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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讯 每年春季，是中国生申请的高峰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在国外读大学人数最多的国家，留学生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14%。而中国留学生的去向，大都集中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 近10年来，中国自费出国的留学生每年约有2万至3万人左右，其中18岁以下的生就占到一半。
小留学生以出国读私立高中的居多，除了少数进入昂贵的私立住宿学校外，大部分人或选择进入公立高中，或选择进入学费相对便宜的走读私立高中。由于未满18岁，寄宿家庭的家长往往是孩子在海外的监护人。
各国对小留学生监管不一
海外各国对小留学生的监管有所不同。
以澳大利亚堪培拉来说，尽管小留学生有自己的寄宿家庭，但官方监护人不是寄宿家庭的家长本身，而是本地局。堪培拉对“海外监护人”的职责是：寄宿家庭管吃管住管监督，也包括带孩子去看一些头疼脑热的小病；但是涉及到要去医院做手术的大病，以及需要与局、警察局等打交道的重大事务，官方监护人只能是教育局工作人员，他们要负责签字、交涉，会负全责。因此,小留学生一旦发生问题，应第一时间联系教育局的监护人，由官方监护人和孩子的中国父母取得联系。
在堪培拉，18岁以下的国际学生是不能私自去悉尼等大城市游玩的。教育局熟知他们管理的每一个孩子每天在哪里，确保随时可以联系得上。19年来，澳大利亚堪培拉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中国学生出现领事问题的城市。
然而，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对小留学生有如此细密的管理体制，寄宿家庭的家长往往是孩子在海外的监护人。
美国愿意接待外国留学生的家庭大多是很有爱心的，有的是纯粹喜欢做好事，有的是因为喜欢东方文化，有的是因为领养中国孩子，希望小留学生能帮助领养家庭多了解中国文化。但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特别是在一些保守的农业地区，那里的美国家庭教育程度低，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缺乏了解，这样的寄宿家庭往往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固执己见，常会试图把自认为是好的东西(文化、宗教、价值观等等)强加于他人，而对别人的文化和价值观持批评的态度和偏见。
更差的寄宿家庭是，家庭成员性格怪异、冷漠，对小留学生语言冷暴力；生活上照顾不周，摊派过多的家务劳动；更有甚者是侵占留学生的钱财。
多半与寄宿家庭有过不愉快
大部分出国读高中的小留学生，都是从11年级开始读起。而在高中体系中，11年级是较难的一年，也是充满竞争的一年。初到异国，文化差异、环境不同、听课困难等因素，都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此时，作为落脚地的寄宿家庭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但对这一点，中国家长基本上没有选择主动权，多数情况下也无法亲自了解。指望碰到有爱心的寄宿家庭，从而让孩子在国外的生活顺风顺水，基本上是件碰运气的事。
当然，寄宿家庭是否具有持久、不变的爱心，对小留学生的异国生活影响是巨大的。这些孩子远离父母，比如没有中餐，没有适当的关心，孩子会感到连饮食这项最基本的要求都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小留学生的父母如果有可能，帮助孩子选择华裔的寄宿家庭是比较理想的。
从实际表现看，一些国内来的孩子与他们的寄宿家庭相处如家人：有的寄宿家庭每周专门带孩子去吃中餐；有的寄宿家长到学校与老师认真讨论孩子的学习和升学问题；有的还把曾经在自己家寄宿过、如今已经上了大学的留学生邀请回来过圣诞节。
但是，也有的孩子在寄宿家庭里吃不饱饭，常常饿肚子；有的跟寄宿家庭的子女有摩擦冲突，而家长偏袒自己的孩子，小留学生只好忍气吞声。甚至还有的寄宿家庭，以监护为名强迫小留学生把钱存入他们指定的银行账户，并不归还。一些小留学生表示，他们多半与寄宿家庭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留学专家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家长有很多期望值和认知上的差异。特别是交换学生，即使交了费用的，中国家长也要理解这和花钱租房子是不一样的，寄宿家庭的主人是孩子在国外的合法监护人，所以他们需要了解孩子的生活学习，就是说，人家要承担一部分家长的责任，这种情况下，小留学生如果总是独来独往，埋头苦读，忽视与寄宿家庭成员的交流，就会引发不满和矛盾。
另外，在国内，高中生的生活重心就是学习，家务事家长大包大揽，娱乐社交统统让步。但是在许多国家，家长认为每个家庭成员，即使很小的孩子，都要承担家务；全家出动的社交和娱乐更是家庭成员沟通感情不可或缺的活动。同时他们认为每天的生活内容只有学习是一种不正常，甚至是自私的。
家长要对孩子言行保持敏感度
小留学生中有不少人很优秀，其中不乏顶尖者。如留学澳洲的河南学生张征，在维多利亚州中学会考中得第一，受到澳大利亚总理的接见；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名广东女孩32门课中，27门“优秀(HD)”，5门“优良(D)”，因而获得校长荣誉奖章。
但是，从中国小留学生的总体表现看，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一些媒体不断披露，“中国已经成为盛产留学垃圾的最令人头痛的国家”，一些留学生比富、斗阔、凶杀、卖淫、勒索、吸毒、通过打黑工而成为非法移民等等。16岁出国的少年王某，在英国留学期间，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知识，整天沉溺于网络游戏，耗费了3年的青春和父母50万元的积蓄，最终一事无成，悄然回国。由于无颜面对父母，他没有回家，而是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回国3个月后才被父母找到。17岁的小留学生苏某因逃学过多，被取消学籍。哭哭啼啼地离开悉尼机场的时候，记者问为何哭，他说：“我恨爸爸，他给了我太多的钱。”“多少？”“大约20万澳元。”这相当于一个澳洲中产阶级全家五六年的开支。
这就要求，家长要对孩子的言行保持敏感度。每个孩子在留学之初，肯定都有自己的理想，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随着时间延续和失落感堆积逐步拉大。
“隔三差五向家里要钱”，这是小留学生变质的信号。一些小留学生由于考试不过关，就要为补考、重修再支付额外学费，所以他会让家里多寄钱。另一些孩子，因对学习没兴趣，平时不在学校上课，而是热衷打游戏机、到处乱逛或交异性朋友，这样也会额外支出更多费用，家长必须对此保持高度敏感。
留学不是孩子的避风港，而是一次赤裸裸的、残酷的人生考验。曾有个小留学生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因状态松懈，结果学期结束时有一门课没通过。当时他不知道一门课程不过关，会引发多米诺效应。在第二个学期，必须重修这门课，而在计算考试成绩时，第一学期的分数仍旧要按比例计入，也就是说不及格的记录不会销掉，这个学生想要通过这门课程，必须付出加倍努力。这样的循环法则，意味着留学生需要对自己的每一次考试负责。
国外的社会环境、文化差异以及学校的教育方式、方法与时间安排，都要求出国留学的孩子有很好的心理素质，有较好的自学能力，有较强的自控与自理能力以及较高的辨别判断能力等，而要求一个个小留学生都具备这些素质，着实有点困难。想超越成长，必然遭到成长异化的责难。因此，家长送低龄孩子出国留学，应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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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培拉寄宿家庭成员多为公务员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寄宿家庭成员，80%以上都是大学本科学历，且多为本市的政府官员或公务员。他们愿意成为海外留学生的“家”，并非是经济因素驱使。
这些家庭中有些人是想给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找个国际伙伴，让孩子们在多元的环境中一起成长；有的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离家，希望接纳国际学生作为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也能有个陪伴。很少有人是为了赚钱。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寄宿家庭的质量。
堪培拉市对寄宿家庭的招募，由当地教育局直接管理，只在各学校的校报和校区内发出招募信息，绝不在社会上发广告，杜绝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人混进来。而且，教育局会明确要求寄宿家庭要把国际学生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对待，而不是当作房客。教育局强调，寄宿家庭的角色是家长，不是房东，因为我们接纳的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要成为堪培拉合格的寄宿家庭，家里的“硬件”条件首先得满足。比如，教育局会提前考察和验收这些“准寄宿家庭”里是否有给孩子的独立房间、合适的床、书桌、衣橱等全套设施，周边的居住环境是否安全良好。教育局审核通过一个合适的寄宿家庭，往往需要经过面试、调档、审查等多个环节，确保这些志愿家庭没有犯罪记录，主人须有澳大利亚的公民权或永居权。对于审查合格的寄宿家庭，每年还要进行4次培训，对这些“Home爸”、“Home妈”们强调诸如学生签证的要求，对孩子的作业，归家时间的要求，以及饮食习惯的配合等。(付秀宏)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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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