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手记 | 朱永新：如何把中国的钱用好？

2017年两会手记之九（3月7日），晴，星期二

作者，朱永新: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早晨5点20分起床工作。发微博“两会进行时”“新父母晨诵”“朱永新教育小语（中英对照）”等。

今天是提案提交的截止日期。利用早晨的时间再梳理一下提案。我一直说，提案是政协委员交给人民的一份试卷，也是交给国家的一份作业。一份好提案背后，是长途跋涉的调查研究，是深入现场的仔细追问，是不厌其烦的文献检索，是彼此碰撞的思想交流。每年我都会围绕着教育的问题为主，带十多个提案到两会，今年也不例外。每个提案后面，都有许多精彩的故事。

上午9点，参加民进组讨论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姚爱兴副主席主持会议。

因为前两天没有发言的机会，民进安徽省主委、教育厅厅长李和平委员第一个发言。他提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是十年来在理论上有重大创新的一个报告。三大职能中最弱的就是民主监督。虽然之前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系统阐述。这次说得非常清楚，解决了理论上的困难，很多实践的问题也得到很好解决。对党派在民主监督方面履职尽责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政府工作报告通篇体现了政治性、坚定性、创新性和民生性。同时，他提出了五点建议。第一，教育长期以来放在社会事业中，也就是作为民生问题。但像“双一流”放在社会事业中就很不合适，应该放在创新发展的部分。创新靠人才，人才以教育为先，因此教育不仅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发展问题。安徽省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改了。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教育，不仅教育本身发展不好，其作用发挥也不会充分。第二，学前教育在报告中很弱。把学前教育放入义务教育目前显然做不到，但充分重视非常必要。从现在开始，就要建立政府主导，普惠性、公益性为主的构架，否则未来一旦纳入义务教育，改革的代价会很大。第三，普通高中不允许择校，或者说教育部不倡导择校，同时收费不允许提高，政府又不拨款，所以现在高中非常困难，没有保障机制。第四，关于“双一流”。一是“双一流”一定是少数学校的责任，但是多数学校也不能缺位。教育也应该是一个生态，多种物种共生，不同学校不同定位。“双一流”不仅是中央部委和高校的事情，行业和地方高校也应该有它的空间，不能千校一面。第五，关于政协委员履职。大家都是业余革命家，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做好，结合本职工作提意见建议、顺势而为非常重要。

我接着对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中关于教育经费的安排提出了建议。我在发言中提出，教育经费2017年比2016年增加了1000多亿，这部分钱怎么用好，怎么用出效益，值得研究。2016年教育经费占GDP达到了4%，实现了经费总量的进一步增加，2017年应该也能顺利达到这个目标。2016年和2017年，总的经费安排大部分是持平的，也增加了一些新的项目，比如支持“双一流”拿出了近200亿，支持地方高校拿出了341亿。

关于学前教育，2016年和2017年经费安排都是149亿。前不久全国政协专门就学前教育召开了双周协商座谈会，我在会上提出，学前教育发展速度总体上还是快了一点。本来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学前教育普及率要达到70%，但到去年已经超过了75%，第三个行动准备把学前教育的三年普及率进一步提高到85%，超出规划纲要15%。普及率超出预期，对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一件好事情，但问题是学前教育经费主要用于造幼儿园去了，在人的投入方面就远远不够。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幼儿园教师70%以上没有教师资格证，44%以上没有大专以上学历。学前教育发展还是应该数量和质量并举。同样的钱，应该更多地用于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待遇。现在幼儿园教师队伍非常不稳定，教师月收入普遍在2000多元，很多干一两年就走了。幼儿园编制基本上没有解决，总的来说编制内外收入相差2—3倍。教师待遇很低造成了教育品质很差，也导致了体罚孩子的事件层出不穷。在前面两个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有园没园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接下来财政投入的要重点做好幼儿园设施的改善、教具的完善，特别是教师待遇的提高。

特殊教育也有一个如何花好钱的问题。去年民进中央同时做了特殊教育的调研，在调研中发现，特殊教育的学生才是真正的“圈养”，也就是特殊教育的人群专门用特殊教育的学校养起来，以小学、初中为主体。这样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和普通的孩子、正常的社会没有接触，这两个群体互相不沟通、不理解，但到走向社会时又放在一起了。这方面，国际的潮流都是融合教育、随班就读，在学校中配备特殊教育资源。我们把大量经费投在建设特殊教育学校上，方向也是投错了。我们也应该走融合教育的路线，这是制度性的重新设计。与其现在建设很多特殊学校，之后再撤并，再走融合教育的路线，还不如一开始就定好位。

职业教育的经费预算，今年增加了1个亿。虽然增加幅度不大，但也有如何花钱的问题。现在大城市的职业教育在萎缩。例如，北京市为控制人口，中职和高职不得面向外地招生，而北京的孩子又不愿意报考职业学校，导致招生规模严重萎缩。能否让这些学校定向招收西部贫困地区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的孩子，政府财政给予专项资助？因为，一个孩子就读职业院校，不仅解决了一个人读书的问题，还解决了整个家庭脱贫的问题。

今年增加的钱主要用在高等教育上，而高等教育本来已经占财政收入比较大的板块。学前教育，国际平均水平一般占教育经费的9%左右，我们只占3.5%。高等教育占比高的原因是国家办的高校比较多。我写了一个提案，建议重点应该在还没有教育部直属大学的13个省市建设教育部直属大学，包括河南、江西、山西、青海、新疆、西藏等。现在教育资源配置相对来说还是不够合理。不是教育部直属大学，意味着拿不到国家的钱。国家应该下决心，每个省应该至少有一所以国家资金为主体的大学，以实现地区均衡发展。

总之，这两个报告解决了花多少钱的问题，但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怎么花钱的问题。建议成立一个教育拨款委员会，邀请专家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起参与研究。否则花同样的钱，效率却不一样。

接下来，卫小春副主席讲了健康中国建设怎么能把钱花好的问题。他指出，医改以来，国家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也做了很多投入。保基本，特别是医保，在短期内达到95%覆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而且是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深化医改，很多问题光靠投入解决不了，其中有很多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资金投入机制的问题。他建议在加在大对需方（医保）投入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供方的投入。之前的投入建设了大量医院、卫生院。现在分级诊疗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基层接不住，能力太弱。根本原因是没有人，更不用说人才了。山西乡镇卫生院，缺员达到25%，4个岗位就缺1个人。有的是招不到人，有的是不想招人，因为县财政需要支出。再就是留不住人，待遇、环境差，没有职业发展前景。要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关键要解决人的问题。建议在投入基础设施的同时，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在人上，提高待遇、加强培训。在投入方向上，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现在的医保资金大量用于大病，但在预防上各省基本没有投入。而在预防上投入1元，可以产生8元的效益。同时，现在对于城市公立医院和县级公立医院不管大小，都分别补贴2000万和200万，这个政策当时是为了激励那些改革的医院，现在全国都已经改革了，这部分钱怎么花得更有效就应该考虑了。应更多用于公立医院改革、分级疹疗，基层培训，这样才能花得更有效率。

左定超、杜婕、张妹芝、潘碧灵、王康、罗黎辉、黄震等委员也分别就财政重点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教育、文化、生态、环保等事业，提出了意见。

怎么花钱，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为了帮助代表委员更好地了解预算等情况，大会为委员们准备了《中央部门预算》（草案以、二、三）、《2017年全国预算草案》、《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地区预算（草案）》、《政府预算解读》等资料，但是内容太多，专业性强，时间又紧，许多人来不及仔细阅读和思考。

上午会议期间，《羊城晚报》记者沈婷婷就学前教育问题专访。她是一位非常执著的记者，在我新浪微博上反复留言，因为两会上采访任务太多，不敢轻易答应。但是她的锲而不舍感动了我，约了在会议间歇采访。

中午跑步半小时。修订《新教育实验：为中国教育探路》书稿。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创新丛书”中的一种。出版社计划作为“走出去”工程，中英文同步推出。

下午3点，参加民进组讨论。卫小春副主席主持讨论。中纪委驻全国政协纪检组组长周新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政策法制司司长余爱群、版权司司长于慈珂，文化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李立新，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玺、研究室主任牟海松、研究室综合处处长马永辉等参加我们的讨论。自然，讨论的话题也就围绕三个部门的工作展开，发言也特别踊跃。

朱晓进委员在发言中强调，文化产品必须加强文化功能的作用。现在很多文化产品都没有真正考虑到文化功能实现的问题。比如说图书出版的问题。图书出版工作兼具文化工作和经济工作两者的特点，基于这两个特点，图书出版就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追求社会效益。但是目前围绕图书出版，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出版、中小学图书馆建设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大众图书呈现跟风出版、重复出版，甚至低俗出版的倾向。还有一些图书以网红为卖点，以庸俗为噱头，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包括面向中小学生的出版物。由于目前馆配招标采购环节存在诸多弊端，使很多中小学，尤其是农村的中小学图书馆，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所以，他提出要以正确的导向不断推出图书精品，革除中小学图书招标采购环节当中的弊端，促进中小学图书馆的健康发展，研制面向中小学生的基本书目，把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图书定价列入审计项目，提高图书评选的公信力等具体建议。

接下来，臧永清、唐瑾、汤素兰、赵丽宏、左定超、郑福田、赵光育、杨建德、张妹芝等委员重点围绕农家书屋升级提质、提高稿费起征点、支持发展实体书店、打击非法出版物、改善政府采购招标、加强文化场馆建设等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臧永清反映，农家书屋的配书问题，关键性障碍是好书因为价格太高进不去。采购方要求价格在25元以下，可是好书哪有那么多25元以下的？一部上下册的名著25元以下，怎么可能呢。这确实是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

唐瑾就如何发挥农家书屋在文化扶贫中的作用发表了意见。她认为，文化扶贫具有扶心、扶智、扶神的作用，农家书屋是最好的载体。建议进一步关注、关心农家书屋工程，让农家书屋升级提质，在脱贫攻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汤素兰讲述了一个她亲历的真实故事。湖南有一个农民作家主动要求把农家书屋建在他家里。汤素兰发动全国少儿出版社为他捐书，把他的家变成了一个乡村的少儿图书馆。村里去上学的孩子要经过他家门口，很多会去他那里看书、写作业。留守儿童的监护和安全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我们的农家书屋能够同时发挥这样的作用，一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她说，农家书屋刚开始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工程，确实国家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我们去看单个的农家书屋，确实可能有很多地方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全国只要有一个农家书屋能发挥作用，就能改变那个地方的人，改变那个地方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家书屋仍然是一个非常惠民的工程，是一个功不可没的工程。

汤素兰再次提出了许多委员提了许多年的稿费个税起征点的问题。她说，这么多年了稿费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还是800元起14%，4000元以后20%。一个学者的一本书可能要好几年才能写完，很不容易。现在稿酬标准已经提高了，稿费个税的起征点也应该提高了。

同是作家的赵丽宏委员呼应说，这个问题多年前他就提过提案，财政部门的回应完全是敷衍。物价涨了几十倍，起征点要提高一点却这么难，真是很奇怪。赵丽宏委员接着讲了实体书店的生存问题。他介绍说，张抗抗给他主编的《上海文学》杂志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把灯光调亮》。写的是在目前这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怎么办民营书店。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书店，如果城市没有书店是不可想象的。把灯光调亮表示的是一种希望，灯光在一点点变亮。小说刊登后被所有的选刊转载，包括《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等。实体书店前途怎么样，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现在实体书店的经营非常艰难，应该有一些政策向实体书店倾斜。网上书店对读者来说非常方便，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网上书店折扣很低，而实体书店不可能打6折，都是全价卖书，这种售价上的差异对实体书店很不公平。作为作者，他的书卖得很便宜，心里很不舒服，觉得是卖不出去而贱卖。是不是应该对网上书店打折的行为进行限制，否则出版社为了保证利润，书的定价会越来越高。不管是网上书店，还是实体书店，大家应该是平等的，竞争的应该是服务，而不是比谁卖的书便宜。网上还有很多盗版，他的哥哥从网上买了15本他写的书送人，让他去签名，结果全部是盗版，而且盗得很不成样子。书是从淘宝买的。所以，赵丽宏建议政策应该向实体书店倾斜，网上书店不能打折打得太过分，否则实体书店没有生路。

教育文化出版是民进的主界别，委员们发言自然重点围绕文化出版展开。为了让到场的国家信访局领导也能够听到真实的声音，姚爱兴副主席接过话筒把话题转到信访上来。他介绍说，这几年为了化解信访积案，宁夏回族自治区让领导干部都要包几个案子。他在一个案子的处理过程中发现，有的事情发生时是跨省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另一个省的一个县里，当事人去年一年到北京上访189次。县里市里对于事情的处理都很尽力，都给对方政府发过函，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回复。当事人只能到那个省去，结果还被打了一次，不得已只能往北京跑。问题的关键是缺少一个联动机制，一个案子能积压这么多年，关键不在于问题没法解决，而在于没有相应的机制。国家应该出台一个综合机制，解决跨省的问题。去年1月6日，银川发生公交车纵火案，原因也是当事人几年要工钱要不上，导致报复社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主动性还是不够，不想着解决问题，只想着推卸责任。从社会稳定、化解矛盾出发，国家一定要建立相应的机制。

王康委员说，信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能否采取一些新的举措，如利用大数据手段，对信访内容归类，进行分析、研究、梳理。

卢天锡委员也对“天下第一难”的信访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要界定一下信访的范围。信访不可能什么都管，如涉诉涉法的问题就不应该由政府管。有些人放高利贷收不回钱就到政府去闹，买了房子不能按时收房也到政府去闹。第二，现在人口流动性很大，应合理划分信访人群的地域责任，既要看人属于哪里，也要看问题发生在哪里。第三，信访政策出台要慎重全面。不能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不断地闹、不断地解决的局面。

栗甲委员说，中国当代的信访制度，是我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在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但有两个问题要引起注意。第一，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一个农村妇女为了一句话跑了十多年，一件事变成多件事，最后也没有解决。为什么这么多层组织对一个简单的问题都没法解决？说明信访问题也应该有个纠错机制。第二，缠访和闹访很难解决。职业信访人通过闹访来获得利益，如果对此没有好的解决方法，长期下去，会让信访工作是非难辨。对明知故犯、无理取闹的，一定要有一个处理措施，以还社会一个公平。

下午的发言非常热烈，15位委员先后发言，意犹未尽。讨论一直持续到5点左右，最后主持人不得不宣布结束发言，请几位参会领导讲话。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阎晓宏副局长感谢民进中央多年来对新闻出版广电工作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并且对八位委员提出的问题一一回应。

一是关于农家书屋问题。他说，农家书屋是中央定的五大惠民工程之一。2007年开始建设，要求在村一级建一个农家书屋，当地提供不少于20平方米的场所，政府出资来采购6个书架和1500册图书。2012年之前项目完成时，建立了60多万家农家书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时间过去了10年了，有两个问题，一是书还在不在？二是有没有发挥作用？在总局的系统里能查到每一个农家书屋和每一位管理员，但是时间长了，有的农民都忘了还有农家书屋，有的管理员也没待遇根本也不管。这也不是很个别的现象。十八大以后，总局一方面是在整合资源，另一方面在管理员的待遇上也想了很多办法。江西省用残疾人管农家书屋效果很好。目前一个农家书屋一年给2000元，由于地方要求整合资源，所以现在这个钱是统一使用。总局现在也在研究怎么把农家书屋这件事做好。除了国家给钱外，也有多种方式来做这件事情。比如社会上一些有志之士，有的人一生就想办一个书屋。同时探索数字农家书屋的建设，已经建了3万多家。

二是关于全民阅读。他说，民进中央对全民阅读的推动力度是最大的。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各部门都很支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大力推进全民阅读”，以往都是“倡导全民阅读”。现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城市有几百个，很多省都是省委书记直接在抓这项工作。朱永新副主席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这项工作。总局正在和法制办沟通，有可能今年就正式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出台以后会对政府在推动全民阅读方面的责任有一个定义。国际上，包括美国、日本、韩国，都有全民阅读方面的法律，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条例是非常必要的。

三是关于图书采购招投标的问题。他介绍说，总局和教育部、文化部也联合查了好多次。价格部门是发改委管的，除了对教材实施国家定价外，其他都是自由定价。书是出版部门出的，使用则有的是学校，有的是图书馆。对于图书定价问题，社会上争议也比较大。

四是稿酬个税起征点问题。他介绍说，总局联合作协等部门向税务总局反映过这件事。进展情况，他回去以后再问问总局的计划财务部门。

五是实体书店发展和电商的问题。这个问题社会反应比较强烈。税务总局已经把实体书店增值税免了，全国一年50多亿。上海市在全国带头，一年拿出1000万补贴书店，尤其是民营实体书店，因为新华书店有教材。电商折扣太大，会形成不平等竞争，甚至曾经出现过有的书店从电商买书然后再来销售。我们国家出台反垄断法时，没有制订例外条款，这个例外条款指的是新书在出版一定时间内不允许打折，否则可视为欺诈行为。这个问题他们正在和发改委价格司商议。

国家信访局张恩玺副局长也感谢民进中央和委员们对信访工作的支持，对四位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了反馈。

针对姚爱兴委员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属于三跨（部门、行业、系统）三分离（人户、人事、人户事），确实不好处理，也是影响信访工作做好的瓶颈。问题的实质是责任落实的问题，出了问题，板子应该拍给谁。现在出了问题，就记在上访人户籍所在地头上，但很多上访人的生活基础都不在那里。这也是信访工作改革的一个方向。目前非常典型的案子大概有上千件，需要一件一件来解决。搞联动机制很有必要，特别是省与省之间。之前有一个案子甚至涉及到3个省8个部门，后来也协调解决了。针对王康委员等提出的建议，他介绍说，缠访、闹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一定道理的，一种是漫天要价的。后一种要依法处置。这些年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也正在研究新的办法。过去信访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现在要回归信访工作本质，所以要诉访分离。这项工作从中央层面好办，能分得开，越往下走越难办，特别是到县这一级。但是这是方向，不分不行。

关于考核机制的问题，国家信访局一般不考核，因为正常上访是党和政府接触群众的渠道。但非法上访是需要通知地方的。对于过度考核的问题也是三令五申要纠正。对于缠访、闹访，关键是落实好总书记提出的“三到位一处理”，也就是“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他表示会把委员们的意见带回去，进一步研究，落实到下一步工作中去。

文化部机关党委的李立新书记也对委员提出的提高政府财政的文化补贴标准，特别是县级文化场馆还没有纳入政府补贴问题，以及公共文化项目、公共文化设施建好以后怎样才能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做了回应。

他介绍说，刚刚公布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从国家层面上提供了政策支撑，对各级政府的职责提出了要求、做出了规定。文化部也在积极努力，相信会在今后工作中，在各位委员呼吁下取得更好进展。

罗富和第一副主席最后做总结发言。他首先感谢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信访局的领导同志亲临我们民进组听取各位委员的工作意见，而且积极地回应了委员们的一些问题。罗主席说，随着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推进，人民政协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尤其是中央明确提了协商民主制度的推进以后，政府的部门对政协的工作，对各党派的工作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也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地加强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境外宣传。二是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进一步重视政协委员的提案和意见。

下午4点，媒体专程来北京会议中心采访，主题也是关于全民阅读问题。

晚上撰写一篇约稿。两会期间的约稿时间都比较急，只能抓紧时间。

11点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