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死亡
在我国传统中,虽然认为生死都是人生大事,但受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影响,在国人看来,过多谈论死亡的事情不仅徒劳无益,而且令人感觉不舒服。在实际生活中,也很少有人愿意谈论或者研究死亡。
“行船的人避讳说 翻、沉 等字眼,是避讳死亡;喜庆节日里、医院里忌讳说 死 ,是对生的渴望。”社会学者、民俗学家艾君介绍,即便人已经死去,中国人都会避开“死”而称去世、仙逝、辞世等,而对不同身份年龄的人死亡,讳称多达几十种。
常年从事宗教问题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根发认为,无论是自然上的还是法律上的“死亡”,中国人的关注和研究都是不够的。此外,研究死亡的书在中国出版得也不多。
王一方表示,社会死亡意识跟生命教育、技术与财富状况、宗教信仰状况有关,大部分中国人由于生命教育的缺失,对技术金钱的过度崇拜,致使死亡认知变得欠缺和迷惘。
向死而生
“死亡教育的目的在于豁达生死,降低对死亡的恐惧。”王一方说。
参加殡仪馆开放日的人,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了解殡葬服务信息,都显示出直面生死的勇气。广东民政部门也表示,设立开放日意在宣传殡葬改革政策和文明节俭的殡葬方式。
李志坚说:“ 厚养薄葬 一直是我们推崇的理念。对亲人的尊重和关爱应该在生前,人去世了,最重要的是要有尊严、得到尊重,花费不一定要多,墓葬不一定要豪华。”
邹宇华也表示,死亡教育是为了教人们更好地生活。哪怕科技再发达,风险在人的一生无处不在,“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去经受考验。”
而在王一方看来,生死教育有两类,生死课属于知性教学,开放日的体验则属于感性教学。
“体验应该与课堂讲授构成 知行互动 的关系。没有知识的讲授,直接去体验死亡有些突兀,但只讲知识,不去体验,又有些凌空虚蹈。”王一方表示,无论怎样的形式,都必须有灵魂的觉悟、沉思与沉淀的过程,而不是把生命教育游戏化。
邹宇华则建议,死亡教育应根据对象有不同侧重。面向低龄儿童的,要强调安全意识,教孩子规避生活中的风险;面向青少年的,可侧重探讨如何面对挫折;面向中老年的,应包括如何推延死亡的发生、如何进行临终关怀等内容。(参与采写:赖雨晨、刘宝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