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弃儿救助现状再调查之二：社会救助孤弃儿之惑

　　新华网北京1月23日专电 题：社会救助孤弃儿之惑——我国孤弃儿救助现状再调查之二　

　　兰考大火发生后，河北衡水的“大爱妈妈”王晓芬、浙江南雁荡三台道院住持陈光静、河南平顶山爱心护士朱智红……更多的“袁妈妈”进入了网民视野，同时也进入相关部门视野。民政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排查，“袁妈妈”们担心，部分地方政府可能为逃避监管责任采取“一刀切”关停的办法。 

　　尽管国内外孤儿养育经验表明，借助社会化力量、探索家庭寄养方式，有利于孤儿回归家庭、健康成长。然而，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近日在多个省份采访了解到，民间慈善人士扶助孤弃儿之路，在中国却走很艰难…… 

　　大火之后一些民间救助机构面临“取缔”之忧 

　　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未满18周岁的孤儿约61．5万名。其中由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10．9万名，被民间力量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数据的巨大反差，显示出民间救助力量已经成为现有儿童救助制度的重要补充。然而，袁厉害的收养所发生火灾后，这类的公益机构或个人想存活下来就更难了。 

　　在河南平顶山新华区李庄新村，一个名叫“爱之家”的孤儿寄养点2009年以来助多家福利院先后治疗197名孤弃儿，并获得省市民政部门的肯定。随着1月6日，民政部正式下发《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后，河南省开始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排查，以“消除安全隐患”。“爱之家”随即也被要求停止相关活动。 

　　“兰考事件发生后，全国对民间慈善机构的排查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担心的是，部分地方民政部门为了逃避监管责任，实施简单地勒令关停，我们最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网民“草根慈善者”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即便是数量较少的儿童福利机构，也还面临养护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新生儿养护、患病残弃婴养护水平跟不上；一些地方的福利院不少护理人员还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全天候待命，照顾一二十个孩子。 

　　但一些民间力量在主动提供救助服务时，却经常遭遇身份尴尬。朱智红说，由于现有政策规定的制约，他们无法在民政部门登记，在向相关机构提供义务服务时，很多儿童福利院的负责人怀有戒心，甚至持抵触情绪。 

　　朱智红说：“在帮扶孤残弃儿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和个人其实发挥作用的空间巨大，关键在于如何规范引导，多从建设性角度出发，让他们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方式开展儿童救助。在江苏睢宁县，为了更好地引导当地一家慈善机构“宏慈助学之家”的发展，民政部门几年前便开始在镇敬老院内开辟出几个房间供刘保宏“领养”的孩子居住。刘保宏说，有了政府的介入，减少了安全隐患，也有了更大能力帮助更多的孤儿。 

　　“不忍看到孤弃儿受苦”成为直面社会质疑的动力　 

　　“如果真的‘卖小孩’，逮住了把我枪毙。还有说骗低保骗啥的，我说你们谁要养活的比我好，我就把孩子送给你……”袁厉害曾这样回应社会对她的质疑。然而指责她借弃婴牟利的质疑却一直伴随着她20多年来的收养。　

　　这种表述背后的辛酸，不止发生在袁厉害身上。河南“爱之家”民间收养机构负责人朱智红对记者说，自己的团队也常常遇到社会部分不明事实人士的闲言碎语。　　　“卖小孩、倒卖人体器官”等流言常常不绝于耳，朱智红说，“有人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们只是想给那些孩子一个栖息安身之所，却受到了无端质疑，怎么能不心寒……”　

　　“部分人看到社会资助比较多，特别是在睢宁县政府奖励20万元以后，称我们是在骗奖金、骗补贴、骗捐助。”“宏慈助学之家”负责人刘保宏说，面对类似质疑，有时心中实在委屈，连家属也抱怨说“做了真的不如不做”。　

　　过去十多年，刘保宏夫妇帮助500多个贫困儿童和孤儿走进学校，圆了100多个孩子的大学梦，其中有30多位是常年吃住在“宏慈助学之家”的孤儿。　　　　　朱智红、刘保宏等人告诉记者，尽管民间救助之路走得十分艰难，但是，“不忍看到孤弃儿受苦受难”成为他们坚持走下去的动力。记者采访还发现，一些孤残儿救助机构往往有着宗教背景，不少工作人员是在信仰力量的支撑下从事慈善事业，机构里的员工甚至不拿薪水。　

　　“如果可以，真诚希望社会上有些人能够客观的表达，很多同行都在超负荷工作，不能再受伤害。”朱智红说，有时少一些无端中伤，多一些认可和鼓励，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 

　　“草根”慈善事业需社会以开放思维接纳　 

　　当前我国救助孤儿的民间慈善力量十分分散，而收养孤儿的代价又远非一般个人所能负担。过去20多年间，袁厉害凭借一个卖烧饼、炸油条的小货棚先后收养近百个孤儿和弃婴。在她生活最困窘的时候，竟和孩子在冬天一起分吃半个馒头。　　　　　袁厉害的经历是很多民间慈善人士困境的缩影。目前从事孤残弃儿抚养工作的民间慈善机构和个人大多面临经费不够、超负荷运转、过度劳累等现状。　

　　朱智红说，她们的团队常常带着孩子奔走于上海和北京，“4位婴儿同睡一个卧铺位的经历很多工作人员都亲历过。”刘保宏说：“仅仅是35位孤儿的上学安全问题就让他不敢有丝毫懈怠。”　

　　“很多民间慈善机构和个人不求名利，只为增加儿童的康复几率让人感动，其积极性应该保护，但保护不能代替管理。” 郑州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侯晓学说。相比简单粗暴的取缔关停，更好的办法是鼓励和福利院或者民政部门合作，开展家庭寄养的同时，由福利院提供指导和帮助，既可以满足民间爱心人士参与慈善收养的愿望，同时还能杜绝一系列的安全隐患。此外，民办福利院可兼容养老和孤残儿孤儿的养育，入院人员可比照低保资金由政府资助。　

　　江苏省睢宁县民政局副局长滕震说，政府部门更应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民间善举，人人拒绝冷漠才能构建起一个由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的“大慈善”体系，让每一个孤儿都能得到救助。（记者秦华江、陈刚、张兴军、闫起磊、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