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禁读令直指EMBA另一面：易异化为官商勾结

时代周报记者 韩玮 邓全伦发自上海、广州

9月的第3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中欧”）迎来了今年EMBA秋季班的开学季。300多名新生聚集在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校园里，他们将在这里度过20个月、每月4天的学习时光，学费58.8万元。

不过，在今年一纸官员“禁读令”下，这次开学稍显“敏感”。所谓“禁读令”，是指此前的7月31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中组部、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有关事项。领导干部的范围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

对于高收费社会化培训的界定，另一份配套文件指出，目前，各种EMBA、后EMBA以及各种打着政商联谊、交友、游学等名义的总裁培训班、高级领导人员研讨会、研修班等，属于社会化行为的，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

EMBA，又称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2012年田朴珺事件之后，EMBA以一种畸形而迅猛的方式走红，并因集合富商、政要、明星等元素屡遭舆论非议。

但有EMBA学员直言，猎奇性的文字片段放大了个别商学院的浮躁外象，忽视了中国商学院在推动民企、国企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有学者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主流来看，EMBA培训对推动国企的改革发展更多具有积极意义，一刀切地将国企领导限定在商学院之外的做法或许值得商榷。

政界校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立于1994年11月，次年5月开设MBA、EMBA课程。截至2013年底，这家国内顶级商学院已培养了9000余名MBA及EMBA毕业生。

依照往年，中欧每期EMBA学员里约有5%的政府官员。而今年，中欧市场及公关部助理主任袁梅在回复给时代周报记者的邮件中只表示，“目前的课程运作一切正常，今年的秋季招生我们已在按中央的有关精神执行”。除此，她没有解释更多。

但在中欧今年的招生简章上，左上角依然印有字样：中欧拥有中国大陆商学院规模最大、阵容最强的校友网络。建校20年来，中欧的校友政要巨贾云集。

南中欧，北长江。2002年11月启动EMBA培训以来，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创办的长江商学院（以下简称“长江”）同样吸引了众多党政机关及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

据院方介绍，长江EMBA至今已招收学生20多期、5000余位，超过76%的学员拥有副总裁及以上核心管理职位，其中不乏省部级领导、央企及大型国企董事长，比如广东省属国企粤财控股原党委书记梁棠等。

详细的EMBA学员构成分析则显示，长江所招学生的平均年龄为40.6岁，22%的人员来自国有企业，这一比例低于民营企业的33%和股份制企业的25%。

除了中欧和长江，开设EMBA课程的“第一梯队”学校目前还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两年的学费多在50万-70万元之间，其中长江报价最高，为68.8万元。

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时下的在任官员中，相当一部分都拥有EMBA学习经历。尤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读过EMBA的官员更是大有人在。不过，这些现任官员的简历上并未注明各自的毕业学校。

落马官员中的EMBA学员更不少。比如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原局长谢学宁是中山大学EMBA硕士；内蒙古原统战部长王素毅2003-2005年曾就读长江商学院EMBA班；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均拥有EMBA学历。

9月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官网的EMBA学员名单中还有3名现任省部级官员的名字，9月9日，这3人的名字已被删去。

中国式异化

在舆论的视野里，贝聿铭设计的中欧校园正是中国EMBA教育的起源地，聚集在此的政商人士以及结成的关系网络毫不简单。

EMBA最早由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于1943年首创，在美国，EMBA的实质是一种授予学位的在职培训，尤其适合那些职位升至中高层而又没有MBA学位的管理人员。EMBA学员由公司推荐，利用业余时间集中上课，课程内容广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1995年，EMBA课程率先由中欧引入国内，第一期中欧EMBA共招收了42名学员，当时学费10.5万元。2002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通知》，正式批准了30所大学试点开办EMBA教育。

“短短12年，中国也许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EMBA学生；EMBA可能是中国目前在商科和管理方面唯一取得卓越地位，并获得世界认可的项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钱颖一看来，这与国内EMBA学生构成不无关系。在西方，读EMBA的多为中层管理者，而中国学生一般是40多岁的高层管理者，他们愿意付很高的价格读EMBA，使EMBA项目成为国内很多顶尖商学院最大的收入来源。

EMBA在国内的发展，很大程度浓缩了经济变革发展的历程。“中国最早一批EMBA，是因当时经济市场改革，企业制度转型及互联网出现的新机会应运而生的。”中欧陆家嘴(600663,股吧)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很多企业家并未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自我摸索获得成功；EMBA教育顺应了这些错过现代管理教育机会的企业家希望补课、获取管理学知识的需求。

中国EMBA教育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培养院校被国家赋予了在招生、录取和培养方式上较大的自主权。按照官方规定，具有本科以上学历，8年以上工作经历（其中4年以上管理工作经历），较大规模企业的现职高层管理人员才可报名。考试、面试的题目，均由办学机构自行出题。

但这亦导致中国EMBA的发展，相比国际上发生了“异化”。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表示，首先是入学资格上，国外的EMBA课程，有大约70%的知名高校要求学员通过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而国内却并没有相应的要求。

其次，国内EMBA招生人数已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标准。一般来说，国外商学院为了保持EMBA精品化的地位，每年招生人数最多都不会超过100人。

此外，国内EMBA的受教育群中还出现了国外鲜有的群体—行政官员。

“中国的地方官员大多在经济建设上着力甚多，EMBA课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帮助他们理解经济、理解企业；而党校没有设置这样的课程。”刘胜军说。从现实利益考量，EMBA这纸文凭的确能为官员的学历“镀金”，有利晋升。

但今年广东“两会”，官员就读EMBA遭到了诟病。民革广东省委向广东省政协大会递交提案，建议颁布官员禁读EMBA令。提案的焦点围绕高达数十万元的学费。官员就读EMBA的学费来源理论上有官员自筹、任职单位承担和商学院减免3种。民革广东省委通过调查发现，几乎没有官员自费进修EMBA，后两种方式盛行。

“有的政府部门为就读EMBA的官员承担全部学费，用纳税人的钱去干与政府管理工作无关的事情，这本身就违反政府部门的财务规定。”上述建议书提出的质疑已被舆论附议。

圈层文化

今年7月31日，禁读令最终落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被圈定在EMBA教育之外。这作为一项反腐措施正被实施。

禁读令直指EMBA这枚硬币的另一面—EMBA形成的圈层文化极易异化为官商勾结的名利场。“EMBA学习促成了一个同学圈子，其中既有官员又有商人，商人需要官员的支持，官员也有结交商人朋友的冲动，这种交往容易滋生腐败、贿赂和寻租。”著名公共行政学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刘东（化名）去年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班毕业，至今与商人及官员“同学”保持紧密而良好的关系。刘东坦言：“大家求学的目的无非是想学点东西，更想认识点人。”

在刘东看来，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拓展人脉无可厚非，尤其在强调“关系”的中国。近年来坊间流传一句话：“上大学看学校、考研究生看导师、读EMBA看同学。”这反映的现实是，很多人读EMBA的主要目的是结交同学，积累人脉。

事实上，受中国圈层文化的影响，“关系”在EMBA教育中尤显举足轻重。许多商学院毫不掩饰他们如何努力营造学员之间的关系平台，以及如何通过这个平台促成资源整合。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许多商学院的EMBA班组织有各种沙龙、同学会，同学间合资组建公司、成立基金等商业行为屡见不鲜，已成国内重要的商务圈。

强大的人脉网络无疑成为各大高校EMBA的“卖点”。北京大学“后EMBA”招生宣传资料声称，近三年来已开班七期，总共有1000多位党政精英和杰出企业家入班学习。

2002年教育部公布的EMBA学费指导价为20万元，而今一线商学院的学费早已超过50万元。公开数据显示，知名高校的EMBA项目年收入普遍在2亿元以上，不少高校也能得到亿元左右的收入。正是这种利益诱惑，各大高校在EMBA教育上竞争十分激烈。

国内一大学EMBA项目主任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些高校为了争夺生源、提高知名度，一方面尽其所能地找名师授课，另一方面挖空心思提供教学以外的附加值，比如邀请一些拥有巨大资源支配权的官员，有知名度的演员、运动员入读，“在招生过程中会对这些人降低录取标准，在学费上给予减免”。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梅建平就曾向外界披露，长江商学院EMBA公务员学员（包括政府官员、企事业单位的高管）所占的比例，被控制在10%以内。该院还给了甘肃、青海等地贫困县一些入学名额，其实就是给予当地一个招商引资的平台。这些公务员的学费则是减免的—通过奖学金等形式由李嘉诚基金会出一部分，另外由企业家学员的学费贴补一部分，公务员学员本身只需象征性交一点学费，他们主要是负担自己上课的路费、住宿等杂费。

通常，EMBA学员只在每月上课的三四天里才能聚在一起。“读EMBA如果说是混圈子，那么这个‘同学圈’更具含金量。”林晓夫（化名）在读某知名商学院EMBA班，学员60多人，基本是各行业精英，其中还包括数量不多的政府官员与国企领导。

“很多时候大家会交流各自遇到的经营难题，很容易找到解决之道；更重要的是还能整合很多政商资源。”林晓夫还披露，一位房地产商同学曾从另一官员同学处及时得到信息和指点，从而在某市一项目竞标中顺利杀出了重围。

“在国外，积累人脉也是企业家读EMBA的目的之一，但并没有我们这样直接和赤裸。”重庆社科院研究员田丰伦说，这实际上是EMBA这门课程对中国现实的一种适应，客观反映了“政商关系”在中国商业生态中所占的比重。

尴尬的国企

“鉴于官商勾结的忧虑以及MPA教育的发展，禁止行政官员就读EMBA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针对国企干部的禁读就值得商榷了。”

提出这一论断的刘胜军与国企干部有过不少接触。有一回，他遇上一位“总在飞机上”的老总，无意间问起他的EMBA学业。不料，对方竟然没缺过一次课，还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如何运用财务会计课上学到的一个小技巧为企业降低千万元的财务费用。

“受体制限制，国企改革一直戴着镣铐跳舞，而国企高管需要通过极大的个人努力推动企业发展。如今，国企的管理机制越来越与国际接轨，这不能说全是EMBA教育的功劳，但至少EMBA为国企高管弥补国企体制天生的不足和缺陷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刘胜军说。

在刘胜军看来，舆论针对国企领导就读EMBA的质疑主要基于两点：第一，夤缘攀附、加剧腐败；第二，学费高昂。“腐败是商学院的问题吗？不是，这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刘胜军认为，国内商学院的师资趋于国际化，有的学校一半以上的教授都从海外引进，这使得国内外商学院的学费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据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评出的全球商学院EMBA百强榜，中欧名列第10，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排位第9；后者今年7月在香港开办首个中国校区EMBA班，学制21个月，学费15.5万美元，价格是前者的1.6倍。

清华大学EMBA项目的一位招生老师则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EMBA贵得有理：“我们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李稻葵、魏杰这些知名的经济学家都会执教。按照往年，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会来上一门课。”

而在“土豪级”的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曾“夸下海口”，承诺在5年内聘请70位世界顶尖商学院教授作为长江的常任教授，“全从世界前十名的商学院请。”业内人士估算，美国商学院常任教授年薪一般在15万-20万美元，顶尖的则高达上百万美元。

羊毛出在羊身上，长江的学费从2009年的52.8万元、2010年的58.8万元一路涨至2014年的68.8万元，接近于10年前学费的3倍。与此同时，整个EMBA圈的报价也集体上涨。

在学费继续走高之前，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根据这份文件，未来国企负责人获取在职学位，参加MBA、EMBA等课程而产生的费用，须由个人承担。

新规之下，国企与外企的差距凸显。“外资企业通常鼓励员工进行在职学习，我的一些在外企工作的同学就能部分或全部报销EMBA学费。”林晓夫说。

刘胜军认为，从职责上讲，国企领导不是官员，而是企业家，他们的任务是把企业做大做强，他们中存在到顶级商学院学习的需求。

“我不否认中国的EMBA市场存在不合理成分，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与规范，但对国企领导采取一刀切的禁读令，这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大于正面意义。比如，如果禁读令破坏了激励机制，高管的工作积极性下降，出现不作为、怠工的行为，这会导致企业价值受损；又如，当民营企业竞相把领导、高管送到顶级商学院接受培训，学习西方的管理理念，国企却关闭了这一学习渠道，这是否会使国企在将来的市场竞争中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刘胜军认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市场化，真正实现政企分离，而非将国企与市场隔离。

“国企的根本问题在于体制，这一症结未能解决之前，短期之内，可以考虑在国企内部建立EMBA的遴选机制，挑选优秀的员工去商学院进修，同时，公示这些员工的工作业绩与表现，让舆论监督尽可能发挥作用。”复旦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管理学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在9月开学季，时代周报记者咨询了国内大多数顶尖的商学院，院方无一愿意对禁读令予以置评，以免卷入这场炽热的反腐运动。只有几位负责招生的老师表示，只要单位同意，EMBA项目依然欢迎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