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央行行长一半收入拿来缴税
“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赵福卿说,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
“不奢望自己能取得大成就,不用担心会穷困潦倒;没有什么能让人兴奋,也没有什么会令人愁苦。”张倩总结这些年自己混在北欧的状态。
这两年,尽管遭遇全球性经济危机,但北欧四国并没有改变“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特点,仍是很多人的移民首选。
上世纪70年代末,广西人卢志刚转道越南来到瑞典,在哥德堡呆了30多年。今年12月初,他回国探亲旅游,行程包括上海、广东、北京、广西等。
他现在是一个闲人,过去30年连续不断交税,他已经可以让政府养着过晚年了。
无论是瑞典的卢志刚还是丹麦的张倩,都认为高福利的社会,来自于高税收。“税收像调节器,把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通过财富二次分配做到最大可能的平衡。”卢志刚说。
在哥德堡,北京人赵福卿所开饭店的税率是20%;工人按照台阶式交税,年收入100万,得交80万左右的税;丹麦工薪阶层的最低税率为38%,张倩如果收入2万克朗,拿到手的只有一万三左右;而一条标价500块钱的牛仔裤,政府要从中抽走100块……
杨启先总结过这种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始终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劳动多、贡献大的多得。但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要进行合理调节,以做到最终分配的差距不致过大。
张倩拿一组数据论证,芬兰银行(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央行行长月收入大约在15000欧元,需缴所得税50%;部门负责人的月收入约7000欧元,刚毕业进入银行从事研究工作的职员月收入2500欧元,银行内的清洁工、保安人员的月收入大致2000欧元。
比较起来,税前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7倍多,但税后只有3倍左右。在北欧四国,通过税收这种强有力的再分配手段,使各国形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等收入者占到总人口的80%-85%。
“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职工的工资,税前差距可能达四五倍,但税后往往只有两三倍。”赵福卿说,瑞典的收入差距很小。而《2002人类发展指数》中,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异和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北欧诸国均排在前列,如挪威0.258,瑞典0.250,芬兰0.256。
在葛忠明教授看来,幸福指数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与社会政策安排直接相关。”
“通过社会政策,北欧国家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调整,整个社会的分化表现在经济、权力方面的分化不那么严重,这使得社会系统结构呈现高度扁平化特征。”葛忠明说。
而这种调节的结果是,群体内部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每个人在国家那里得到了相同的政策待遇,因此呈现出高度和睦的特征。
“正是群际和群内关系的和谐,使得北欧国家社会成员的幸福指数高过其他地方。”葛教授分析。
不过,“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贫富差距‘拉平’的政策,因此一些弊端在所难免。”赵福卿说,那些高收入的精英群体并不喜欢这种高税收模式。
在北欧四国,对于那些收入很高的资本家、商人、影视体育明星来说,税率最高可达80%,除了地下的逃税方式,对他们来说,移居国外是一种惯常的逃税方式。
比如知名三级跳运动员奥尔森为了逃避纳税,将居住地点改在了蒙地卡罗。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网球明星博格,因不满瑞典的累进税率太高,干脆到英国定居。
高福利的政策,也让很多人钻空子。北欧那些愿意生育的家庭,一般会有两到三个孩子,因为光政府给孩子的补贴,已经足够一家五口人生活。
“在丹麦,中东移民比较多,他们会生很多孩子。”张倩拿中东移民和勤劳的中国人做比较,这些中东移民完全靠孩子生活,根本不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