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教育体制：高校“挖人”为何禁而不绝？

“东北某重点高校20年流失200多教授”、传统名校兰州大学“流失教授可以再建一所兰大”的说法，最近又引起人们的广泛热议。

东南部沿海高校到中西部和东北高校挖人，这一现象早在2013年就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随后也有发文要求：“东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长江学者”。近日，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更是表示，反对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抢挖人才，意在规范高校“挖人大战”。

但实际上，西北和东北几所著名高校绝大多数均存在高端人才流失的问题，尤其是长江学者和“杰青”。为何高校“挖人大战”禁而不绝？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孔雀东南飞”与高教人才流动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是人才不断东南飞。初期，中西部流失的更多是工程师和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高校教师流失不少，但大多数是转行进入工业界。当时，高校人才流失并没有成为一个专门议题被讨论。之后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流行兼职的时代，由于沿海新兴高校学术水平较低，以及体制安排等因素，内地知名高校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人才流失冲击，并与沿海新兴高校之间这种一定程度上相得益彰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但是，最近几年，伴随着各种人才标签计划的出台，这种平衡被打破。各种人才标签计划包括千人、青年千人、扩大的长江学者、青年长江、杰青，也包括各省市的冠名人才（如东方学者等）。高校之间演化出高薪挖人大战，特别是，长江学者和杰青级别的教授动辄可以获得百万甚至更高年薪，往往相当于一名普通正教授年薪的5倍到10倍。高校人才战演化到此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挖人大战”挖痛了谁

无疑，不论是学术界还是评论者，以非议挖人大战者为主。但也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体现着一定程度的进步，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第一，作为人才流入地的沿海高校不但具有自由裁量的竞价资源，也至少有了利用竞价者的能力。虽然博士点还是一如既往的难，但二级博士点、挂靠博士点至少能让被挖的大腕学者们有能够开展研究的人力资源。第二，人才流入地的沿海城市政府愿意出血本来支持自己的高校引进人才。

另一方面，精英人才的流出也有其进步意义。首先，长江学者、杰青等作为人才，有了市场化的价码。按照市场经济，一种商品只有有价格，才能形成市场对其资源优化配置。其次，这意味着人与事的分离，也就是说，长江学者这类特定称谓，并不再与该学者原来所在的单位绑定。第三，则是标签人才们领衔的科研项目与所在单位的分离。

但问题的诡异就在于，这些“进步意义”恰恰来自于这些“从属关系”。长江学者们可以自由流动了，但谁来决定哪位是长江学者？何以被炒高价格的，都是被特定机构赋予了标签的人才，而不一定是学术同行认可的学有所成者？为何挖人演变成为大战要发生在各种标签人才计划被广泛确立之后？为何省属的标签人才往往不会成为被外地土豪高校重点盯挖的对象？

不用问，标签人才成为挖人大战的核心，是因为他们可以被利用。而挖人过程中，标签的含金量大于标签持有人学术能力含金量的原因，就在于标签的作用大于学术能力。因为标签可以直接被用于各类评估，尤其是两年前开始的“双一流”学科评估。而“双一流”学校与学科评估的酝酿和启动，恰恰是在各项标签人才计划得到初步确立并结出果实之后。“双一流”的评估标准很多，但共同之处在于，各种数字的指标占据了核心的权重，其中，各种标签人才的数量则是最重要的数字之一。

与此同时，在行政化思维主导的科教管理体制下，各种标签人才计划往往也会迅速孕育出将标签做法当成政绩的思维，作为攀比的资源，并进一步演变成进行政策评估的指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挖人大战”出现在各种标签人才计划被推出之后。在一定意义上，“双一流”评估也是各种标签人才计划被推出的自然延伸。

在人才大战中，单纯的省市标签人才往往不如全国性标签人才者更加抢手，因为既然是标签，其背后就负载着一整套的行政逻辑。省市认可的人才，如果没有全国性的标签，往往不能纳入全国性的评估，并进而无法成为为了满足全国性评估而进行的人才逐猎的对象。

在挖人大战中，中西部和东北高校固然损失惨重，但应该感到痛的，应该不止是这些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政策，鼓励将标签人才作为学校、学科评估的指标，这最终会伤害到教育体制自身。

破解“挖人大战”的思考

高校人才联盟的成立，也许有助于在盟校之间短期内遏制高薪挖人。但毕竟加盟院校都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而作为挖人方焦点的若干地方“土豪”高校，则不在这个行列。即便以加盟的教育部直属高校论，仅仅靠盟约是否能管住面对学校学科双评估的压力而意图增加和壮大标签人才数量的高校，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至于盟约中所说“杜绝违规引进人才”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因为并没有明确的“规”被放在那里，何“违”之有？

从形式上而言，“东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长江学者”的禁令，从纸面上本来可以很容易执行，比如把标签人才获得者与中西部高校绑定，在一定年限内一旦跳槽则取消长江学者资格。无疑，教育主管部门不愿意背这个把教育体制带回到“封建时代”的黑锅，何况如上所述，大规模挖人的肇始源头恰恰就在禁止挖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那里。

要破解挖人大战，靠人才联盟显然不够。当然，要充分相信，大学校长或主管人事的党委书记都是理性的。他们绝没有动力耍大方。出200万的年薪，自然要求有回报，这回报就包括通过在双评估中抢占有利排位而为学校争取到的资源，以及通过囊括标签人才的数量来为地方政府这一金主交差。

也要相信，被挖者的举措，也充分体现着市场人的理性。何以在本轮人才大战中院士很少被挖？一方面在于，人才流出方的高校，往往在院士当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研究所依赖的各种资源，也往往与本单位盘根错节交错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放弃原单位并不划算。因此，保住院士就成为人才流出高校的战略底线。

所以，只要“禁止挖人”规则的制定者减少了导致集中挖人、突击挖人的政策，则高校人才流动，就恰如各个领域一样，虽然仍然会延续孔雀东南飞的趋势，但也会因为学术市场资源的配置不时出现反转。那时，人才仍然在流动，但不一定是标签在起作用。

贾鹤鹏（作者系康奈尔大学博士生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