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报道 （作者：范欣）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智库调查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2011年，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的国人在国内拥有约33万亿元资产，其中2.8万亿元的资产已转移至海外，约占中国2011年GDP的3%。移民目的地多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近年来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一方面体现出中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特别是部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内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高净值人群的焦虑感不断增加，具体来说这种焦虑感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是自然环境的恶化与医疗、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长期以来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透支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当前空气、水、土地污染已进入高发期，去年全国大范围出现的雾霾天气、部分粮食产区的重金属污染以及一些水源地遭受重化工企业污染等问题屡屡进入公众视线，使公众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加。同时，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多集中于少数一线城市，但一线城市已过于拥挤，公共资源不堪重负，因而一些富裕家庭为获得更好的自然条件、医疗条件、更多的教育资源选择移民至发达国家。
第二，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针对高净值人群的财产税未来征收的概率在增加。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由2012年的0.474微降到0.473。虽然该数据已然不算低，但仍低估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原因在于该数据的计算主要参考了居民工资性收入，而未充分考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事实上，社会新进的80后、90后已被高昂的房价提前透支了未来20-30年的收入，中产阶级负担不断加重让中国社会阶层正在由“橄榄形”社会变为“哑铃型”社会，全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因此而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未来很有可能陆续出台针对高净值人群征收的财产税，因此这些居民进行对冲的合理手段莫过于通过移民保全资产净值。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中枢下移与民营经济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同样催生移民潮的增加。在人口红利、环境红利与制度红利逐渐下降的近日，中国经济增长已由改革开放30年年均增长9.8%的高增长时代逐渐进入7%的中等增长区间。与此相对应，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通道，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测算，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仅为2.7%。由此带来的结果实体经济利润率显著下降，而虚拟经济则趋向泡沫化。税负过重、资源性行业与银行业的垄断、人力成本上升等问题一直是广大民营企业主呼吁的焦点，实体产业越来越难做是多数民营企业主的心声。在此背景下，一些私营企业主卖掉国内企业，投资移民国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第四，中国资产价格高位与欧美发达国家资产价格低位促进高净值人群的全球化资产配置。自去年起，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呈现出复苏态势，美国逐步退出QE的脚步也正在临近，而新兴经济体则面临经济下行、投资回报率下降、资产价格下滑与资本流出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高净值人群在卖出新型经济体资产的同时加紧配置发达国家资产，这种全球化资产配置可以合理分散风险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华人首富李嘉诚是通过经济周期低买高卖赚钱的高手，因此他的投资路径往往能代表市场未来的走势，自去年起他就相继卖出内地与香港的多数资产，转而投资英国水、电、燃气公司。
以上原因使高净值人群的焦虑感不断增加，进而选择移民。选择移民的居民多属社会的精英阶层，其带走的不止是自身巨额财富，还有宝贵的经营、管理企业的知识与经验。因此，未来中国的改革是否能取得成功的一项核心指标即是否能营造出留住高净值人群的环境，改变这些人的预期。
当然，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改善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稍有不慎便可能发生严重后果，因而不能急于求成。在整体环境未得到显著改善的前提下未来几年中国的移民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但明确改革路径、促进改革落实能改变打算移民者的预期。总体来说，改革就是重新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收入阶级与低收入阶级关系。具体主线有四，一是需重新构建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进行分税制改革并建立透明的财政体系；二是需向非公经济真正开放资源、电信、金融等上游垄断行业，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三是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平衡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资源分配；四是建设全社会信用体系，以便未来通过财产税的方式调节高收入阶层收入、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
（作者为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分析师）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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