谁,有些是院长级的,系主任级的,我们就一排坐在那儿,然后有记者问了,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还是比较讲钱啦,说是有说你们因为香港的待遇高,所以你们来了,来了两、三年以后,然后到1997年以后你们就回去了,我说第一,待遇并不那么高,我们有一位五料院士,在美国是双料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台湾科学院院士等等,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人,可惜往生了,他到我们那儿去的话,住一个单元大概150平米吧,不过海景非常好,当然啦,是吧,但是我去过他家里,他在美国那个时候,家里的洋房大概,我猜有四、五百平米,他家里的车间有四个,他的花园我看大概有两公顷,像这样的他到香港来是为了待遇呀?

但是我说,不会说是两、三年就走的,为什么呢?多数都是做实验的,做实验的人,你要建设一个实验室不容易,经费也不多,还有呢,你要花两、三年建设一个实验室,假如说离开这边,你回去的话,那边的实验室已经给人拿走了,科研经费在美国从联邦政府申请的,你假如有两、三年不申请,断了,再要拿也不容易了,再说,你当一个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很重要的是有没有好的博士生跟博士后跟你,博士生,看看你会一下跑掉两、三年的,那他跟你的话,你跑掉了他没有导师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说假如说是为了来两、三年就要回去的话,那是职业上的自杀,但是我说这个是我的看法,今天大家都在,每个人都说嘛,你们是什么想法,可能大家不同的理由,一个个说,到了那位五料院士的时候,他这个人很爽快的,他说1997年我怎么会回美国去呢?假如不是因为1997的话,我根本不回来这儿。

一下有些政客和传媒就说,我们来香港科技大学的人都是亲中的,亲中是一个罪名了变成,亲中到现在在香港还是,好像是一个罪名吧,是吧,有过一份杂志,我就不说它的名称了,居然打过电话给我说,有人说你是亲中的,你说是不是,我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亲中呢,还是你应该告诉我还是亲日、亲俄呢还是亲谁?再说亲中的话并不要求你反日、反美、反英啊,大同世界嘛,都是科技、教育这些,应该全世界大家能够和平共处嘛,他不说话了,然后过了几天以后他登出来,说问吴家玮他是否亲中,他竟然承认,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是某些人的眼中钉,连这个,连今天都还有影响的。

网易教育:说到人才,当时流传着一个段子,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向您求证一下,说学术界的所有华人只要有点成就的,都被您上门找过,如果您没找过他,那他就得自己问问自己,是不是学术成绩不够,是这么一回事吗?

吴家玮:我知道这个传闻。

呵呵,有人说过这个话,这个太夸张了,我们这个中国人,从那个时候到大陆的,还两边不通呢出去的时候,但是从台湾、香港啊,新加坡或者是土生在美国很成功的教授是很多的,哪儿找得全呢,但是我们那个网络里面,在不同的专业,他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网络,所以有时候是我自己去,有时候三顾草庐的,有时候还要人家推荐,帮忙,因为这个不是说靠你说要人,人家就来申请的,一般人家假如做得好好的,而且是做得很成功的话,他怎么会来申请呢?要人推荐,推荐以后你还要想想,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心回来,我在《同创》的书里写到,有一段时间很痛苦的就是,有些人说得非常好听,什么多爱国,什么什么,表现也是好像这样的,坚持回来什么的,结果你真的去找的时候发现,不是那回事,他回来玩玩,那时候一个海外学者回来招待得蛮好的,回去以后说些好话,但是真的要他回来,五分钟你就知道他是不会来的,我说了五、六个例子,都是没有提名字的,假如我提了名字的话,你们都听到过的。

所以第一并不是那么容易去找到人的,第二呢,就是的确是有很多,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先要找每个院、系里面的专业,要找有人来能够建系嘛,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就告诉你,我们那时候怎么决定,就是学术规划里面怎么决定什么专业要做,什么不要做。

做这种规划。第一个问题,你要招人帮你忙,你不能说请你写一个文件告诉我,你那个系应该怎么做法,哪有人有这么多时间,所以你要一点点把他吸引进来的,所以我就先说第一个判据,我们将来要不要办这个专业,改变看这个专业对香港会不会有贡献,对国家会不会有贡献假如是没有贡献的话,再重要的我们也不做,假如有贡献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下一步,第二个判据。

像这个,不是这么一问就行了,因为一般人对香港不熟,对国家有些人经常回来,还知道一点点,但也是皮毛,对香港更不晓得将来应该怎么样,所以你就要很仔细的告诉他香港是什么情况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所以我那时候说,就是日以继夜嘛,这种工作不能不做的,不是你喊口号就行的。

然后就问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专业考不考虑,假如考虑的话,第二个问题,在这个专业里面,我们找不找得到能够带头来建立这个系,这个专业的人,当然是要资深教授了,你说你找一些年轻人先来的话,让他们来做计划的话,他不可能啊,尤其是刚念完博士,做完博士后的人,不要说是不了解一个学校的整个规划,一个自己的学院也不了解,自己系也不了解,自己专业的也是跟着一个导师在做一个课题,所以一定要找真正是资深教授,一流的,我有一句话,后来网上经常提的,也是夸张的话,说是起点要高,因为一流的人带来一流的人,二流人带来三流的人,因为他还怕别的二流的人跟他竞争,这是说笑话,当然夸张了,三流的人当然带来是不上流的人,你起点不高的话,更多好的人,年轻的也好,资深的也好,也就不会来。

所以在这个专业里面找不找得到这么一个人?找得到的话,请不请得到,他要不要来?有些人说得很好,愿意来创业等等,然后家里老婆反对,或者丈夫反对,或者孩子反对,说哎,高中毕业以后再来吧,怎么怎么样,又失败,常常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简直就是完全说好了要来的,我那时候学术副校长在美国去跟他谈,然后写了一个传真过来,他说他不来了,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的,最后不来了,他说这个真是,等于是生了一个孩子,把他培养到17岁、18岁,突然间他夭折了,从头要来过,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写的那张纸,很痛心的。好,假如说是你找不到,或者找到请不到一个人来帮助你建立那个专业的话,白说。

第三个判据就是,你假如找得到又请得到,所谓请得到并不是说你就百分之一百的就请到了,还得是一个个去说服他们,可能是你请得到的话,也就是说十个里面有两、三个回正式愿意搬过来住的,第三个判据就是,请到他来的话,你养不养得起?养不起的话,白说,有些是很重要的,很好的,也有带头人愿意来的,但是养不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步一步,你说是不是没去找过的话就表示他不行呢,并不,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这个背景,有些人我们知道,你怎么他都不会来的,也就不会找去了,有一些明知道他需要的这个科研经费这些都是我们养不起的,也不去找了,但是我们网络里面能找的人我们都去找了。

网易教育:到现在来讲,用目前香港科大获得的成就,从排名上来看,是成功的,EMBA连续4年世界第一,然后港科大的排名在2011年,也就是创校20年的时候亚洲第一。

吴家玮:不要看排名,不同型的你去比较的话,居然说是那一年我们排,算是100分的话,港大就是99.8分,你准到第三位数啊,还得了?前五名里面,亚洲前五名里面三所是香港的,那香港就变成高等教育的麦加了,圣地了,你相信吗?我们当然很高兴,听了很高兴,而且在外面可以做宣传,但是这种不要看得太重,我说不同类型你放在一起比呀,又是网上引用的最多的,我说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苹果跟桔子不能放在一起比,我说这个不是苹果跟桔子,而是苹果跟眼睛在比,更不能这样比了。所以排名不要看得这样重,但是可以说,我们在某些专业,某些教学方面,某些地方,倒可能达到了国际的标准吧,是不是国际一流很难说,但是总体来说,你看嘛,科研经费,我在旧金山当校长之前是在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当院长,今天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它的研究经费,一年一所学校,超过10亿美元,就是几乎上百亿港币了,而香港的学校最多就是几千万美元,相差,你要看怎么算了,因为香港政府把很多给学校的运作经费是算成是研究的,薪水一部分也这样算的,这个其实是不对的,看你怎么样算法。

网易教育:在您看来,其实香港科大是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甚至这个成绩是相当高的,您觉得在这个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吴家玮:人,而且是最初来的人,最初来的一些资深教授,这是全心全意放下去,而且你想我们开教授会议,或者是我的院长、系主任、教授代表一起开会的时候,那是关了门争论得不得了,有一次教授会议,有一个教授概说,吴家玮,你根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在他说的那一点上,我真是知道的不多,那么就大家讨论嘛,因为我们很多都是理工科,理科、工科的人,有些问题我们很快就得到这个共识了,但是我们有一位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思想非常清楚,我就说好,我们得到共识了,停下来,我要大家问一问这位院长,这位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怎么想法,因为他看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他的理,就是什么,考虑的问题也不一样,他讲出来的有条有理,这个人非常强的,有时候我们同意,有时候不同意,但是主要还是大家同心同力,而且非常勤奋,得到了很小的成就,我们只是,还不晓得有多少需要做的。

正能量同题问答:

网易教育:您怎么理解“教育正能量”一词?

吴家玮:能量这个东西,只有正的,没有负的,物理上面,Energy能量,只有正的,没有负的,我更愿意将你说的正能量理解为正气。一股气,一股什么东西,能够把人要提高。

网易教育:现在中国最缺乏的正能量是什么?

吴家玮:说来说去还是人喽,是吧,还是人。有很多还不错的教授,但是有人批评,说是不大在学校里做事,出去另外兼职什么的,这个当然你要怪他呢也不容易,他也有家要养,也有孩子以后想要念大学,也有房子需要买,是吧,那么这个我想,国家逐渐经济好,富有起来,真是先要对一些对社会上很重要的,教育、医疗、小的老的,这种是很重要的人,我们基本上有这么多亿万富翁,出手这么大,出去到处全世界旅游的时候都是要买名牌什么的,我希望这些人就像欧美人这样,愿意多拿出一点来。

网易教育:您希望看到中国教育什么样的变化呢?

吴家玮:在有些地方可能可以改得快一点,比如说大学生,现在常常还是念死书,就是死念书,念书死,到这个,不要说大学了,中学毕业就好像,尤其是本科毕业都好像是一辈子的债都还掉了已经,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教材还不太够,其实问题倒不是教材,教材网上都有,外国很多大学所有的教材都,很多教材放在网上了,可能老师学得不够快,但是很多东西可以自习的。

所以我是提倡,就是在深圳我就说,搞一些国际知识创新村,知识是教育,创新是科技,都需要国际化,然后村,村就是不要高楼,拼命的搞那个高楼啊,大城市啊,而是小小的,有人情味,有人性的这种小社区,知识型的社区,所以虽然只有七个字,但是这把我自己稍微了解一点的高等教育,跟这个科研开发,跟这个居住的情况,跟这些国际化融合在一起了,像这些科技园区,企业可以说它不回来带头的,很多这一类的思想、思维都是要大学出发,大学是人才的基地,也是人才库,很多地方,现在不是说大学内部在对学生怎么,而是对整个社会,我觉得需要改进了。

晓青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作者:杜晓青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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