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我为何回国却把儿子送出国

网易博客讯  (原文>>)本文节选自299期《晨报周刊》读书栏目（记者|郭沛文   编辑|廖方舟）

陈希我著《移民》一书

《移民》讲述了一位来自“流乡”名叫陈千红的女人，多次背井离乡后又多次回归，以及她身边来往过客的种种漂泊。

它虽是一部小说，却更像一本关于中国人移民的百科全书。书中人物虽然都像陈千红那样，像“水”，难免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但是陈希我说：“我并不写享乐，我不认可放任，我作品中的人物是有抗争的。”

【陈希我：“被现实所激荡，从文学艺术上说是危险的，但不被刺激起来就是麻木，我写作《移民》，选择的是不麻木。”】

“奶奶告诉我，爷爷年轻时在英国人船上当水手，兼职医生。所谓医生，就是船上有人病了，拿药给他吃，不见好，就拿毒药毒死。海上生存环境异常严酷，一个人患病，就会传染其他人，乃至全船。

一次航行，爷爷遭遇海难，轮船翻在了印度洋上，幸而和那三个难兄难弟抱着浮物，等到了救援，苦海余生。

“从此以后，爷爷不再出海，并且严禁后人碰水，尽管屋后就是闽江。”

以上内容并非小说，而是陈希我的真实过往。

爷爷不知道的是，他的子孙们后来纷纷出国，成了移民家族。爷爷更不会知道，他的孙子陈希我写了一本关于漂泊的书，在后记里提到了自己。

【我写的是逃离，我却回到此处】

晨报周刊：读完《移民》，我最先想到的是浮世绘，《移民》就像一部中国人的现代浮世绘，众生复杂，眉眼毕现，你怎么看待这本书的风格？

陈希我：很高兴你读出了“现代浮世绘”，这恰是我的追求。说起浮世绘，《凤凰周刊》评价我的作品时，也用了这个说法。“浮世”这个词是从佛教来的，本是指生死轮回、虚无缥缈的人世，即“秽土”，所以就放任享乐。当初《凤凰周刊》用这词时，可能更偏重于其中的性描写，对我作品有一定程度地误读。

我的作品写的是人性，而不只是性，当然性是人性的深处；另外，我并不写享乐，我不认可放任，我作品中的人物是有抗争的。书中人物虽然都像女主人公陈千红那样，像“水”，随波逐流，但是他们也是有挣扎的。我们难免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但是我们是有挣扎的。

晨报周刊：这本书创作周期很长，从动笔到成稿经历了哪些改变？

陈希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酝酿了。《移民》的最初稿写的是一群中国人到国外读书、赚钱，希望在国外长期留下来。当时国外确实物质丰富，我问我弟弟要不要出来，他在国内过得不错，单位还给了房子，不想出来，我想也正常。但到90年代末，他也移民了，我才意识到新的问题。当时他是通过技术移民出去的，这仍然可以理解为国外科研条件好，仍然是物质问题。

但这些年情况不一样了，从技术移民到投资移民，甚至有人往太平洋岛国移民。这些有钱人为什么要移民？他们在国外基本没有发展空间，他们在国内，从物质上说过得比在国外还要富足，到了外面，物质待遇往往要下降，他们为什么要去国外？

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穷则思变并不奇怪，移民也不是奇怪现象，从穷困地域移民到富裕地域，是很正常的。但富裕起来或者不再那么贫穷的中国人还要“跑路”，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我更喜欢“流氓”这个书名，移民是现象，流氓是本质。】

晨报周刊：我觉得这部书或许有过其他的名字，比如“陈千红的一生”，虽然说是在移民，却不是简单的“移民”二字能够概括的吧？

陈希我：你很敏锐，这本书原来有过“流氓”或“流之氓”的名字，最初也是用“流氓”这名字交稿的。但从出版角度，“移民”这个题目在市场上更讨巧些，当然我更喜欢“流氓”这名字，移民是现象，流氓是本质。

中国近现代有三种著名的逃难，一是“闯关东”，二是“走西口”，三是飘洋过海，最可怕的就是飘洋过海。前两种只是放逐于陆地，第三种是从陆地放逐到了海洋。人必须附着土地，没有土地，就失去生存根本。

在中国人的词典里，“流”是极其可怕的。把人遣送到边远地方服劳役叫“流刑”，在隋五代还是“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代。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移民，但中国人移民不尽相同。小说中写了一些别的民族的移民，比如“二战”时德国犹太人移民北美，日占中国东北时的日本“移民开拓团”，他们是有背景的。日本移民是在强大的军国支持之下的挺进；而犹太人虽是逃亡，但他们背着自己的精神之神，而中国移民背的只是财神。一个没有背景的族类，只能自己救自己，而这种救只能是物质的层面，精神是无法顾及的。小说中魏小徵的儿子魏然，虽然是官二代，但到了国外，仍然只能从法裔移民玛格丽特身上得到信心，而不是从占主流的英裔移民身上。也因为身后没有背景，所以可以无所顾忌地乱搞，所以有这么一句话：“海水所到，华人所到；华人所到，罪恶所到。”这种“流”的状态的无所拘束，很容易堕入无所顾忌的罪恶。

【我的儿子不搞文学，他是现实中的人，所以我把他送出国去。同样，我愿意理解所有移民者。】

晨报周刊：为什么你写了出走，自己却回到此处？为什么2012年又把儿子送出国去？

陈希我：在移民问题上，我承认我很分裂。我曾经走了，但是又回来了。为什么要回来？主要原因是要写作，我要把移民写下来。

也有人说，写作也可以在外面写，但我觉得不能。写作是一种对精神故乡的追寻，并且这种追寻只能通过母语作为途径。在国外，中文写作是被边缘化的，所以我的写作出现了悖谬：我写的是逃离，我却回到此处。但这在写作上是正常的，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就是跟自己所身处的世界疏离。

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分裂是正常的，不分裂才说明他不配写作。但我心里也很清楚，只有在文学逻辑上，这样才是正确的，在现实逻辑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文学逻辑不等于现实逻辑。我的儿子不搞文学，他是现实中的人，所以我把他送出国去。同样，我愿意理解所有移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