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卡尔·波普在《框架的神话》一文中指出，文化碰撞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引起批评的态度，不同文明框架中的人们在相遇时所产生的对各自身处其中的框架的批判态度是人类知识增长的重要来源。在德国攻读法学博士的三年时光中，处于原本的中国社会生活经验与新遭遇的德国社会文化之碰撞中的我，对波普爵士的上述观点有很深的感触。
从留学生涯一开始，我就努力尝试让自己保持一个开放和批判而非保守或仰视的态度去了解德国和欧洲社会；我的博士研究内容——欧盟公法——也要求我去关注欧洲一体化对于欧洲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毕竟，法律都是在具体社会中运行的，如果对一个社会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观察，是不可能对在这个社会中运行的法律有很好的把握的。
长夜永昼与绵绵阴雨带来的压力
由于博士研究在德国已经属于工作性质，因而读博期间已经几无课程安排。除了需要参加一个研讨课并获得符合启动博士研究资格的成绩之外，博士生几乎都是从事自主研究。这一事实固然符合科研的规律，给了研究者以进行研究所需的灵活性之外，也会由于缺乏强制性、定期性考核而带来长期性学业和精神压力。
另外，由于德国处于欧洲中部，我所在的汉堡市又属于北德地区，气候、昼夜等与北欧更为接近，夏季期间夜长只有三四个小时，往往晚间9点乃至10点才逐渐天黑下来，原本根据国内的昼夜时长形成的生物钟在此时无法迅速调整，特别容易让人无法调整到休息状态而变得疲惫。冬季时的情况更为糟糕：我往往早上十点钟走出距离学校最近的地铁口时才发现外面依然晨光熹微，和同学吃完中饭回到法学院图书馆坐下没多久就发现天开始黑了。除了昼短夜长的问题外，北德冬季的另一个大问题是阴雨绵绵，下起来无日无夜。阴郁的天空配合上沉重的研究压力，对于学业和心理都是很大的挑战。此时，来自亲朋好友的关怀问候和自我心理疏导就尤为重要。
对“散养”博士更重要的不是导师
德国的博士培养比较“散养化”，导师对于所指导的博士生的研究除必要的指导外，基本不会干预太多。我还记得去跟导师讨论论文题目和内容时，导师半开玩笑地说，你享有《基本法》保障的科研自由，我会告诉你题目是不是太大或太小，或者是否值得做。至于内容和观点，你自己完全决定，你的论文的观点是批判我的观点的，我也很欢迎。
当然，这一事例也许未必可以推而广之，但比较不争的事实是，博士论文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有问题可以联系导师请教，如果没有问题，导师和博士生一年可能都见不到几次面，即使有问题也大部分可以通过邮件沟通解决了。在此种情况下，同行交流对于博士研究而言就比较重要了。考虑到这一点，我就申请去设在德国海德堡的外国公法和国际公法马普所做访问人员。
研究所与大学的一点区别是，一个研究所中的研究人员大抵是同一个专业甚至同一个方向的，这意味着有更多机会与同专业的同事进行更有效地交流。对于法学专业的留学生而言，由于每个社会的独特性，留学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可以遇到许多在中国社会中不会遇到甚至难以想象的法律问题，比如对欧盟救市计划所进行的宪法审查，比如强制征收广播电视费所引发的法律争议。法官对这些争议中诸多要素的权衡，原被告乃至背后各自的力量团体对这些案件的主张和依据，如果我们努力放弃先见而选择容忍、倾听和尊重的方式去理解两方乃至多方的立场，对于法律人克服法律浪漫主义和价值专断主义倾向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如果法律争议越是远离法院并且越是以有限的抽象信息呈现，那么这两种问题反而越容易形成。
除了年龄、宗教、婚姻之外的禁忌话题
除了与同行进行的交流之外，可能更多的还是日常的生活交流。在日常生活交流中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每个社会中特有的禁忌话题。例如，个人收入、女性年龄、宗教信仰和婚姻状况就不是适合主动询及的话题。对这些问题我在去德国之前已经有所了解，所以没有犯错。但是，由于对多元文化社会的陌生，我还是犯了一个错。
有一次，我在导师办公室门外等待面见导师时，一位看上去土耳其面孔的女生也过来等待着。我们就打招呼攀谈起来。我想当然地问了一句“你是哪里人”，她一脸不快地回答了一句“土耳其人”。看到她一脸不快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由于在德国有接近300万土耳其移民，几乎不可能判断你面对的是土耳其裔德国人还是土耳其留学生——如果是前者，这个问题是会冒犯到对方的，而我却想当然地把她认为是土耳其留学生了。
与当地人日常交流时一个避不开的问题是谈到中国。其中最敏感的话题恐怕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吃狗肉的问题。我曾经有过在公交车上被德国小学生追问的经历。考虑到德国人对狗作为家庭成员的这种社会氛围和个人感情，这种情绪或许有可理解之处。但是，人们的饮食偏好，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终究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强迫他者接受自己的饮食审美观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在对中国往往一知半解的德国人的印象中，中国似乎是人人吃狗肉的。所以，当有一次我告诉正在给我理发的德国小哥，在一项调查中多数中国人反对吃狗肉，看得出来他很意外。但事实上，这个回答仍然是在“吃狗肉是错的”这一框架下的。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快生活”遭遇德国节奏的别样体验
或许是由于生活节奏较慢的缘故，欧洲社会中的人们往往更为轻松些、自在些。我会注意到，超市的收银员多数情况下都会面带微笑并且会不时地跟你闲扯几句或者节日问候，在公交车、地铁上与陌生人发生眼神或肢体的接触时也会互相笑一笑乃至侃几句。我记忆特别深刻的一点是，有一年新年夜我在看完汉堡港口的焰火表演回家时，最后一班公交车上挤得水泄不通，但人们的脸上仍然洋溢着节日的欢快，被推挤也无厌恶神态，甚至有一位似乎已然半醉的老先生还在讲笑话，引得周边的乘客不时发笑。我曾想过，如果这趟公交车上每天都经历类似的推挤，会不会逐渐改变人们的情绪？但无法做出确定的判断。
不同于法国和英国，德国并没有特大型城市，最大的三个城市柏林、汉堡和慕尼黑的人口规模也只有300多万、180多万和130多万人口，大量的人口分布在星罗棋布的中小型城市中。汉堡周边就有一些人口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中小型城市。曾是北欧地区的航海商业同盟“盟主”的吕贝克市，人口只有20万；《格林童话》中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发生地的施塔德市，人口只有4万多。在这些小城市中漫步时，常常让人感觉时间仿佛在此停止了，百年前这里的生活与当下似乎相差无几。康德或许会很喜欢这里的生活。对一个来自日新月异而习惯了追求“快生活”的社会中的人来说，三年的留学生活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但或许未必会长久地接受。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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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娟_NQ0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