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报道 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张树华和中国的外语教育“杠上了”。
张树华的另外两个身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在今年“两会”期间，他的提案向当下的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开炮”，称“英语热”耗费了大量教育资源，但收效甚微。
此言一出，立即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终于有人站出来为英语教育说句话了”。有人如是评论。
尽管提案风波已经过去数月，但从多年前至今，张树华对外语教育现状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止。而人们对英语教育的关注也在继续。
有媒体报道，今年英语高考结束后，两位外教面对高考英语试题大呼“confusing(困惑)”。一时间，关于外语教育的讨论沸沸扬扬。
“支离破碎”、“不实用”。在法治周末记者提及今年的英语试题后，张树华说出了这两个词。
23年前，张树华被公派至前苏联学习。在语言备考班中，苏联老师很喜欢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张”。因为这位老师强调语法，而张树华是学生中语法学得最好的。
这让班上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有些失落。他们俄语口语流利，在课堂上与老师争论，甚至背地里用俄语表示自己的不满。“他们在说话、争论时讲的一些词，我都不知道。”他回忆。
同学们让张树华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语言学习的缺憾。在国内多年专业俄语的学习，怎么出国后就变成了“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了呢”？
而这样的“哑巴外语”、“聋子外语”，如今，中国学外语的学生依然会频繁遇到。
“我们一直沿用几十年前的外语教学方式，把学生往语言学家和文学翻译的方向培养。我们的教学方法也是不合时宜的。”张树华认为，中文教学和英语一样，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
老一辈的全国政协委员爱泼斯坦曾表示，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失败的。而在今天的张树华看来，失败的局面依然未能扭转。“现在全社会外语热，成本高、收效低，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张树华说。
外语是“虚热”
法治周末：在国内和前苏联学习外语的亲身经历，是否帮助如今的你体会到国内外语教育的一些问题？
张树华：全民学英语，我们耗费了过多的精力和资源。许多人英语很好，出国后发现与外国人交流还是很困难。
大学毕业后，几个同学要考本校的硕士研究生，结果没考上。我看了他们专业课的考卷，想看看老师出了什么题。一看，我觉得真怪。其中一道题是，将一个最简单的外语单词中，一个相同元音字母的三个不一样发音，用国际音标标出来。
我感觉这就走极端了，把所有学生都当成语言学家来培养，没有实用价值。现在大学外语系依然是这个模式：注重培养外语语言学家或外国文学研究者，而忽视了外语的应用价值。
法治周末：但还是有几亿中国人在沿用这种学习方式学外语，主要是英语。
张树华：把中小学在校生、大学生、社会培训机构的学生都算起来，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学习人口，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语培训市场。
但外语热是个虚热，成效不大。而且各种培训机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外语要学，但要有针对性地学，不一定要大规模全民投入。而且，怎么学、怎么教，我们都还没搞清楚。再一个，成本太高。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精力，可能就是为了应付几个考试。考试结束，如果平时的学习、工作不怎么用，外语水平也就直线下滑，这无疑是做无用功。
法治周末：2004年，北京所有小学从一年级起开设英语课。当时你提出了异议。
张树华：我当时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一个提出要缓行。首先是没那么多师资，很多老师基础都不扎实；其次，刚入学的小孩子容易把英语和汉语拼音搞混了；第三，孩子花几天时间学个apple(苹果)很高兴，过两天他就忘了，得不偿失。
太早接触英语，孩子会对诸如麦当劳、迪斯尼、圣诞节等西方文化符号印象深刻。从长远考虑，我国社会上出现盲目崇拜西方的现象，缺少民族自信，都与此相关。
2006年我去台湾，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还争论过，英语应该从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开。而我们直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这在境外很少见。
法治周末：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英语还是不可阻挡地成为了学校、社会的敲门砖。
张树华：没错。考大学、考四六级、考研究生，英语都占了太高的比重。很多人其他方面很优秀，就因为英语考试不合格而与机会失之交臂。
进入社会，不少人因职称外语不过关而永远无法晋升。你让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来考英语，没有针对性，和他本身的研究领域也没多大关系。现在职称外语也在尝试改革。
语言缺少战略规划
法治周末：你认为英语“虚热”的原因是什么？
张树华：是真正的高端英语人才缺乏，这(与失败的英语教育)正好形成了强烈反差。
比如顶尖的翻译很难找。现在“英译中”的还能找到，“中译英”的优秀翻译很少。这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出口，影响我们国家软实力的发展。
还有，高端人才、复合型的国际化人才缺乏。国际大法官，WTO、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懂法语和英语、又懂相应的法律和金融知识的人才很少。这与我们的大国地位是不相配的。
法治周末：高精尖人才的培养是否应当更有针对性？
张树华：对。应该改革，设定专门的培养模式，而不是所有人都来。现在，一些丝毫没有外语优势的高校也在开设外语系，培养语言和文学人才，这是不对的。要结合相应的专业。
一个很好的参考是前苏联。在前苏联的大学里，很少将外语作为一个专业方向，而多是培养诸如“中国历史学学位、中国经济学学位”等的人才，外语属于“专业辅修”。
法治周末：这就上升到了国家语言战略的层面上。
张树华：现在英语独大，其实还是英美文化崇拜。我们国家总体语言能力是不足的。语言战略、语言规划欠缺。这也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忽略所谓英语之外的其他“小语种”。
哈佛一所大学就能开设90多个语种，我们没有那么多。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心，我们不懂的语言太多了。到一些非洲国家，我们不懂当地语言，美国在这方面就好得多。
而且现在，也有专家对小语种的提法表示了质疑。
法治周末：质疑的理由是什么？
张树华：这种提法里面带有歧视。阿拉伯语、法语、俄语这些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怎么都成小语种了？这在国际上是不能说的，说出来人家会抗议你。
小语种人才可以不多，但起码要有，起码要备足语言人才。这也需要语言战略规划。
现在几乎都是英语，但你要用英语去研究俄罗斯问题、匈牙利问题，都是“隔了一层皮”。
母语传承更重要
法治周末：随着国际化的深入，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英语比母语重要。
张树华：汉语是每个中国人应当花大力气去掌握的。即使你不做研究，未来在职场，汉语也是你口语、书面表达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在外企，那你愿意学好英语也是应该的，职业需要。但这是职业上的选择，而不是教学上的。
法治周末：在教学上，语文教育似乎经受着比英语教育更多的非议。
张树华：我们的语言教育喜欢把语言拆得支离破碎，跟数学公式似的。考试要按标准答案给分，这禁锢了孩子的思想，让孩子们感觉不到语言之美，语言应该是活生生的。
法治周末：英语热的冲击是否是造成不重视语文教学与学习的一个原因呢？
张树华：我认为，还是得从自己找原因。
我小时候特别爱看老的语文课本，应当是上世纪50年代。小学初级语文课本中有这样的课文，里面写“下雨啦，下雨啦，滴答滴答……”我觉得那语言非常好，很美，我爱看，记忆也长久，一辈子都忘不掉。
所以，我们应该让学生感受到中国文字之美。从选择课文，到怎么教，都没做好。我们可以适当降低英语的比重，但首先要让中国语文更吸引人。
法治周末：这是否会涉及到基础教育的相关改革？
张树华：我们的基础教育有些问题，比如历史、社会课程内容重复，外语也是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从小学学和从初中学没有什么区别。
公共外语教学和专业外语人才的培养要区别开来。有人讲，学外语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儿”，没有必要将外语教学“神秘化”，搞那么多的“教学法”。以此类推，教育也是一样，教育改革要“回归常识”。
法治周末：我们的母语教育缺乏什么？
张树华：表达能力和口语。我们的语文考试没有口语，不重视朗诵和演讲能力，国外教学则不同。我们常常自嘲，国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好，演说能力差、木讷、呆板。我们的中文教学里，缺少辩论、讨论等自由发言的东西，都被应试禁锢、模式化了。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作者：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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