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需要多年，事实上却并不遥远。只有那个时刻到来，我们才会看到，一个真实的、摆脱了功利与使命感的、“单向度”的任正非的模样。这样的结局，才可构成象征，而并非仅止为插曲。
迟宇宙
在欧洲转了一圈，与德国、法国的政府高官进行了对话和承诺后，任正非领取了他的收获：欧盟宣布放弃对华为等公司的反倾销调查。华为表示欢迎，并强调自己始终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尤其是在欧洲，我们致力于加强与当地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沟通交流，我们坚信一个开放，竞争的商业环境不仅是行业发展的基础，也最终让广大消费者受益。”
这是华为三十年来所经历的又一个插曲。无论对于华为还是对于任正非来说，这样的插曲，虽然正处三十年的节点，却无法构成象征意义。中国古代以三十年作为一世，华为今世已近终结，来世即将开始，一个小小的插曲，成为华为“转世”的注脚。
在“转世”之后，华为要么成为这个行当世界级的霸主，要么就如任正非自己的预言，“红过十分就成灰”，华为正处于一个盛极必衰的阶段，慢慢从巅峰滑落。
任正非毫无疑问是位充满忧思的企业家，他多年前就在等待“华为的冬天”的到来。“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说。
华为的冬天
《华为的冬天》几乎使任正非成为了中国最有名的“危机大师”，杨元庆初掌联想虎符的时候，曾将这篇文章发给了联想全体员工，并且不停地问他们：“如果有一天，公司没有完成任务怎么办?”
联想终究还是度过了自己的冬天，但人们并未看到“华为的冬天”降临。这样的对照，以及杨元庆背书般的推荐，使任正非更显充满真知灼见、形象愈发高大伟岸、熠熠闪光。
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中的确充满了忧思，这几乎暴露了他“悲观主义者”的本质：“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当任正非意识到最终结局的令人绝望后，他方能以乐观者的心态去支撑华为走向未来；因为在与宿命抗争的道路上，他和他的同行者们经由长期的训练、个人的造化，最终走上创业之路。对于他们来说，此间已无路可走，只有义无反顾才是出路，而最终走过的路，又构成了他们的宿命。
几年前西点军校行为科学和领导力系主任托德·汉肖到华为去做领导力培训，我曾以作家的身份随行观察。那一次任正非召集了整个华为总部的两百多位高管听课。他们严肃、拘谨地坐在那里，像小学生一样积极和认真。那样的场景让我感到可笑，我无法判断，他们到底是真的喜欢严肃认真，还是热忱地表演给任正非看。
我印象深刻的是，任正非坐在他们中间，不仔细分辨，很难发现他的存在。他只是一个平常的老头儿，既不气宇轩昂，也不精神矍铄。他只是坐在他们中间，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但他很快就被“出卖”了。
托德·汉肖为他们播放了《拯救大兵雷恩》开头那段血腥的登陆画面，死亡、惨叫、爆炸、残忍，以及汤姆·汉克斯的面无表情。这是托德·汉肖最常用的一个培训课件。他喜欢以此作为蓝本，对听众进行“领导力”测试。
在那天的一项测试中，所有人都提供了托德·汉肖所期待的答案，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个人就是任正非。他不但没有给出“正确答案”，还高声地反驳这位美国大兵，尽管他相信托德·汉肖来自“有信仰的军队”。
“单向度”的任正非军人出身，很喜欢军事化那一套，尽管他的记忆并不愉快。他毫无疑问拥有信仰，但他所经历的那个残酷年代则未必。他曾回忆说：“"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造就了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
当我们把时间拉长，就会发现，作为“公司元年”的1984年的确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份，迄今屹立不倒的联想、华为、海尔、万科都诞生于那年。他们的屹立不倒，也造就了一批工商领袖，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王石……他们“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以“常青树”的姿态，一步三摇地硬撑到了今日。与他人的“导师扮演”行止不同的是，任正非不喜欢主动面对闪光灯、无线电波和印刷术，他只在有需要和被迫的时候才拥抱它们。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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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