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思维保教育公平 改革高考和应试教育

摘要：优质热门大学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校，大学教育采用“宽进严出”，是保障招生公平和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改革高考和应试教育的全新思维，也是在美国被长期实践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模式和方法。

正文

针对教育公平和教育改革，在两会中和两会后，代表们提出了令人期待的提案，新一届政府明确了“教育公平”的目标。本文旨在为高考招生公平和大学教育改革中的一些事关全国学生的关键问题提供一些改革的新思维和新观念。

目前高考招生制度存在严重不公平

据北京的《新京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两会中教育界别联组会上表示，“目前高考还不能取消，袁部长说：“完全取消了谁占便宜？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所以不能取消，但要改革。”

高考招生制度必须改革，并且必须尽早、全盘改革，相信这是广大经历过高考的所有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共识。

但是，目前高考招生制度最大的不公平并不是袁部长所说的“当官的有钱的占便宜，穷人占不到便宜”。

实际上，现有的高考招生制度不仅防止不了形形色色的招生不公平，而且催生了比招生腐败更大的机会不公平：学生能否考上大学、能否进入优质大学，不完全取决于考分数，也不取决于父母当官或有钱、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学生所在地。由于大学在属地招生比例和数目畸高，导致其它省份（或者同一省份的）更优秀的考生的录取名额被属地生占用。

10多年前《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记者罗新宇、陈志文、李丽萍写的《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系列报道并激起了热烈讨论，（请注意当时是全国统一试卷），据该报道：

·同一张试卷，同一次高考，不同省市的录取线动辄相差100余分；

·在同一所高校，各地同学的高考分数差可超过200分；

·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的，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当时是全国统一试卷）

·去年（1999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一份提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份提案名为《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建议》，提案起草者是民盟中央常委、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万鄂湘教授。据说，湖北省省长蒋祝平听说万教授准备起草这份提案，立马表态：我第一个签字加盟。这份提案将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问题专门提了出来：“除个别实验省市以外，全国的高考考生考的是同一套题，可是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的分数线要高出经济发达省市（包括北京）近180分！中部高等院校同一个班的学生，高考分数之差有的竟达 200分以上。”

·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评分标准，却为什么没有统一的录取分数线？1982年，全国首届高考科研讨论会就曾专门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试学研究课题，专家们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没有结果。

针对北京上海的优质公立大学在其属地招生的不公平，民间戏称这些大学是“北京人的大学”和“上海人的大学”。虽然早在1982年这个问题就被提出并研究，可是属地招生不公平非但没有被纠正，反而在近年有愈演愈烈之势，比如北大清华在2012年在北京的扩招。

除了不同省份之间的入学机会的极大差异，在同一省中这样的机会不均等同样存在。摘录王恩儒和陈金永的论文《倾斜的分数线—中国大学录取条件的地区差异》如下：

“在（除三个直辖市外）几乎每个省内也同样存在高校录取的地域差异。本文以宁

夏和山东为例，阐述了本科录取分数线在省内各地区的变化。特别是山东，多年来本科录取分线一直划到地级市，不同的地市录取分数可能相差很大。在很大程度上，山东省内本科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变化呈现出和全国类似的特点，甚至趋势更为明显，即录取机会仍然向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倾斜。青岛的例子显示，即使在一个城市的范围内，城区的考生可能比市属的郊区和农村的考生有更大的机会升入大学。对山东的分析证实了“地主偏向”在地市甚至更小的行政地域层次的存在。”

俞敏洪在全国政协提案

针对大学属地招生的不公平，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中，政协委员、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提出了议案以推进高考和招生的公平，（议案网址：http://news.sina.com.cn/c/2013-03-05/105126433071.shtml），议案的核心建议是：

1）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即统一试卷。特别重要的是第二条建议，摘录如下：

“2）依据考生数量同比例分配招生名额。全国性高校根据实际考生数量(以考生户籍为准)同比例分配各省区招生名额。这样的名额分配方式让不同省份拥有平等的录取率，给予每个考生同样的录取机会，可有效解决因地区教育水平差异带来的招生机会和入学机会的不公问题。”

俞敏洪的提案中的其它重要建议包括：“取消名目繁多的高考加分与推荐入学；国家应制定具体扶持政策，切实投入人力、物力，加大对教育贫困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工作，逐步缩小教育资源与水平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俞敏洪提出的办法是否是唯一的保障公平招生的办法？他的办法优点是考生机会均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优质热门大学的属地生的招生名额将大幅减少，同时其他省份进入这些大学的名额将增加。换句话说，在总体蛋糕大小不变的情况下，每个省分到蛋糕的份额将调整，有赢家必有输家，输家就是那些既得利益省市。

美国加州大学的各地分校和“宽进严出”

其实有个“一箭三雕”的办法可以解决招生公平问题，同时改革甚至取消高考、彻底告别应试教育。这个办法是什么？一言以蔽之，第一，优质公立大学应当在各地建立分校；第二，采用“宽进严出”作为招生和毕业的标准。建立分校和“宽进严出”可以同时实施，也可以分开实施。

何为建立分校？何为“宽进严出”？请看著名的美国公立大学加州大学是怎么做的。以下表格是加州大学各分校的录取和毕业率。注意：毕业率分成入学4年后的毕业率和入学6年后的毕业率，数据不仅反映了学生转学、退学和淘汰率，也反映了学生在读期间因各种原因休学、兼职工作、周游世界等因素而延长学习时间。

数据来自美国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Statistics（全国教育统计中心）。数据网址：http://collegeapps.about.com/od/choosingacollege/a/uc-comparison.htm

在小城镇和偏远地区建立分校

除了位于洛杉矶、旧金山、圣迭戈的校园，加州大学各地校园基本坐落于小城镇，在这些学校几十年前建立时，有些小城镇的人口可能只有几万人，和中国现在的众多乡镇人口相当。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其所在的伯克利市，2010年统计的人口也仅仅是112,580 人。把校园建在小城镇和偏远地区，可以看到加州大学为全民服务的责任心及担当。

反观中国的优质公立大学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优质公立大学资源不应当只是“北京人的大学”和“上海人的大学”，也应当同时是湖南人的大学、贵州人的大学、江苏人的大学、新疆人的大学、山东人的大学……而建立分校就可以使之真正成为全国人民的大学。换句话说，建立分校可以把蛋糕总量扩大，那些江苏、山东、福建、湖南等地的高水平学生不再和北京、上海的属地生竞争北大、清华、复旦等优质大学的招生名额，各省市都可以是赢家，皆大欢喜，避免了俞敏洪方案中的既得利益省市变成“输家”，因此，可以减少改革和实施过程中的来自“输家”的阻力。

教育部和优质公立大学花的是全国纳税人的钱，有责任有义务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校，将优质的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到各地（尤其是中小城镇），这不仅有助社会公平，而且还能配合新一届政府的城镇化的策略。没有优质教育、医疗、文化、就业资源配套的城镇化，无非就是钢筋水泥取代红砖黑瓦，而大城市所独有的优质“软”资源还是没有得到公平、均衡的分配。这就像做饭只做了白米饭，没有做菜下饭；这就像住在没有家具的毛坯房；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更多的“空城”和“堵城”。

大学建立分校有足够的他山之石可作借鉴。除了加州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在苏州、英国诺丁汉大学在宁波已经建立本科教育；而美国纽约大学在上海、美国耶鲁大学在新加坡、中国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正在建立本科教育分校。

另外值得借鉴的是中国科学院的办学模式。中国科学院不是纯学校，在中国12个省市设有分院，研究所遍布中国各地，除了坐落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办学模式。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科教融合、独具特色的新型高等学校，是由北京的4个校区、北京外5个教育基地和分布全国的117个研究所组成的“大学校”。迄今，国科大已经培养出了9.97万名毕业研究生，其中博士4.71万名。

国内优质大学建立各地分校的校舍和师资问题如何解决，请见笔者的文章，链接如下：http://edu.163.com/13/0204/14/8MSIHMQM00294JD8.html

“宽进严出”如何震慑和防止招生腐败

“宽进严出”如何防止和减少招生腐败？很简单，如果学校毕业标准严格，比如像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一样，虽然有84%的高录取率，但入学四年后只有39%的学生能毕业，假如中国学校也采用严格的毕业标准，即使不合格学生侥幸进来、但是不好好学习便不能毕业。严格的毕业标准对所有学生都是公平的，也可以很直接地震慑企图靠不公平手段入学的学生，从而达到防止招生腐败的目的和结果。

而用现有高考制度防止招生腐败，其合理性和有效性都是值得探讨的，不应想当然。退一步说，即使假设高考制度能有效保证招生公平，高考制度的所造成的其它各种严重弊端如应试教育、奥数、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和压力、体质下降、一考定终身等等，其祸害远远大于其收获。

高校毕业标准有人管吗？

反观我国的大学，很少听说有学生不能毕业，对大多数学生似乎是“严进宽出”，而对某些父母有钱有权的不合格学生来说，也许就是“宽进宽出”了。

大学的毕业标准、大学的教学质量是谁在管？是如何管的？企业界有质量监督管理局监督产品和服务质量，但是不知道我国的教育界--特别是针对大学教育--有没有质量监督机构。如果有，笔者不知道该机构是怎么管理学校毕业生的质量和毕业标准的。在笔者所在的某中部省会城市的一所重点大学，可以很容易地在校园里看到各种如论文代写、找代考枪手等小广告，供需买卖两不误。一位大公司的高管告诉笔者，他所在企业招收的本科生、研究生，有些连“卢沟桥”、“九一八”都不知道。

如果大学采取“宽进严出”，其实质是把在大学进口（招生）严格把关所耗费的巨量人力、时间和资源转移到大学出口（毕业），这一个进口出口的变化带来的收益和正面效果可谓是一箭三雕：首先，有助解决招生公平问题（虽然不一定能完全解决）；第二，废除高考指挥棒，解决了应试教育、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体质下降、一考定终身问题；第三，解决了毕业生质量问题；第四，有助解决高考移民、异地高考问题。假如清华、北大、复旦就在自家附近，还有谁会去“北上广”争取异地高考权呢？

鉴于中国各大学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宽进严出”可以先在最优质或管理水平较高的一些大学先试点、然后逐步推广到更多大学。

只有新思维新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教育中的一些痼疾，必须采用全新思维才能治疗和治愈，过去的思维和方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生病”的重要“病因”之一，而非治病的药方。引用爱因斯坦教授的话："We cannot solve our problems with the same thinking we usedwhen we created them."翻译成中文：“过去的思维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如果沿用同样的思维，我们就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中国古人用“刻舟求剑”也说过：“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舟”是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问题，“而剑不行”则是用旧思维和旧办法去对付不断变化的老问题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招生不公平、改革高考制度和废除应试教育等诸多重大问题，虽然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长期呼吁、研究、建言，但是迟迟看不到各优质公立大学和有关部门拿出解决问题的的决心、诚意或者办法，更看不到“雷声”和“雨点”，令人极度失望。

大学教育采用“宽进严出”，优质公立大学在全国各地建立分校，是保障招生公平和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改革高考和应试教育的全新思维，也是在美国被长期实践所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模式和办法。

我期待教育部和教育界有识之士下决心改革。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不要拿国情做借口而不改革，正是因为不合理的、落后的、不公平的旧国情，才需要教育部和教育界有识之士拿出魄力、智慧、实干去改成更合理、更公平、更有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新国情。希望教育部和优质公立大学顺应民意，听从习主席的教导，及早拿出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作者：兆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