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堵住高考替考的漏洞

河南高考群体替考作弊案持续发酵，最新的消息，日前出现在央视节目中、考后曾向家长及“枪手”表示指纹验证不通过也没事的那位女性“神秘人物”，系杞县教体局的一名女领导，目前已被专案组控制，正在接受调查。

舆论普遍对高考在“严防死守”情况下，还出现这么恶劣的群体性作弊案感到震惊，并纷纷为防止替考案再次发生支招，包括制定《考试法》严厉处罚高考作弊者，建立诚信档案让参与作弊者背上一生的“污点”等等，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招数”似乎管不了什么用。高考作弊之所以一再发生，且越来越疯狂，根源在于这已经形成“产业链”，甚至包括一些当地教育部门也卷入其中，导致“关卡”形同虚设。

并不存在无法可依问题

不少舆论认为我国缺乏一部《考试法》，导致对参与作弊者的问责“轻描淡写”，但其实，依照我国《刑法》，所有参与作弊者可以追究法律责任——国家公职人员参与作弊，涉嫌滥用职权罪和贪污罪；社会人员组织群体性作弊，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和扰乱公共秩序罪；家长和考生参与作弊，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扰乱公共秩序罪，从司法实践看，我国司法机关追究国家考试作弊者的刑责，也是按刑法的相关条款问罪，这并不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

问题在于有法不依。通常，当一地作弊事发，组织调查者，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司法机关的介入并不及时（往往是媒体曝光之后才介入），而由于一些相关教育部门与作弊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因此调查往往“点到为止”，大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参与作弊的学生，仅仅取消当年考试成绩，参与作弊的教育部门人员，仅仅给予行政处分，更别提追究教育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作弊背后利益有谁“分享”

深究作弊背后的利益，才能找到破解之道。很多人对一些教育部门也从作弊中获利感到不解——大多认为只有涉事的巡考、监考获利——但其实，由于高考成绩是一地的教育“政绩”，且因此，有的地方教育部门对作弊有意无意采取纵容态度，一方面，作弊可以提高考生的分数，也就可以提供整体升学率；另一方面，如果出现作弊，一些教育部门会帮忙遮掩，而不是积极排查——因为作弊丑闻的曝光，在一些人看来，会影响地方教育“形象”。群体性作弊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深谙其道，由此有恃无恐。

作弊组织者和“枪手”，直接从作弊者获得金钱的好处自不待言，请人替考的学生，获利应该是整个作弊案最大的，而不可思议的是，对这些学生大的处理，却是当下最轻的——最重的处罚只是当年高考成绩作废，以及停考三年，而从来没有依刑法追究刑责。何以至此？应当是与我国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有关。不客气地说，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学校，并不是在办学，而是在做“学店”的生意，即办学只“回报”给学生一张文凭，而没有货真价实的教育；还有的学校，为获得办学的经费，甚至主动运作冒名顶替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