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C。 Bollinger（图片来自网络）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各高校加强了对研究实践的审查，这其中也包括我所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执法部门和情报部门决心打击非法转让知识产权给外国竞争对手的行为，为此他们鼓励美国学界和行政人员制定更为严苛的条例来监视外国学生和访问学者，尤其是中国学生。
随着学生们重返校园，此类监视行为正在将经济政治上的担忧同第一修正案所倡导的自由对立起来。
的确，诸如网络安全、生化恐怖主义等由政府出资的国家安全领域内的研究是敏感的。同样地，与美国企业合作进行的学术研究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创新，它们作为大多数非法知识产权转移的目标也需要得到保护。大学有义务遵守现行的安全条例，以合理的方法支持条例的实施，并在怀疑有明显的间谍行为时，密切配合执法机关和企业研究合作伙伴。在这些层面上我们做的远远不够，并且学界将敏感知识产权向外国政府分享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我们能够，也必须加以改善。
然而与此同时，大学里只有极少数的研究会被归类为“机密”。事实上，现实恰恰相反。学术研究本应共享，才能促进人类的进步。突破性的医学发现、使全球数十亿人摆脱饥饿的农业创新、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都是以大学为依托，向外公开的研究成果。
因而，一个外籍人员无需飞越半个地球“潜入”我们的顶尖大学来了解我们最新的学术成果。除一些特殊情况外，他只需要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几个单词就可以在海外的舒适办公室或者宿舍里查阅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他还可以前往美国专利商标局的网站查寻相关专利保护申请书，上面对最近的创新成果提供了详细说明。
作为一个用了50年时间倡导言论和集会自由的人，最让我担忧的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可能还有学生自己，被要求监视那些国外来的学生和同事，这与我们的使命正相反。
一所大学的使命是创造一个鼓励思考、试验、创新的开放氛围。美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是因为它无与伦比的开放和多元。而我们的全部秘诀就在于我们吸引并欢迎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才，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或民族。
换句话说，美国的大学模式对于美国的国家竞争力来说是一个战略优势，而非阻碍。我们的管理者、教授和研究学者们不是，也不应成为美国执法机构的帮手。讽刺的是，FBI认为的我们最大的缺陷在我看来恰好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拥有上千名学生和教职人员来自150多个国家。我们作为研究型大学的管理者即使想要，也不能阻碍知识自由流动。也许正是因为大学的本质与系统审查的不同使得执法官员们即便来到学校也无法提供多少规范性指导，反而提醒我们应当保持警惕。
国外竞争者们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知识产权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对来到我们国家的外国学生采取监视行为是一种错误的解决方法。如果执法部门产生了合理怀疑，我觉得他们应当针对他们认定的造成实质威胁的“嫌疑人”进行监视，而不是以国籍来鉴别。
我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许多同事和两党合作的美国反知识产权窃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增加发放给美国高校外国毕业生的绿卡数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些国外学者中的很多人，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更愿意毕业后留在美国，为美国公司工作。这样他们也会为美国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做出贡献。但在目前的制度下，当他们完成学业后留在美国是很难的。他们带着从这里学到的知识回到本国，这些知识可能会帮助他国企业部署未来的商业战略与美国的企业竞争。
大学的使命是在广泛的议题进行公开、有力的研究。我们的高等学府更应秉持而非阻碍这个使命，因为正是这样的精神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国家。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哥大研究中心
英语版于2019年8月30日首发于《华盛顿邮报》，原标题No， I won‘t start spying on my foreign-born students。
本文来源：观察者网
责任编辑：
杨卉_NQ4978
