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北大的差生：大一同学关系太悲催

【北大未名湖】

【导语】：

北大是千万学子心中的圣地，殊不知红尘中的大学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弊病。大学其实是多元化的，该文章讲述了一个“差生”视觉中的北大，旨在提醒同学们辨证地认识大学实验班，合理规划大学生活。

⊙ 北大中文系  那 鸿

首先声明，我不是“北大高材生”。这顶帽子经常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落到北大学生头上，我也未能幸免。其实，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北大学生，坦白地说，甚至是一名差生。虽然不清楚自己成绩在本班的确切排名，但倒数第几是逃不了的。我提供给大家的就是一个差生视角中的北大。

误入实验班成为小白鼠

2000年北大在重庆的文科录取线是610分。我以微弱优势被录取到第三志愿的中文系。还没有从开学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就获知“文史哲综合试验班”招生的消息。“打通文史哲”是一句很有吸引力的宣传语，我不假思索就报了名。由于报名人数太多，举行了选拔考试。我稀里糊涂就被录取，成为所谓的“国学大师班”28名学生中的一员。那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是赶上了一辆即将被淘汰出局的末班车。班里的第一次聚会是中秋夜，在未名湖的湖心岛上。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即四年后的毕业聚会。这之间，全班仅去过一次慕田峪长城。这个班的脆弱凝聚力，于此可见一斑。大家来自文史哲三个系，住在不同的宿舍，上课逢场作戏，下课各奔东西，交流的机会不多。那时候手机、电脑、网络尚未普及，连个班级QQ群都没有，只在Chinaren上有一个班级主页，一两人稍活跃，沉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28个人，一盘散沙，没有集体归属感。甚至我都说不清自己到底是哪个系的人。我本是中文系的，到试验班以后，由于本届试验班挂靠在哲学系名下，学号就换成哲学系的学号。大三选专业，仍旧选了中国文学，所以毕业证上写着中文系，却印着哲学系的学号。

试验班的地位很尴尬。文史哲三个系都是我们的娘，可惜都不是亲娘。本系的学生才是三个系的亲生儿女，我们就像没了爹妈的孤儿，寄人篱下，饱受冷遇。客观条件不给力，主观能力也欠缺。班干部未能把大家拧成一条绳，班主任也是个文弱的博士生。教授们上完课就闪人。我们由高中的“填鸭”“圈养”突然进入“放养”，真有点儿适应不良。班主任忙着自己的学位论文，一学期最多露两次面。同学之间表面上冷淡，暗地里为奖学金斗得热火朝天。大四时闹出一场风波，班主任竟引咎辞职。而我作为一个差生，对这些“身外之物”乐得不闻不问，每天打我的球，吹我的牛，想我的妞。

大师班的那些事

大一第一学期多是基础课。我的英语本来还不错，分级考试之后，进入快班。在课堂却备受打击，因为口语不好，积极性也有所下降。如果分到慢班，学习或许会更有成就感。计算机课最难，中学没有接触过，完全从零开始，还是同学帮着申请了一个QQ号码。考试全凭老师放水，才侥幸过关。这学期汉语类的课最重，现代汉语完全不像是中文系的课，我感觉很枯燥，不过至今记得老师举过的一个例子：北京骂人话“你丫的”，说全了是“你这丫头养的”，说快就变成“你丫挺的”。

古代汉语也比较乏味，多亏女老师容貌清丽，亭亭玉立，虽是冷美人，也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中学让我对历史没有好感，《中国古代史（上）》由学问深厚的阎步克老师主讲，也没能改变我在历史学科上的颓势。哲学概论由曾志老师主讲，哲学对于我是全新的，与中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是两码事，听得我一头雾水，讲台上的老师仿佛在自说自话，估计台下没几人能听懂。各科平均成绩才七十几分，优等生的历史到此结束，真的很难接受，感到深深的失落与自责。想要奋起，谈何容易？我学会了睡懒觉、逃课、上网；晚上宿舍熄灯后，卧谈会上精神抖擞，话题总离不开女生；课堂上频梦周公，醒来四处张望，想入非非；论文写得痛苦，难免东拼西凑，复制粘贴；成绩每况愈下，《中国古代史（下）》因逃课错过讨论，最终未能及格。这是求学生涯中唯一一次不及格，给我沉重打击，重修交了六百块钱，心疼不已。毕竟我还是贷款上学，每月的生活费才250元。为了挣点儿零用钱，我也做过家教，教过小学生英语，中学生数学。想要教一点儿教材之外的东西，却得不到家长的认同。家长也成为应试教育的坚定同盟者。我自己就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却担当了把后生推往应试泥潭深处的角色。暑假在夏令营打工，挣到一千多块钱，算是最大的一笔收入。

试验班并没有特设的课程，文史哲的基础课大多和三个系的学生一起上。小班课程，也是老师的一言堂，师生缺少互动，死气沉沉。这是中学教育落下的病根。试验班的初衷是培养高素质的文科研究人才，但是，人才不是靠增加必修课就能自然成长起来的，密集的课程反倒成为一种负担，让人没有充分的阅读时间。

后来，文史哲综合试验班随着我们的毕业而悄然逝去，取而代之的是“元培实验班”，后宣告实验成功，遂成立了独立的“元培学院”，应该比文科试验班受重视多了吧，但离国学恐怕也越来越远。

怀念良师益友

当然，北大讲台上也有不少优秀的学者，奈何当年心不在此。多年以后，当我惊叹于古文字的无穷奥妙之时，却发现裘锡圭先生早已南下复旦；当我对中国哲学兴趣渐浓之际，才感慨错过了陈来先生的课堂。当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阳光大男孩”王博老师，现在已经是哲学系主任；当年刚刚博士毕业的班主任，现在也已荣升为教授。优秀的老师一直都在，只是自己的心没有静下来，辜负了聆听的机会。

比起北大的老师来，给予我们更大影响的其实是朝夕相处的同龄人，同学以及室友。他们当中，才子多如牛毛，也轻如牛毛，成绩好的不多。有的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方好印，有的博览群书、尚友千古，有的浪漫多情、特立独行，有的交游广阔、逍遥快活，总是书生意气，惺惺相惜。

我在班上结识了最铁的哥们儿，一起逃课打球，冬天一起滑冰，一起吃食堂……直到他有了女友，变得行踪不定。那时候我精力旺盛，情感泛滥无归，也在寻找自己的组织，寻找一种归属感。北大学生社团很多，每年招新都非常热闹，号称“百团大战”。我无特殊才能，只能参加爱心社等起点较低的社团，去关爱老人等弱势群体。后来被一个信奉基督的新兴宗教传道，学圣经、做礼拜、踢足球、游山玩水，正合我意，在教会混了好几年，结交不少朋友，填补了团体生活的空白，缓解了孤独，对此生影响颇大。但也因此荒废了宝贵的学习时间，以至于保研没戏，考研失利。

我大学的六个室友，只有一个保研、读博，在高校搞学术；一个家在北京的去了央视做体育记者；余人都流落江湖，成了“北漂”。离京前同学小聚，当年挂科最多的才子混得最好，早已买房；一个室友写起了小说，销路不错；另一个精研国学，深造有得；我从新闻社辞职后，回到家乡在杂志社当编辑，同学们皆足以安身立命。失散多年，大家又逐渐在网络上相聚，畅叙同窗情谊，论学谈书，相互激励，共同回忆起在北大似水流年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