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机制为学术荣誉制度打补丁

为加强新时代教育系统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教育部近日制定《“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对长江学者的基本条件、岗位职责等进行明确，并提出建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退出机制。

“不尽长江滚滚来”，实施了20年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培育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科领军人才——累计遴选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青年学者3700多人，其中100多名长江学者当选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研成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国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一个项目或一项制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亦然。随着实践深入，一些有损长江学者荣誉称号、影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示范引领效应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开始显现。譬如，学术荣誉称号成为学者通行于学术界、名利双收的“硬通货”，一旦成功“戴帽”便高枕无忧，导致个别学者及高校对“头衔”的盲目崇拜，个别学者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长江学者”申请上，反而影响了学术研究，一些高校也参与其间，推波助澜。究其原因，与退出机制缺失不无关联。

学术荣誉称号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对荣誉获得者学术能力与水平的一种肯定，而这种能力与水平不会在短时间内骤降。但是，如果缺乏合理的退出机制，学术荣誉制度也会因此缺乏弹性与生机，并逐渐失去纠错能力，有负学术荣誉制度设立之初心。试想，如果得到学术荣誉称号之后，就能安享荣誉带来的巨大利益，且从此不必担心失去，对于个别定力不够的学者来说，他还有在学术路上甘于寂寞、砥砺前行的动力吗？当本属于个人学术荣誉称号的利益影响力、吸附力无限扩大，连他任职的单位都被卷入进来，由此带来的问题将更加复杂。

不忘初心，回归学术荣誉称号本真，吁求退出机制。一方面，与诺贝尔奖等单纯荣誉性不同的是，“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还有持续不断的资金投入，以资助、激励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产出更多学术成果。假如躺在“长江学者”荣誉上不思进取，达不到“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考核管理要求，就不应该继续享受该学术荣誉称号带来的种种资源。尤其不可原谅的是，个别学者获得学术荣誉称号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干出违反师德师风和学术规范的事来。在这个意义上说，退出机制就是维护学术荣誉称号纯洁性不可或缺的“制度补丁”。

另一方面，退出机制也可视为一种约束与激励机制，让学术荣誉称号获得者更加注重立德——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更加注重立功——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学术水平贡献、社会服务和成果转化业绩，以与之相称的学术成果回报学术荣誉称号。此外，有效的退出机制也有利于化解学术荣誉称号与物质利益简单挂钩的不良倾向，从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规范并约束高校的用人行为。

乐见越来越多的学术荣誉称号打上退出机制这个重要“补丁”：2016年9月，中国科学院出台的《中国科学院章程》修订版，增加了退出机制。如今，“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也增加这一程序。两项重要的学术荣誉制度都增加退出条款，有着极强的示范意义：凡是这一类学术荣誉制度，不管在哪一个层面设立，都应该考虑增加这一环节，有进有出、能上能下，制度才有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