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因升职无望带职种田 学者称违法

2013-05-23 14:19:15 来源: 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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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初从乡人大副主席申请调到此处,工作清闲无压力是主要原因。同时,他当时已经获得了第二个身份在零陵区石山脚乡拥有200多亩农田经营权的“种田大户”。从实职走向闲职,在官员和农民两种身份之间叠加纠缠,让他仿佛坐了趟人生的过山车。

公务员因升职无望带职种田 学者称违法
4月21日,黄庆玖在承包的田地旁劳作。

华声在线讯 “带甲归田”的黄庆玖,是一位非典型基层公务员。

调查他的种田背景,呈现的则是一些普通基层公务员的典型生存状态:在乡镇基层干了一二十年,工资低,升职无望直至无欲,以养老心态活在官场,有的如黄庆玖则开始“谋钱途”,以至于触到国家公务员法的红线,尽管此举在情理上容易获得同情和理解。

永州市零陵区,从主干道拐进区畜牧局的办公大楼,需要经过一条有些破落的巷子。畜牧局的招牌被几根竹架子遮住,工人在院子里挑沙土。这栋正在翻修的4层小楼,因远离闹市而显得更加寂寥。

黄庆玖的办公室在3楼。他是这栋楼里唯一一个没有具体职务的工作人员,工作内容是“协助副局长做事”。他的办公室,也是唯一个没挂科室门牌的。

当初从乡人大副主席申请调到此处,工作清闲无压力是主要原因。同时,他当时已经获得了第二个身份在零陵区石山脚乡拥有200多亩农田经营权的“种田大户”。

从实职走向闲职,在官员和农民两种身份之间叠加纠缠,让他仿佛坐了趟人生的过山车。

“能谋得县城里的清闲职位,是求之不得的事。”

黄庆玖今年42岁,身材有些微胖,头顶的发已稀疏到几近“荒芜”。

他办公室的隔壁是财务科和文明办。财务科的几个女同事对他印象不错,“是个老实人,挺勤快的。”

一名短头发的女工作人员说,黄庆玖每天早上来到办公室,便开始打扫卫生,有时候还帮她们把放在门外的垃圾倒了。除此之外,黄庆玖还爱学习,没事喜欢钻研网站,去年把畜牧局的网站重新捣鼓了一番,让大家对这个来自乡镇的新同事刮目相看。

同事们对黄的过去所知甚少,但黄庆玖种田一事,不少同事都表示知情,而且“十分理解”。有同事说,“他是跟别人一起种田的,这没什么。”

黄庆玖是在去年9月来到这个在编人员不到30人的单位。局里给他腾挪出3楼的一间办公室,职务是副主任科员,主要协助分管养殖和动物防疫的副局长做事。

局领导都在4楼。每天,黄庆玖都要爬办公室左边的Z字形楼梯,跑到副局长办公室,听他安排工作。

这位副局长姓蒋,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打电话部署新一期的生猪养殖(阉割)计划。对于黄的表现,他不愿做过多评价,只说,“我的事情都很杂,有事情就叫他,他一般也还能做好。”

蒋姓副局长说,黄庆玖在职称上跟他是平级(都是副科级)的,但黄不是领导。

“每天都是做些琐事。”黄庆玖说,在此之前,没人做这份工作,所以不算接谁的班。

从乡人大副主席到非领导职务,黄庆玖并没有经过多少挣扎。他不止一次跟记者说,“能谋得县城里的清闲职位,是求之不得的事。”

孩子上初中了,将来上高中、考大学要花大钱。

黄庆玖出生在农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零陵区石山脚乡任职。1999年,28岁的他当上了乡镇分管农业的副乡长。2年后,任人大副主席。在这个职位上,他干了两届。

对于以往的仕途经历,黄不愿过多提及。“六局三办一公司,只要跟农业沾点边的,我都要负责接洽,很辛苦。”他说,最多的一次,他一连接待了5个不同的上级单位,忙得没时间吃饭。

在他的老同事眼中,他是个“舍得吃苦,舍得用力”的人。除此之外,也有缺点,比如没有魄力,不善人际关系等等。

“能吃苦”并没给黄庆玖带来多少收益。他说,直到离开乡镇,他的工资(包括福利津贴)每月才2300元这个数目,是市区一名普通餐馆年轻服务员工资的2倍左右,前提是餐馆包食宿。

黄庆玖说,在乡镇任职的20年时间里,他最初一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单位房里,每天数着日子过,很焦虑。后来遇到现在的妻子,住房条件有了一些改变,却也增加了很多开销。为了补贴家用,妻子后来去了一家纸板厂,工作环境恶劣,每月工资却只有700多元。

黄庆玖说,他的头发就是那些年掉光的。

2006年,他找亲戚借了些钱,在郊区买了套100平米的房子,总房款10多万,他选择5年按揭,每月还贷将近2000元。

这个数字曾让他喘不过气来。“当时想的是,趁孩子还小,不太需要钱,能过去就过去。生活嘛,总要逼一逼自己的。”

妻子随后去了市区一家酒店当服务员,每天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黄庆玖下班后要给孩子做饭,家务活也基本由他“承包”。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满足用黄自己的话说,一家三口的生活,有了一丝光亮,毕竟,妻子的工资涨到了1000元。

如今,黄庆玖的儿子已经上初一了。黄庆玖说,这是个让父亲焦虑的时候,“现在学费不要钱,等过了这3年,毕业择校、上高中、考大学,哪个不是要死命花钱。”

找亲戚东拼西凑借来4万元,带头“大户包田”。

命运,似乎也在这个时候给了他“机会”。黄庆玖说,2012年3月份,他在石山脚乡的南山村、文屯村督促春耕生产,发现有不少农田处于抛荒状态,他觉得很可惜。

跟村里几个干部商量一番后,黄庆玖决定带头“大户包田”,把这些农田全都利用起来。

他踌躇满志。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黄庆玖和村里另外两个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从村民手里租到了200亩农田,用于制种和传统水稻种植。

这些田地,大多远离水利设施和乡间公路,地势不好,分布也零散。而要实现机械化大面积耕种,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土地要连片。

黄庆玖说,要从农民手里租到田,不是容易事,“农民们都有‘离乡不离田’的想法。”黄庆玖多次跟着村干部去说服村民,村民最终多半会被这个“领导”打动,黄庆玖便可以用其他零散的田换来相对集中的田。

在获得土地经营权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黄庆玖联系上了省内一家大型种业公司。按照公司惯例,黄庆玖免费获得种谷,收成后再将谷种卖给公司这个,也让黄庆玖觉得满意。

黄庆玖投入了4万元,他说,这些钱都是找亲戚东拼西凑借来的。

彼时,黄庆玖还在石山脚乡乡政府任职。乡政府离农田只有2公里路程,黄庆玖有辆电动车,虽然工作忙碌,他还是经常抽时间下田。

2012年6月,零陵区各乡镇换届。零陵区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下到各乡镇摸底情况,像黄这样在同一个职位上担任了两届的,要么交流到其他乡镇担任职务,要么平调到区里,担任非领导职务。

黄庆玖选择了后者。为此,他还写了一份申请,理由是:“年龄已大,希望能换个环境工作”。

他说,“乡镇事情太多,压力很大,换到别的乡镇也是换汤不换药,可能当上正科级,但没几个人愿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公务员说,一个基层公务员,在岗位上做了很多年后,没有后台,没有突出的能力,一般很难再往上升。那些基层干部如何安置?最常规的做法,就是平级调到县里或区里,做份闲职直到退休,“也算是养老”。

而这,也正合乎黄庆玖本人的解读。他几乎是高高兴兴地去区畜牧局报到的,因为“以后可以有更多时间照顾农田”。

今年有望赚12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工资的五六倍。

今年5月2日,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黄庆玖带着一支由25个村民组成的“插秧队”,浩浩荡荡地朝他的田地走去。

他下到田里,指导别人怎么把泥巴糊到田埂边上,以填好那些泥鳅钻出来的洞,不让田里的水流走。之后,又教一位村民怎么分辨母本四叶苗和五叶苗。折上岸头,他隔老远跟几个做工的妇女喊话,某块田要重新翻泥,太硬了播不了苗。

他确实有些忙。今年,他承包的田地变成了400亩。

他曾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从种子到入仓,一亩农田成本有谷种、插秧、机耕、收割、农药、化肥、田管、晒谷等费用,正常情况下这些开支约为每亩500元左右,一块亩产300公斤的水田,收成大概是600到700元,平均赚100多元;而用于制种(结出的稻谷不用于口粮,而是卖给种子公司)的水田,相对来说,成本和利润都要高,纯利润大概为每亩200到300元左右理想状态下,100亩农田,如果全部用于制种,年利润可达到两三万元。

这也正是黄庆玖今年扩大生产的原因。算下来,400亩农田,可以赚得8万到12万元,加上政府补贴(零陵区为了鼓励种田大户,规定100亩以上大户奖励1万元,而据黄庆玖说,今年政策可能更加利好,400亩有望奖励4万元),最少也可以赚到12万元这个数字,是黄庆玖目前工资年收入的5到6倍。

这个有着400亩农田种植经营权的人,身份却不是农民。即使下到农田,黄庆玖的左上衣口袋依然别着一个圆形工作牌,上面写着职务:零陵区畜牧水产局副主任科员。

种田的事被媒体报道后,仿佛坐了趟人生的过山车。

此时,关于黄庆玖以公务员身份种田的质疑声开始传来。当记者再次见到黄庆玖时,他说,自己更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没花在种田上。

5月10日,记者来到黄庆玖的办公室,办公桌上零星堆着几份过期报纸和诸如《读者》之类的杂志。黄庆玖从抽屉里摸出一本绿壳日记本说,他最近都在研究十八大精神,每天都会抄上几页十八大报告,日记本现在已经被他抄了近100页。

电脑旁边比较显眼的地方,摆放了一个日历本,黄庆玖用黑色水笔在上面写了每天的工作日程,1月和2月都甚少标注,只在元旦和春节期间,写着寥寥几个字:制种、稻谷结账。

到了3月份,除去双休日,日历本上开始每天都有标注。不过,内容依然简单,有的只写了四个字:今天开会。

黄庆玖说,自己的事被媒体报道后,他仿佛坐了一趟人生的过山车。“最初,是作为正面典型报道的嘛,我自己也吹了些牛,哪里晓得后来又说不能种田。”

“根本没赚10多万呢。”黄庆玖说,只赚了点汗水钱,两三万的样子,“当时觉得,大户包田,科学种植,是肯定可以赚钱的,哪里想到会这么不挣钱。”

的确,关于他的第一篇报道《副乡长辞职种田》,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在网上引发热议,黄庆玖被看做是一个不恋官场、回归农田的非典型基层官员。

而后,关于身份的质疑随之而来。据称,黄庆玖还因此接到上级领导部门的电话,批评他“爱出风头,惹了麻烦。”

对于黄庆玖种田一事,零陵区组织部称,他们不了解情况,也不作评价。“这是他的个人行为。”

黄庆玖说,妻子跟他吵架,骂他蠢,让他跟记者解释,他不是一个人种田,去年也没赚那么多钱。记者提出采访黄庆玖的妻子,被他婉言拒绝。

黄庆玖对记者说,他已经决定不再种田了。“今年投入的几万块钱,算是借给别人了。我只收回成本,给我一点利息就可以了。”

他说,自己来自农村,考上大学不容易,是村里和父母的骄傲,如果因为种田丢了公务员的工作,会被村里人看成是“舍本逐末”的笑话。

黄庆玖说完这些,脸上显出更深的疲倦。他捶了捶脑袋,眼皮耷拉下来,缓慢地关掉电脑,打了卡,走出办公室。

“儿子回家了,要给他做晚饭。”他望着记者,似乎欲言又止。

不过很快,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块钱,道别之后,坐上了正好赶来的公交车。

公务员种田,于法于情都说不过去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庆玖的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务员法,而且在情理上同样说不过去,他这等于拿着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纳税人能同意吗?

公务员闲职太多,那就精简,国家和人民财政负担也不会这么重。现在的情况是,公务员考到了中央就一直在中央,考到了基层,就不太可能到中央。应提高基层公务员待遇,并进行从上到下的职务流动,让基层公务员也看到希望。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在中国很多乡镇,有两种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是一些基层公务员通过参股委托他人办公司、企业等经商活动来谋利;二是官员通过自己的亲属、妻子、儿女等办公司或经商谋取私利。黄庆玖的情况虽然不是经商,也没有利用土地开企业开公司,但作为一个曾经分管农业、现在依然在相关单位谋职的公务员来说,利用农田从事生产并获得利益,本质上跟公务员经商并没有区别。

在情理上容易获得同情和理解

肖仁福(湖南作家,研究官场多年):黄庆玖的情况虽然不容于法律,但是在情理上容易获得同情和理解。类似黄庆玖这种公务员从事副业的情况,在中国基层比较普遍,所以矛头不应对准个人甚至这种现象,而是制度,政府应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官员人浮于事?公务员种田或者类似的现象为什么存在?大致可以理解为,他要生存,他的家庭要生活。当他在一个单位不需要操太多心,甚至可做的工作很少时,面对生活的压力,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便会去寻找一些可能的“门路”。

杨波(学者,研究公务员制度改革):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首先,基层公务员中很多职位的设置属于鸡肋,甚至成为摆设,基本没有很多事情做,加上待遇偏低,升职无望,这几乎已经构成了基层公务员另谋“钱”途的主要原因。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基层公务员缺乏监督,这也间接促成了基层公务员在编不在岗、吃空饷现象的出现。

殷菲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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